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福建籍遗民史家郑郊前半生在明朝，后半生在清朝。初成于崇祯末年、终定于康熙初期的《史统》是一部以阐明中国历史之统为主旨的通史著作。《史统》提供了一种哲理化的中国历史解释模式，洵可称为晚明理学化史学代表作。惜因未刊，近代以来，所知甚鲜。本文以《史统》的中心，对晚明通史编纂有关问题，作了发散性的思考。
史学思想史如何做？我认为，谈史学思想，离不开国家思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国家思想，国家思想是一个时代的主流思想，它往往制约着其他思想的存在，史学思想正是如此。在这种状况下，一个时代的史学思想，主要有两种：一是与国家思想合拍的主流史学思想，一是与国家思想不合拍的异端史学思想。这应是我们考察一个时代史学思想的两条主线。从进化论的眼光来说，进步的异端史学思想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不能因此否定主流史学思想的存在。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研究，存在着两把尺子现象：于当代，肯定主流思想，否定异端思想；于前代，肯定异端思想，否定主流思想。这恐怕是需要重新检讨的一个观念。历史研究强调历史主义，强调理性思考，应尽量减少感情色彩。用明末清初学者方以智的话说，“经以穷理，史以征事，设身处地，自忘其心之成见而体之，乃能灼然天下之几，而见古人之心”[1]。
明代社会的国家思想是理学思想，自然，明代社会的主流史学思想也是理学化的史学思想。研究明代史学思想史，无疑应把握明代主流史学思想的演变轨迹。明末清初是传统中国较为多元的时代，史学及其思想，也表现出多元特色，实学思想、复古思想，甚至启蒙思想，纷纷登场，好不热闹[2]。后人往往只注意这种进步的趋势，似乎中国社会真的走上了近代之路。其实，我们不要忘了，当时社会的主流史学思想还是理学化史学思想。这是为后人所忽视，但又不得不注意的一条线。遗民史家郑郊撰写的《史统》，无疑是我们观察晚明主流史学思想存在的一个典型案例，这是我们选择郑郊《史统》研究的理由所在。
《史统》一书，今惟上海图书馆有一部清代抄本。此书长期沉睡书库，至今未有专文就其学术意蕴加以阐述。笔者曾就相关的明代通史编纂模式问题作过专题研究[3]，但也未及此书。今拟以《史统》为中心，对明代通史编纂中的主流性史学思想问题，作一专题考察。
一、 认识论视野下的通史编纂
以20世纪的眼光来看，通史的编纂，自是一个时代史学发展的重头戏。刘知几曾坚决反对编通史，他的理由无非是嫌重复。其实，史学是一种现实与历史不断对话的认识活动。时代越往后，人们越需要重新整体地认识以前的历史，“通古今，明兴亡，审出处，示惩劝”。这样，重新编纂通史也就是必不可缺的活动。刘知几以后，通史编纂越来越为人所重视，正验证了这个道理。
明代的通史编纂，嘉靖之前，以纲目体为主；嘉靖之后，开始有综合体通史的编纂。嘉靖、万历时期，有不少学者投入到了通史编纂之中。嘉靖初年，有安都《十九史节略》470卷。嘉靖末年，有邵经邦《学史会同》300卷、唐顺之《左编》、吴珫《史类》600卷等。万历初期，写通史者也有几家，如邓元锡《函史》、魏显国《历代史书大全》、李贽《藏书》、袁黄的《袁氏通史》1000卷、许孚远的《续麟正史》。万历以后，则有张萱《西园汇史》、《西园史余》，郑郊《史统》。“近代从事于史学者，固有其人矣”[4]，这个考察是正确的。从当时通史编纂体例来看，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续、仿郑樵《通志》，如邵经邦《弘简录》、邓元锡《函史》、郑郊《史统》；二是按时代顺序，节略二十一史纪传，明人称为“约载”[5]，如《十九史节略》、魏显国《历代史书大全》、马维铭《史书纂略》；三是分类体通史，如唐顺之《左编》、《袁氏通史》。这其中，《通志》无疑是他们学习的榜样。《弘简录》续《通志》而作，《函史》仿《通志》而作，《左编》则改编《通志》而来。《左编》是明代综合体通史的祖本，其他的几部通史著作，如《函史》、《藏书》、《史书大全》之类，都不同程度上受其影响。
