在起伏跌宕的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学术与思想的交流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以来逐渐传入中国，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体制化、系统性地引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并非简单的学术丰富，而可能对中国的文化根基、国家认同乃至政教之本产生颠覆作用。

一、唯科学主义的迷思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在矛盾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在救亡图存的迫切心态下，大规模引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试图以“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改造中国社会。然而，这一时期的学术引进深受唯科学主义（scientism）思潮影响，即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是获取知识的唯一正确途径，哲学、艺术、历史、宗教、道德、经济、社会等研究皆应遵循科学法则。陈独秀的观点颇具代表性，1920年4月，他在《新青年》杂志上撰文指出：“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我们的物质生活上需要科学，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离开科学也很危险。哲学虽不是抄集各种科学结果所能成的东西，但是不用科学的方法下手研究、说明的哲学，不知道是什么一种怪物！”【1】 

这种唯科学主义的倾向，使学界对西方学术的整体认识存在严重偏差。西方自然科学固然成就斐然，但其方法论存在“科学盲点”——即否定直接经验，忽视人的意识、情感与道德。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模仿经典物理学的研究范式，试图将人类社会现象客体化、数理化，从而忽视了人的精神世界。例如，经济学以“理性人”假设为基础，却无法解释文化道德选择；社会学追求量化分析，却难以涵盖文化传统的深层影响。以人类为研究对象又否定人的本质特征，这种内在矛盾导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日益走向过度数理化、去道德化和经院化，在解释复杂社会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 

相比之下，中国古典学术体系并未将客观与主观截然两分，而是强调“道始于情”，主张“人情以为田”（《礼记·礼运》）。先哲始终关注情感、道德与天地人伦的统一，如儒家强调“仁者爱人”，道家主张“道法自然”，皆以人与世界的整体性为出发点。在此意义上，中国古典学术体系避免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在矛盾。 

然而，在“五四”以来的激进反传统思潮下，学人未能充分认识本土学术的价值，反而被西方科学技术的刺眼光芒所蒙蔽，盲目追随西方学术范式，导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性逐渐丧失。 

二、西方学术的碎片化与中国大一统知识体系的冲突 

自17世纪伽利略、笛卡尔以降，西方哲学形成“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将自然界划分为第一性质（如质量、运动等可量化属性）与第二性质（如颜色、味道等主观感受）。这种二分法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使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由于远离人性本身，走向外物研究的分科化、碎片化。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各自为政，彼此割裂，难以形成整体性认知。 

这种分科化、碎片化的知识体系，与中国政教大一统国家要求的集成化、一体化学术格格不入。自秦汉以来，中国便形成了以经学为核心，诸子百家按社会功能相须为用的大统一知识体系。这里，经学不仅是学问，更是治国理政的根基。历代王朝皆以学校为施教之所，以大一统知识体系维系国家认同。如汉代“表彰六经”，唐代编纂《五经正义》，元代以后将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用书，皆旨在通过学术体系塑造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 

进而言之，大一统中国是政教统一的命运共同体。除了政治军事上的统一，还要有学术教化、文化层面的统一——除了早期以革命理论立政，还要在新政权成立后整合经学经典立教。北京大学哲学系王锦民先生在谈到清代举全国之力编纂《四库全书》等大型图书，“文化层面再行统一天下”时写道：“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建立之初，都有一个大规模的清理文化的行动，大多包括征集天下图籍、清点国家藏书以及编制目录这些方面的工作。这是一个政治宣示，一方面意味着国家从战争时期转入和平时期，崇武功转为尚文治；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新政权是植根在传统文化上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均皈依于三代以来的以儒家为核心的文化传统。”【2】 

