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书磊，1964年生。河南原阳人.14岁考入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培训部主任、校务委员。著有《为什么远行》《重读古典》《我观世音》《杂览主义》等著作。他把文化作为信仰，媒体评价他是“两个世纪间的‘磊落书生’”。

    我把羊鞭扔进了黄河

    记者：有这样一个关于你的故事：你是从生产大队的广播里听到被北京大学录取的消息的，广播里喊着你的小名，让你去取录取通知书，你不相信，甩起羊鞭，冲着广播喊：别骗我，我不去。有这么回事儿吗？

    李书磊：有点儿失真（笑）。高考完了以后，我就回家干活儿了。那一天，我正在黄河滩上放羊，我姐姐拿着通知书去找我，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下子终于不用放羊了。我把羊鞭扔进了黄河。

    记者：故事里说：你上小学时连跳两级？

    李书磊：跳级是因为在班里学的东西我大哥在家里都教过我了,听课没意思, 就逃学。逃学被老师逮着，我就装病，装肚子疼，肚子疼不好查。老师告状到我家，我爸就和我哥商量，让我跳级，跳了级，课都是新的，都不会了，就不敢逃学了。

    记者：老师喜欢你吗？

    李书磊：不喜欢，还老整我。我被同学评上“五好”学生，老师却把我“拿”下了，我觉得很受伤害，天昏地暗。我上小学时的那个大队叫破车庄。一个大队有好几个自然村，同学们都不是一个村子里的，两拨儿小孩儿有时见了面就大声咳嗽，谁咳嗽得厉害谁就是爷爷，因为老爷爷都咳嗽。往往咳嗽末了就动起手来。我也参与，但不是主力，是出主意的。我出生的村子叫刘庵村，和我上学的破车庄一样，都在黄河滩上。黄河出现在文章里往往很神圣，但小时候对我来说黄河就是我家门口的一条河，是我饮羊、洗澡、逮鱼和打水漂的地方。黄河有时发水，会淹死人；当然不发水的时候也淹死人。淹死人吓坏的只是爹娘，吓不坏小孩儿。各家的父母用粉笔在小孩儿的背上画上圈儿防备他下水，但这也好对付得很，等凫完水再让同伴用粉笔将圈儿画上。相比之下，我是比较让我妈省心的，我属于小孩儿里的文人。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生活还是很高兴的，过日子受穷都是大人的事，小孩儿也不知道作难。最愉快的还是自己看书。我把家里的书都看了一遍，《林海雪原》《西游记》《红楼梦》，能找到的我都看。当时我最喜欢《西游记》了，看了就学孙悟空，撅断我们家后院的小树，把皮剥了，当金箍棒。

    记者：你14岁考入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之后，又读硕士、博士。在北大的这十年里，一定有不少热闹的事情发生吧？

    李书磊：在考大学之前，我在人民日报上看见一幅照片，是北大中文系工农兵学员高红十和她的同学在讨论长诗《理想之歌》的写作。高红十与《理想之歌》，我当然仰慕得很，但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诗，也不是诗人，而是他们围着的那张桌子：桌子有光可鉴人的桌面，他们的影子映在上面，在我眼中，那太漂亮了，太高级了。这桌子极大地打动了我，使我对北京大学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之心。

    在北大读本科，同班同学教会我很多东西。他们大都是高中毕业后闯荡过一阵子的人，工农商学兵五行八作的人都有，他们带到班上的简直是一部中国社会史。我的同屋有一位河南同乡叫赵建庄，他甚至还在中国北方流浪过几年。因为得罪了大队书记，书记准备把他抓起来斗争，他闻讯出走，在唐山、北京一带打小工糊口，也算是开了当代民工流动的先河。他出门时随身携带的行装是一部《红楼梦》。有一次他睡在唐山火车站的广场上被警察半夜踢醒，搜他的行装，搜出一套《红楼梦》，警察就说你接着睡吧，看你读这样的书也不会是坏人。赵建庄五大三粗，是个壮汉，能如此沉迷于宝哥哥林妹妹堪称异数。他自己也写诗，是楼梯式的，有一首开头是“我/白杨/ 高高生长/ 邙山上！”我还看过他在流浪途中写的一首词，是言志的，结尾是“何时杀尽害民贼，于国于家无愧”。可以看出他没有太多文才，但是条好汉。他后来改学了法律，大概是要圆“杀害民贼”的梦。再后来他去了美国当律师。同班同学既是各路神仙，他们之间难免有明争暗斗，但他们对我都很爱护、很教导；他们之间也谈恋爱，甚至已经结婚的人也有些秘密的爱情，毕业很多年后我才吃惊地听说原来谁和谁还有一手。同学们的经历与见识使我很快摆脱了中学时代通过报纸、课本认识世界的偏狭，加上当时正如火如荼的思想解放运动，我的思想与心智在不断的惊愕中进步。