通史有用，但要做好不容易。郑郊说：“故汇中而核之者，精之也，精于人，精于理，精于事，精于文，便览读也。已抑扬取去，非得失，存世戒也，弗精则无为贵汇矣。”[6]提倡汇史贵精，这是可取的史学编纂思想。可惜，明代的通史编纂，学术化程度不高，多表现为“汇史”。不过，综合体通史，《史记》以后，也就《通志》，其他鲜能成功。明代有这么多的综合体通史，已很不错了。
明代中后期，产生了那么多通史著作，这种现象如何来理解？综合体通史的出现，是明代中叶“二十一史”重新受人注目后的产物。在理学统摄一切的宋明时期，汉唐学术文化遭到了否定，传统的经史文本鲜有人注目，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文化断层”。至明代中叶以后，在外部经济社会思想的变化、内部学术自身否定之否定规律双重作用下，出现复古思潮，经史文本又受到了人们的青睐。不过，“全史”篇幅太大，一人精力有限，难以遍览，于是有人开始删繁就简，编纂通史。郑郊说：“汇史之述，以全史浩漫，中才以下势难卒业；且其中义例不当，畔教悖理，滥也尚矣。”这是说，通史的编纂，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提供简明的通史读本，让普通士人有个历史读本。二是为了解决编纂指导思想问题，借改编之机，写出更符合时代思想口味的通史作品，为时代政治服务。除了共同性的通史要求外，这里关键的是史家不同的主体重构理论。从认识论角度来说，历史研究是一种历史认识活动，历史编纂是一种主体重构活动，史著的编纂有一个不断重构的规律。史著的不断重编，主要取决于史家对历史的主体认识。史家作为史学认识主体，由于时代、史观、知识结构、思维方式诸多不同，对前人编纂的史著不满意，于是就产生了重编动机。明代的通史编纂，从史学思想来考察，唐顺之、邓元锡、邵经邦、吴珫、许孚远、魏显国、张萱是一派，他们的史学思想是主流的理学化史学思想，而李贽表现为异端的启蒙史学思想。“荆川《左编》，乃以评隲品类；李贽窃取，标新见奇，銛锋所趋，巧言偏词，忿设无由，是非何能不纷纷耶？邓潜谷《函史》，盖欲随而维之”[7]。称《左编》按照评判标准分类，《藏书》标新立异，“议论颇见责于儒者”，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不过，说《函史》想弥合《左编》与《藏书》之间的对立，可能是误读了。《函史》和《左编》间有否有关系？《左编》刊刻于嘉靖四十年（1561），其后几年，正是邓元锡开始作《函史》时间。从时间上考察，它们应该有关系。不过，《函史》和《藏书》间恐没有直接的关系。《函史》成书于隆庆五年至万历二十年（1571－1592）间，《藏书》成书于万历十年至二十七年（1582－1599）间。也就是说，《函史》写作时间早于《藏书》。所以，说《函史》弥合《左编》、《藏书》之偏差是不正确的。至于说《函史》水平“度越”《左编》、《藏书》，这也是郑郊作为明朝人的评价。
从实际成书来看，明朝的通史编纂，在郑郊之前，主要是唐顺之《左编》、邓元锡《函史》、李贽《藏书》三种基本模式，郑郊最为关注的也就是这三部通史著作。他对三种通史模式进行了认真的批评。“本朝若（唐）襄文之《左编》，邓氏之《函史》，大底皆祖《史记》。《左编》留心治乱，然义例多舛。……李卓吾因是编以成《藏书》，而是非颇谬，欲以黄老之道废圣人之大中至正之学，不足谈也。潜谷先生学术醇深，《函史》一书，功大力宏，精矣，其失也侈。夫以一人之心而欲合《尚书》、《春秋》之义，该纪传、编年之体，大书小书，尽人尽物，直欲令三千年人物、度数、文章尽于数十部书中，不亦侈乎？且已作帝纪矣，凡大臣、大政既已入帝纪之中，又作《大臣谟》。……大臣贤者，如汉之公孙弘，唐之狄仁杰、裴度，宋之李纲之流，先生既微抑之，不欲与于大臣谟烈；又心惜之，不欲列之名臣，止附之帝纪之内，是矣。