西方国家的认同主要依赖宗教（如基督教），而中国数千年来则依赖学术与教化。若我们否定以经学为核心的古典学术体系，转而全盘接受西方分科化的哲学社会科学，将使中国失去立国的教化基础。今日中国高校的学科设置、学术评价体系高度西化，哲学、历史、政治等学科皆按西方标准划分，导致学者囿于狭窄领域，难以贯通古今。这种学术碎片化趋势，不仅削弱了中国学术的整体性，更可能动摇国家认同的文化根基，消解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内在的排他性及其对国本的威胁 

近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产生于殖民主义上升时期，其理论预设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将中国视为“停滞的帝国”，马克斯·韦伯认为儒家伦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此类观点皆隐含文明等级论，即西方文明是先进的，其他文明是落后的。这种排他性思维使西方学术难以平等对待非西方知识体系。 

所以，引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绝非简单的丰富文化，同时潜藏着对本土学术体系的否定。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在救亡压力下，全面批判传统学术，甚至提出“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等极端主张。胡适倡导“整理国故”，实则以西方方法论重新诠释中国经典；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质疑传统历史叙述。这些做法客观上导致学人对中国古典学术体系的自弃与自宫。 

若我们继续盲目引入排他性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并以其主导学校教育，会引发严重后果。中国古典学术强调“以政统教、以教辅政”，“经世致用”，而西方社会科学基于近代资本主义历史实践，在学术自由、学术独立的口号下铸就了资本主义的坚实意识形态。中国强调学术一元，西方强调学术多元。西汉董仲舒认为学术思想上的一元是教化成功的前提条件，他说：“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竟，同境——笔者注）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若体制上以西方学术取代中国本土学术，以多元代替一元，我们文脉相承的国家认同将被瓦解。 

失去学术自主性的民族，终将成为别人理论的注脚和政治的附庸！站在文明存续的高度，我们必须认识到：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虽有其可取之处，但绝不能体系性照搬。未经批判吸纳的西学引入，不是学术繁荣的福音，而是文化精神上的自杀！ 

我们应重新审视古典学术的价值，如经学的“为万世立法”的功用、儒家的自然伦理思想等，并在批判吸收西方学术的基础上，形成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哲学社会科学——若西方某些学术合乎中国的政治、教化原则，我们当虚心引入学习；若中国某些学术只会空谈性理，死守注疏，我们则当尽力抛弃之。晚清重臣张之洞在1898年问世的《劝学篇》中指出，不必一言一行都要从圣贤经典中找到依据，但一定不能违背圣典大义。如果心与圣贤的心保持一致，所作所为合乎圣贤的规范，以孝、悌、忠、信作为修身德行，以尊重国家元首爱护普通民众作为政教的根本，即使早晨使用蒸汽机，晚上在铁路上行驶也不妨碍成为圣人的弟子。如果愚蠢懒惰没有志向，徒说空话不切实际，孤陋寡闻不知会通，傲慢自大不知改革，让国家覆灭，礼义灭绝，就算穿着华丽的衣冠，说话平静沉着，天天勤奋地为经典撰写注解，口口宣传人性与天理，后世的人也都将责骂他，说他是尧、舜、孔、孟的罪人！《劝学篇·会通第十三》：“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汔机（汔机，汔，通汽，汔机指蒸汽机——笔者注），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如其昏惰无志，空言无用，孤陋不通，傲很（很，通狠——笔者注）不改，坐使国家颠隮（隮，jī，坠落——笔者注），圣教灭绝，则虽弟佗（弟佗，形容服饰华丽——笔者注）其冠，衶禫（衶禫，指语言无味——笔者注）其辞，手注疏而口性理，天下万世皆将怨之詈（詈，lì，责骂——笔者注）之，曰此尧、舜、孔、孟之罪人而已矣。”【3】 

唯有在不失自我的基础上，以我为主，容纳万流，方能取东西之精华，去东西之糟粕。返本开新，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如磐石般屹立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之上！

注释： 

【1】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收入《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王锦民：《古典目录与国学源流》，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30页。

【3】张之洞：《劝学篇》，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