    人不能在流浪的心境中度过一生

    记者：你的专业是现代文学，不是古典文学，那些年，你却每日与古书为伴，最初的动因是什么？

    李书磊：1989年冬天到1991年冬天，我在北京西郊赁屋而居。那两年间，我很少说话，只是在窗下读古书。读到感动之处，就特别想找人聊一聊，但没有人，我就把心得写成札记。有一天傍晚，我走出家门，门外正纷纷扬扬地飘着大雪。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艾青的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站在雪地里，不知为什么，我竟泪流满面。

    其实，重读古典的最初动因就是一种情感需要。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人过了25岁，沧桑感就有了，漂泊感也有了。年轻的时候，凭青春力量四处闯荡的那个阶段结束了，情感的浪漫主义也结束了。这时候，就特别需要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情感的皈依。追根溯源，对于国土的情感，对于中华民族的情感，包括对于中国经典和汉语的情感，才是我们真正的精神寄托。

    说起来很有意思。我们从小就经历批林批孔，批孔，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到了上世纪80年代，通过文学批评，我们又重新张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立场。似乎可以这么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是在批判中国古典中度过的。但这个东西有些奇怪，你越是批判她，你和她的渊源就越深，了解也越深，感情也越深。实际上，当我们真正作情感选择的时候，她就成了我们的寄托。

    记者：在别人眼里，你是位学有成就的学者，那么，你为什么总说自己时不时会陷入一种惶惑？

    李书磊：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一直摆脱不了一种时过境迁的隔世感，仿佛是忽然间闯入了一个陌生而又不定的世界和时代，于是也就陷入了迷惘与惶惑。人过了30岁，日子也随着年龄一道急速地奔驰而去，紧迫感是越来越强烈了。我想，人一辈子也就活到80岁吧，我已经过了几乎一半了，而且最后的一段，会衰老到不堪的程度，真正的壮年已经没有几年了。有时候半夜醒来，突然想起这事儿：想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做，真正的学术构建还没有完成，年轻的时候、二十多岁的时候希望的——能写出一两部传世之作，也还离得挺远。我心慌了，这种心慌，这种紧迫感和半生过去事业未成的惶惑，拧在一起，时时缠绕着。

    记者：你已经写了九本书，这些书的出版是不是对你十多年来人生经历的一次清点？

    李书磊：可以这么看吧。时到如今，我想该是我消除异己之心，将此时此世视若命运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在流放和流浪的心境中度过一生。

    记者：从放羊娃儿，到北京大学的博士，再到中央党校的教授，这样的人生经历，既简单又精彩。在这样的过程中，你一定有不少感受吧？

    李书磊：命运的变化是无常的。我算是幸运的——能赶上高考的机会，能考上北大。在此之前，到县文化馆做临时工，就是那时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出路了。许多比我优秀的人经过那么艰辛的打拼，没有被选择出来，没有被社会接纳；还有许多人，走了那么多坎坷的道路，好不容易拼出个天地来了，又被“双规”了。这样的事儿，你看多了，对人生就有理解力了，对他人也就会有同情心了。

    人的觉悟是无限的，因为人的经验世界和精神能力都是无限的，人生也因此具有了无限的魅力。明朝的徐渭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乐难顿断，得乐时零碎乐些”，就是说，你要想一段时期内不受苦，也没有烦恼，全是高兴事儿，那不可能，所以有高兴的事儿就赶紧高兴。下联是：“苦无尽头，到苦处休言苦极”，痛苦的人实在是痛苦不堪，而且看不到尽头，然而当你最痛苦的时候，你也千万别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受苦的人，因为还有比你更痛苦的人呢。