然秉均奸臣如汉之董卓、梁冀，唐之李林甫、义甫，宋之丁谓、王钦若、秦桧、史弥远之徒，亦皆附之帝纪，虽叙事中邪正自见，然于体制则无别矣。余观先生述作之功，是是非非，理明义正，不袭不悖，知其于道深矣。先生高风远韵，既为有明有数人物；而《函史》一书，亦为天地间有数之书。……予于《函史》不揣仰同者十之三、四，其不同者十之五、六”[8]。郑郊这段史学批评，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说《左编》、《函史》祖《史记》，这个观点，只能从综合体通史风格来理解。讲《左编》“留心治乱，然义例多舛”，这个评语是到位的。第二，说李贽想以黄老之道替代唐顺之的治乱思想，这个判断是不准确的。李贽实际是以启蒙史学思想代替理学化史学思想[9]。第三，说邓氏是“有明有数人物”，《函史》是“天地间有数之书”，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检明清学人对邓元锡及其《函史》的评价，也就郑郊此论最高。第四，郑郊推崇《函史》的通史构筑模式，但不完全认同。他觉得《函史》存在“侈”、“体制则无别”二个弊端。他想在《函史》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明代的通史编纂事业。当然，《藏书》是一种异端史学模式，自不在考虑之列。真正对郑郊作《史统》有影响的是《左编》与《函史》两书。对《左编》、《函史》的肯定与批评，就形成了郑郊设计《史统》的新思路。
遗憾的是，郑郊在这里没有讲清《函史》的“本天以立例”特点。《函史》体系的最大的特点是从天人合一角度探讨中国历史的演变。邓元锡在宋人基础上，首次提炼出治统与道统两大体系[10]。这种思想，为晚明人所接受，如叶向高就说，“宙宇间惟治统、道统相提为两大事。治统紊则乱贼肆，道统紊则异端猖狂，其害均也”[11]。
二 、“主于明统”的《史统》
明人用统论解释中国历史，始于《函史》，但邓元锡不免还有点遮掩，所以称之为《函史》。到了郑郊，就公开打出了“明统”旗号，称之为《史统》。中国历史上，有过类似的《史通》，不曾有过名为《史统》的作品。
郑郊（1612～？），字牧仲，晚年自号南泉道人，福建莆田人。父郑泾，以讲学名海内，博学，攻古文辞。郑郊7岁便知诵《毛诗》、《史记》，这为他以后编通史打下了基础。年20余后，非常喜欢古文、诸经、子、百家言。六经以下，无不研究。曾到铜山，随著名学者黄道周学习。据郑郊自己说，他爱静，尤喜欢坐到深山里，一坐就是七、八年。又爱干净，“夙夜洒扫几案，上下纤涯不栖”。坐在桌前，点一支香，捧一本书，悠哉悠哉地看书。性格“疏爽，轻财好施。喜亲名贤，虽倾性命事之，无所惜。至浮名虚誉，则心厌之”。读书之外，什么不管，“断绝人事，刀贝、金钱皆不入其舍”。如此，生活越来越清贫，“衣、食恒不可得，妻、子饥寒立骨”，但他却不管。世间俗人多把他当作狂士，离他而去[12]。崇祯八年（1635），24岁，始为诸生，食饩。崇祯十七年（1644），34岁，为督学郭子奇、李长倩所赏识，拨置第一，与弟颊同贡于朝。时直明朝政府风雨飘渺之时，自然不可能出仕。南明初期，与著名抗清志士徐孚远、夏允彝定交。顺治三年（1646），福建的唐王政府跨台。失望之余，郑郊奉母携弟郑颊遁荒，隐居莆田的壶公山南泉，坐在几间老房子里，过上了遗民生活。此后30余年，足迹不及城市，惟以著书自乐。晚年曾著《明易》、《订说》、《诗函》、《精义》、《南华十转》、《水书》、《偶笔》、《寓骚》、《折衡》及禅诗文若干卷等，可惜多未及刊刻，今传世不多。
