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赵孟頫的书画俱佳。他在绘画由宋代的写实趋向元代的写意进程中贡献甚大。他山水、花鸟、鞍马、人物诸画兼擅，尤其在山水画方面继往开来，将纸本山水画的“干笔皴擦”的技术推向成熟，对此后文人画的发展影响极其深远。但这并没有掩盖他在人物画上取得的成绩。

　　《红衣罗汉图》纵26厘米，横52厘米，纸本，设色。现藏辽宁省博物馆。图绘一着红色袈裟的僧人，盘膝端坐在嘉树下的坡石上。此僧浓眉深眼，大鼻隆突，胡须络腮，肤色黝黑，一看就不像是汉人。其目光深邃，面容慈祥，左手向前平伸，掌心向上，似在说法布道，而头后有光环，则显示此僧已经得道修成，是一个了脱生死的罗汉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僧人，而是一个来自印度的罗汉。

　　“罗汉”是佛教梵文的音译，也译作“阿罗汉”，是佛陀得道弟子中修证最高的果位。佛经《法苑珠林》四十《罗汉部》谓：释加牟尼的弟子中称“阿罗汉”的有舍利弗等十六人。佛经记载，佛陀临涅槃时，嘱咐十六阿罗汉，自延寿量，常住人世间，游化说法，作众生福田。可知罗汉应该是印度人。佛教传入中国，在中国的寺院中常供奉有“十六罗汉”、“十八罗汉”和“五百罗汉”等造像。然而随着佛教在中国广泛、深入的传布，渐渐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相融合，越来越本土化。至吴道子画的《天王送子图》(宋代摹本)，释加牟尼的父母净饭王、摩耶夫人以及身边的大臣、宫女，已经完全是汉人模样。赵孟頫有感于此，在《红衣罗汉图》中描绘的罗汉，就完全是印度人的相貌。他在画卷后自题：“余尝见卢楞伽罗汉像，最得西域人情态，故优入圣域。盖唐时京师多有西域人，耳目所接，语言相通故也。至五代王齐翰辈，虽善画，要与汉僧何异？余仕京师久，颇尝与天竺僧游，故于罗汉像，自谓有得。……”

　　此图作于元大德八年(1304)，赵孟頫五十一岁，正当壮年，故笔墨精良。他倡导“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体现在这幅画上，他沿习了唐宋人重写实的传统，既画罗汉，必以“天竺僧”为模特；又选择唐画的重彩法，袈裟、座垫、僧鞋的稍加变化的硃红色，在赭色的树干、石绿色的坡石映衬下，分外耀眼，而又庄重端丽、不落俗套。罗汉的脸部刻画精细，而衣纹的勾勒则遒劲飘逸；背景大树枝干挺拔，藤蔓缠绕，坡石堆叠错落，圆匀稳重，两者的勾、皴简练而用色浑穆，将宋以来已经非常成熟的山水画技法融入严谨的盛唐重彩人物画中，这正是赵孟頫的高明之处。

　　此图长期藏于清内府，后被溥仪盗出宫外。日本战败，溥仪仓皇出逃途中丢弃于山路。后被解放军于吉林通化的大栗子沟中发现，1951年移交给东北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