    在逆境中寻找乐趣，哪怕是纯粹受苦，你也应把它当作是一种锻炼、一种磨炼——我觉得，这样的状态才是健康的，它能让人更达观，换句话说，这就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吧。

    我为青年喝彩，我为青年担忧

    记者：你是研究现代文化史的，对于文化的变迁，你一定会有特殊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什么？

    李书磊：从晚清开始，中国社会其实一直经历着文化变迁。梁启超、鲁迅，他们经历过这种变迁， 我们也正在经历这种变迁。从经历变迁的这种命运上看，我们和前人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们的心态却和前人大不一样了，我们更复杂，也更惶惑。比如，对于现代的态度，鲁迅是一心求新的，在抛弃传统、追随现代这个立场上，他非常坚定，也义无反顾。 今天，我们也在追随现代，对现代性的认可也与鲁迅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由于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较之从前，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我们就有了一些新的困惑、犹疑和内心矛盾。比如，现代生活方式过分被消费主义所左右，尤其是被对物欲的无限追求所左右，文化变得越来越娱乐化，越来越远离人真实的精神生活。对于此，我感到不适，感到忧虑。

    我的另外一个忧虑就是现代性所带来的暴力倾向。 这件事说起来似乎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但实际上研究现代化史的人，他们对现代性和力的关联是认识得非常清醒的。在今天，技术的发展实际上给毁灭性战争提供了条件，而现代文明的约束力量又不足以规范、制约、驯化人的暴力冲突。中国古代有一句话：“胸怀利器，杀心自起”。“9?11”及其带来的冲突就是一例。无论是恐怖主义表现出的那种残忍，还是那种不加掩饰的暴力征服欲，都让我有一种不祥之感，更引起了我对现代性本身的怀疑和忧虑。

    记者：这一代青年人也同样经历着文化变迁，这个变迁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书磊：当然体现为文化的代际更替。最近一段时间，年轻的一代人越来越显示出他们巨大的能量和引导社会的力量。尤其是信息化以来，几乎所有的最有前途的新兴行业，年轻的一代都成了它们的骨干。原来的那种由老年人主导的社会，现在已经变成了由年轻人主导了。高科技产业，信息产业，这么年轻的人，掌握这么多的财富，掌握这么大的权力，掌握这么多的社会资源，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我看过一些父辈写的文章，他们特别崇拜自己的子女，完全在文化上投降了。在我的身边，我也看到儿子、孙子挣的钱比老子的多几倍、十几倍。年轻人掌握核心技术，这有利于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但是，他们与传统没有很深的过从，他们与人类文明伟大的传统相疏离，也不知道他们能把社会引领到什么样的状态。不管怎么说，他们有他们的使命，我们有我们的使命，我要坚持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立场。社会有主导力量，也应该有校正的力量，并且，最好能形成合力，这样，社会就比较健康了。

    记者：你能不能说得更详细些？

    李书磊：我们这一代人有我们的崇尚、趣味与目标，与更年轻的一茬人不尽相同。我们当然会受他们的影响，但我们也要努力去影响他们。我们当然要理解、顺应时代潮流，但我们也很难去趋奉时尚。趋奉时尚自己就不是自己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尊严与文化责任，最好是各行其是。

    记者：你刚才说到传统，你觉得传统在今天意义何在？

    李书磊：伟大的传统凝结着人类的经验、情感与智慧，从来就是人类生存的佑护力量。在今天文明发生剧烈变动的时刻，我们格外念起传统的可贵。我们这一代人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守护传统，包括古典传统与现代传统。一方面是通过对中外文化经典的重温来亲近传统，一方面也通过新的文化创造来延续传统，让传统在当代的人群中复活，成为今天生活的组成部分。伟大的传统会使我们内心丰富起来，强大起来，使我们有所敬畏，不轻妄，增加我们人生的深度和质量。对传统的集体性遗忘是危险的，所以知识分子有责任向年轻的一代解说经典，解说传统，用他们能够理解、喜爱的方式展示经典及其精神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