郑郊“所观载籍极博，好考境是非”，曾著《古论》数十篇[13]。此书成书年代不详，可能在作《史统》之前。这一部书，确立了郑郊对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的基本看法。此书不少内容，后来体现在《史统》之论部分。由《古论》，进而《史统》，这标志着郑郊走出了为论而论的模式，走上了以论带史的道路。《史统》始于崇祯九年（1636）七月，十七年（1644）九月，初稿完成。这8年时间，正好是郑郊做诸生时期。成书前一年，即崇祯十六年，请著名学者方以智写了序。书成后，适遇明清更替，书未及刊刻。清初，郑郊以遗民自守，“乃出其家赐书，复贷诸亲朋，得二十一朝正史、稗史，与夫六籍、百家之言”[14]，继续修订。康熙十一年（1672），郑郊60岁，《史统》最后定稿，朋友及自己替此书作了序。康熙十三年（1674），郑郊又作了凡例。时年62岁，《史统》算是最后定稿。“深山布衣，既无朝廷之力，又鲜宾客之助”，完成《史统》一书，确实不容易。此后事迹不详，因为生活在深山之中，与外界断绝交往，所以，外界也不知道他精确的卒年，大体卒于康熙中、后期。《史统》也由于经费等原因，未及正式出版。当时不少学者，起码在福建学人圈里，是知道有这部书的。所以，福建学者黄虞稷编纂的《千顷堂书目》有其书，但《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没有收录。今惟上海图书馆有清代“好古堂”抄本24册，略有残缺。“好古堂”是郑郊抑别人书堂名称？这个抄本是如何保存下来的？这些版本学问题，由于缺乏相关参考资料，只能留待以后再研究了。孤本传世不易，我们希望有出版社能将此书影印出版。
《史统》体例杂合《左编》、《函史》而来。《史统》的基本框架结构是治统与道统。最后有隐逸、方技、附纪三部分。《史统》始唐尧，终大元，共有5表、21纪、2205传、14志、17附记，系以论赞之言。《史统》只有纪传，不写制度，这有作者自己的考虑。“前代礼乐制度，详具《全史》、《通典》、《通考》、《通志》诸书，今不赘陈”[15]。人详我略是一个因素，制度通史难写也当是一个因素。
《史统》是一部理学化史学范型的通史著作。郑郊历史思想，有较浓的理学色彩。他对历史学性质是这么定位的，“史者，穷理尽性之书也”[16]。这是一种典型的理学化史观[17]。郑郊还片面地将史著的首要任务定位为辨统。“《春秋》者，圣人之辨统之书也，不以威势强弱为得失。……自孟子以后，圣学湮塞，作史者不明天人大道，徒以一时诈力成败为得失[18]。这段话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春秋》是一部“辨统之书”。弦外之音，《史统》也是一部以《春秋》为效法榜样的“辨统之书”。在郑郊等理学化史家看来，孟子以后传统史学的衡评标准是相对的，“徒以一时诈力成败为得失”，不值得提倡；只有永恒的、至高的“天人大道”，才是应该提倡的历史绝对衡评标准。辨统，正是郑郊编纂《史统》的核心目标所在。
不同的历史解释理论，产生不同的编纂模式。《史统》是从天人关系、治统与道统关系的变化来观察中国历史演变轨迹的。郑郊认为，历史是“道”的演变史。“道者，所以传天地之终始者也。天地不知其所以始，则亦不知其所以终；而能知其终始者，道也。昔者圣人传古今也，略于传事而详于传道。以为道者，事之所从出焉者”[19]。“道”到底是什么？“道”统摄天地历史的终始，人类社会自“道”起步，也自“道”终结。冥冥之中，这个“道”可以控制人类社会的发展，这和西方哲学家提出的“绝对精神”已有相似之处。郑郊进一步提出，“道”不是完全抽象的，它有具体的载体，这就是“统”。统的表现，或治统，或道统。郑郊认为，道的离合，决定统之分合，“帝王之兴，应五运，得天统；与闰位、沴气，皆不能别逞私臆雌黄”。他研究历史，“主于明统”，“辨运会之偏全，明阴阳之离合”[20]。按照这个理论，《史统》的体系构筑，有几个特点：
第一，治统分档次。郑郊从天人离合关系出发，将中国历代政权分为正统、正而不统、统而不正、不正不统、正统之变五大类。“正统”为“前三代”夏、商、周、“后三代”汉、唐、宋。“正而不统”是指西周、东周、蜀汉、东晋、南宋。“统而不正”是指西晋、隋。“不正不统”，是指魏曹丕、吴孙权、宋刘裕、齐萧道成、萧梁衍、陈朝陈霸先、梁陈外荒、五代列国、五代割据列国志。“正统之变”指秦、元。每一朝，大体上分世纪、大臣、大将、藩臣、名臣、后妃、贤女、宦官、外荒几部分。“故于离合之间，首列正统，以为天人之所应顺者。次列正而不统者，重世及也。其所以次于正统者，所以示运会之离合，举其实以示后人，使后之为人君者，凛然知天命之去来无常，而保先业之不易也。然而正而不统，则必有诈力之雄，裂其疆幅而有之，而后祖宗之大业遂分。新造之兵威，与退守之气势，强弱不齐，尚矣。……次列统而不正，所以抑之，出于正而不统之下也，见诈力之不知名义也。不正不统，又抑下之，诈力之不如诈力也。正统之变，抑又下之，出于诈力仁义之外者，天地之大变也”[21]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一段话，可以发现，郑郊优先考虑的是人统是否合乎天统，坚决反对人们用“诈力”取得政权。天人相应，人统合乎天统，就是正统。否则，按天人相离程度，依次为正而不统、统而不正、不正不统。至于变统，那是儒家仁义、权臣诈力之外的少数民族掌握的政权。这是郑郊从“阴阳五行自然离合”变化中总结出来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此皆阴阳五行自然离合之道，非予一人之私见也。明乎予说，则古今正统之论，可以□然而无疑矣”。这个理论在今天看来是先验、唯心的，但在当时，代表了郑郊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水平。
第二，“严中外之辨”。夷夏关系向来是汉族史家编纂中国历史文本时考虑的一条重要原则。郑郊按内夏外夷原则，将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列为“外荒”。“荒，必为中国大患者，乃录之”。如东晋之五胡、南宋之女直。“荒服虽盛，中夏正统一日未绝，亦当严内外之辨”，这体现了时代特色。在满族由关外而入主中原的年代里，郑郊写《史统》，不可能不讲民族主义史学精神。这也是时代特色。
第三，尊师统。《史统》于“道统”分师统、儒统、诸统三大部分，而尤重师统。“自有人道以来，尧舜三代以君道正庶物；而师道之盛，实始宣圣。师道如天，高而虚；君道如地，大而实。故君有土，而师无位；然君不得师则无以成其君。此天地之大经，生人之所以立命者。予于师统，一本于天地之至道，条贯统绪，颇具微意，以俟百世”[22]。朋友也谈到了这点，““君道、师道并出而维宇宙，而师道则又所以维君道者。三代之运将终，首出股肱，其道其德其才，不能尽合于古，于是上帝降而诞于东鲁，是为仲尼。持名教，笔六经，以教天下万世”[23]！君道、师道并出而维宇宙，而师道则又所以维君道者，这就是郑郊所理解的治统与道统关系。
第四，“宪君子而贱小人”。人是人类社会的主体，人的评价，自然也是历史编纂的核心内容之一。在理学思想的影响下，宋明尤其是晚明时期，社会上十分讲究君子小人之别。这种君子小人理论，也流渗透到历史人物的评价与史著的编纂之中。郑郊说：“余意古今人才，唯有君子、小人二者不容混杂。其余从政，各有作用”[24]。何谓君子？何谓小人？郑郊对此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天地之来阔矣，数千百年之中，乱多而治少，小人多而君子少，夫均是人也。何以辨其为君子、小人哉？以天下为心，以纲常为命，以性情道德为治，以诗书礼乐、仁义廉耻为日用饮食必不可已之事，夫是者谓之君子矣。以势利为心，以苟得为命，以妻子、田园、刀贝、珠帛为治，以谗谄险诐无耻为日用饮食必不可已之事，夫是者则谓之小人矣”[25]。可见，郑郊君子小人区别的标准，就是儒家的义利。以天下为己任，追求道德，就是君子；以势利为心，追求物质利益，就是小人。如此完整的君子小人定义，在晚明时期不多见。“是书大旨，原在采古今之善恶，使君子小人之黑白昭于千世。至于官爵崇卑，此一时遭遇也，代有□革，不足详述”[26]。“使君子小人之黑白昭于千世”，这是郑郊作《史统》的使命之一。
传统史学中，主要有史记派、春秋派、考据派三大流派。郑郊总的说来是理学化史学派，但不完全相同。宋明理学化史学属于一种价值评判性史学，他们的历史评判，主要集中于对历史进程与历史人物的评判[27]。在历史进程上，讲究道统论；在人物评判上，讲究君子小人的区别。而这两种评判的核心标准是“圣人之道”，也即理学。如果我们的分析不错的话，那么《史统》就是一部典型的理学化史学作品。
不过，毕竟时代不同了，郑郊的理学化史学思想，也有不同于前人之处。理学化史学的高峰期是南宋中期至明代中期。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复古主张的深入人心，汉唐传统学术精神开始占居学坛主流。在这种情况下，郑郊坚持走理学化史学道路，不可能不打折扣。《史统》的变化之处，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史统》力图合春秋派与史记两派精神于一体。“《春秋》一书，自是圣人造化心手，开辟以来奇作，非后人可僭拟。探其笔削之道法，以剖断诸史，足矣。若必貌其皮毛，亦欲寄一字于褒贬之中，时势既异，情理俱乖。苏氏有言‘一规一矩，一准一绳，足以制万器’。后之人其务希迁、固实录可也，慎无若王通、陆长源辈，嚣嚣焉宜且僭，则善矣”[28]。这段话表明，郑郊反对形式上的模拟，重视从精神实质上学习《春秋》，“探其笔削之道法，以剖断诸史”。同时，也提倡传统史学的“实录”精神。如在三国正统问题的处理上，就有所变化。“陈寿、司马温公以魏正统，既失天理之公；而《纲目》帝蜀，又微失轻重之平。今一准《春秋》之法，据其事而书之，庶几无憾”[29]。
第二，在人物写作上，反对完全的道德化，要求写出人的自然属性、精神丰采。“然欲以三代纯德退汉、唐、宋人物，其意盛矣，抑气运不齐，人才各异。今欲齐以三代纯德，则失其自然之道矣。史家叙事，当如写生，各貌其人之精神面目而出之，足矣。若欲增损五官，易其妍丑，则非矣。况萧、曹、房、杜，器量淹远，有之纯德，恐亦未也。萧、曹可以居于大臣，而霍光、狄仁杰不与焉，此予之不解者”。《函史》以“三代纯德”进退历史人物，在郑郊看来，有失“自然之道”。“史家叙事，当如写生”，这是郑郊史传文学观念的一大进步。
第三，在史传文学上，提倡学习《史记》，但反对机械模拟《史记》。“文章各有机杼元气流行笔墨之间，岂必步步太史公、班兰台之皮貌套调？庸人拘琐，株守古迹，如儿童仿朱书点画，不能自运，岂可与言书法变化之妙哉”？在郑郊看来，文章有“机杼元气”，应该讲究“书法变化之妙”。《史记》的传记写作精神在于“传神写照”。“然《史记》传神写照，往往在一二琐事中。后人不知此法，此其无关治乱也，削之，故无复生趣，精神不能生动。今或补入，庶几子长之遗意”。只注意“治乱”，“徒知纪事”，不注意人物的“精神丰采”，这正是宋明时期史传写作最大弊端所在。郑郊认为，《函史》弊端之一便是传记写作“寥寥”，没有写出人物的“精神丰采”。“且已作帝纪矣，凡大臣、大政既已入帝纪之中，又作《大臣谟》。人生立朝，其精神丰采，大底不数十大节。舍此数十大节外，再作谟传，必至寥寥。其人之精神丰采不出，自然之势也。此法起于宋贤，徒知纪事，不事传神写照，所以其书多不如古，不可法也”。要求“传神写照”，这反映出晚明文学思潮的新变化。嘉靖、万历以来，在复古派的倡议下，人们学习史汉，多有机械模拟之弊。如瞿九思为了写《万历武功录》，购来史、汉，“举无不字模句拟，方缪敢操笔”[30]。明末以后，人们反对“剽拟”，提倡“性灵”，文风开始转变。当时的张岱，在文学上就主张司马迁的“传神写照”精神。在提倡“传神写照”这点上，郑郊的文学思想，与张岱是吻合的。“吾史如天马行空，短长奇纵，离离合合，奔轶绝尘，古今不乏伟人，自能相赏于皮貌之外，未可与流俗人言也”。看来，郑郊对《史统》的文笔是十分自信的。
《史统》有史记派的痕迹，这不奇怪，综合体通史，就是史记派的看家法宝。郑郊既从事综合体通史编纂，自然不可能不受史记派的影响。朋友们称《史统》“以子长、子瞻之笔，发千古未发之谈，而一衷于圣人之道，知人论世，称物平旋，诚学古之津梁，济时之指南也”[31]。也有朋友赞其《史统》“正色庄语，而不入于迂腐；褒贬是非，而不涉于偏激。不为刻论深文，不务标新博趣，一出于平心易气，设身处地，折中以圣人之道”[32]。这些评价是准确的。
三、 从《史统》看历史解释作品的评价
《史统》的首要价值是理论与框架结构。
传统史学，总的说来，理论色彩不强。以《史记》为代表的综合体史著系列，叙述居多，论断多寓于叙述之中。宋明间的史论，又往往从论到论，偏重纲常评判，缺乏实在的内容。在通史编纂中，由朱熹的《纲目》到丘浚的《世史正纲》，贯穿了正统论。由于编年史结构简单，内容更多的是纲常色彩。程朱有不少解释中国历史的言论，不过没能完全施之历史编纂之中[33]。从更高的天人关系层面上考察中国历史演变规律，始于邓元锡的《函史》。郑郊《史统》是继《函史》之后，从天人大道关系考察中国历史的作品。《函史》、《史统》的理论就是治统与道统框架，它们提供了一套解释中国历史演变规律的理论模式。《史统》是一部既有理论解释，也有叙述的作品。郑郊的新意在于按邓氏理论，将中国历代政权分为五类。
如何评价史观类作品？历史研究主要有两大模式，一是发现历史事实，一是作出历史解释。按照这种区分，《史统》是一部偏重历史解释的著作。也就是说，是按照主体的历史认识来重构历史的。“大都以前史为粉本，而出入叙次、论赞之文，则一出于心手”[34]。先有“预设”再作编纂的作品，其文本特点往往表现为“结构＋材料”，重点在于构筑理论体系与具体的“书法”，然后再调配、选择有用的材料。而材料往往是从旧史中抄来的，在历史事实发现上下的功夫不多。这些书没有增加新的材料，也没有解决多少知识论意义的上具体历史问题。因而，这类作品，在现实之中，往往为实证派所否定，以为理论容易过时。在传统史学史研究中，也以否定居多，以为对历史学科的发展贡献不大。其实，我们应该纠正这种理念。我以为，不同种类的作品，应用不同的标准来衡评。发现历史事实的作品，应重视它提供的新材料与新观点；而历史解释作品，则应注意它的精华在于理论与思想，在于它的框架结构。结构在实证派看来也许是不值一提的，但它无疑能扩人视野，具有方法论意义。
其次《史统》也反映了明末清初主流史学思想的历史命运。郑郊生活的明末清初，是中国史学史上内容较为丰富的一段，各种新的史学思潮层出不穷，主流史学思想普遍遭人怀疑。经历政权更替的清初，人们多关心现实的富贵生活，少有人潜心读天下书。“即潜心读天下书者，然圣学不讲，心性不治，不能反身而诚，则不虚不明，谁复知天人之大道？其于圣人中正仁义之旨，《春秋》笔削忠恕之微，无所折衷。人持一心，心持一意，决发于喙，喙宣之书，恍惚雌黄，自适而止”[35]。即便在遗民史家群中，也更关心故国历史文献的保存。从事古史研究的人不多，朱明镐在从事历代正史研究，王夫之在读《通鉴》，写《读通鉴论》、《宋论》。郑郊是惟一一位在做中国通史编纂的人。《史统》如此坚持正统立场，高扬主流史学思想旗帜，在当时已很少有人能理解郑郊编纂的良苦用心了。在21世纪初的今天，我们重新从故纸堆中检出《史统》这样一部作品来加以研究，真有晃若隔世的味道。不过，我们又很清醒地意识到，史学史研究毕竟不是“点鬼簿”，而是为了搞清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作“实态研究”。《史统》的发掘，表明了主流史学思想的存在。从全面了解明清之交史学来说，《史统》是值得研究的。
当然，理论有高低之分，史观有唯物与唯心之分，有政治化史观与学术化史观之分。我们承认郑郊《史统》的理论价值，并不能因此就不能指出它的不足。传统中国的宏观历史理论，多从天人关系入手考察。司马迁首先提出的“究天下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一种典型的认识模式。邓元锡、郑郊的历史理论模式，也有类似特点。不过，他们所谓的“究天下之际”，显然不同于司马迁。司马迁讲天人之际，更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讲的自然与社会关系的考察，他观察中国历史的变化，更重视经济与社会政治的互动关系。而邓元锡、郑郊更强调天人的合一，以道贯通古今。道的阴阳离合，决定社会运会的偏全。这个“道”，更接近于“绝对精神”。也就是说，前者有唯物色彩，后者更多的是唯心色彩。
其次，打破时间顺序也是不值得提倡的。唯物史观主张史著的编排，既要遵循逻辑原则，又要遵循历史原则，逻辑与历史是统一的。传统的叙事派史家也主张按时间顺序排列中国历史政权的系谱，而理学化史家主张按先验的“道”支配下的“统”，重新排列历代政权系谱。“道”是理念的、超时间的。这种结构，有点类似今天的逻辑、理论层面。不过，这是一种唯心的史观。它的问题在于，优先考虑逻辑原则，其次考虑时间原则。为了道、统，历史事实的时间顺序可以牺牲。一般说来，正统论是一种政治化道德论。这种正统论，停留于理念层面已经够伧。如果再付之实践，编成史著，那是更不堪设想的。郑郊批评《左编》结构混乱，“《左编》留心治乱，然义例多舛。君始自汉，而臣则纂及于战国。汉、唐、宋正统外，篡夺之君皆黜之。而其臣又与汉、唐、宋并列，殊觉不伦。文辞亦未经删定”[36]。其实，《史统》同样存在结构混乱毛病。将中国历代政权系谱，按正、统、变原则，分为正统、正而不统、统而不正、不正不统、正统之变五大类，这同样是一种“乱”。“君子著书立言，一秉虚、公，何患不行世乎”[37]？虚、公确是一条理性准则，但准则不是空的，它仍依托于一定具体立场。郑郊所谓的“虚、公”原则，就是圣人“大中至正”的道德原则。他不怕《史统》不行世，可实际寸步难行。《函史》出来以后，已经难为人所接受；《史统》如果出版，应该说更难为人所接受。从《史统》结构来看，郑郊没有走出《左编》、《函史》以来僵化的通史认识模式。
结论
1．遗民史家郑郊的《史统》初成于明末，终成于清初。这是一部定稿，可惜没能出版。《史统》一书，风格兼于《左编》与《函史》之间。从思想上说，继承《函史》多，即治统与道统说是《函史》的；而从分类安排的体例说，学《左编》多。
2．郑郊无疑是一位坚定的卫道士，《史统》是一部与国家思想合拍的主流史学思想作品。在汉学日益兴起的年代里，宋学虽越来越不讨人喜欢，但毕竟它是国家思想，史学界仍离不开国家思想。《史统》的重新发掘，就说明了主流史学思想的顽强存在。
3．《史统》是一部历史解释作品，它主于从天人关系大道入手，明中国历史之统，提出了一种中国历史解释模式。解释历史的作品有一个特点，它所提供的解释模式，往往有较强的时间性，在当时有影响，到了后代却不一定。无疑地，这类作品的评价，也只能偏重史学思想史发展脉络。
4．理学化史学没有出路。不能说传统中国史学没有理论思维，但理论思维有高低、有唯物与唯心之别。《史统》从天人关系入手，宏观地思考问题，立意甚高；但一落实到实处，便成问题。将历代政权划分成正统、正而不统、统而不正、不正不统、正统之变五大类，搞得人眼花了乱。这种预设的、外加的政治化历史理论，无助于历史规律的探讨。从纲常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对于理学化史学来说是一个进步，但这种唯心的认识模式，显然找不到最终的历史答案。
（作者单位： 宁波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参观文献：
[1]方以智.史统序,见郑郊.史统[M].卷首,上海图书馆藏清代抄本,以下版本同,下略;又见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C],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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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详参钱茂伟《论明代的通史构筑模式》,《宁波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4] 方中履.史统序,见史统卷首.
[5] 方以智.史统序.
[6] 郑郊.史统笔微,见史统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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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郑郊.史统自序一,见史统卷首.
[13] 陈子龙.郑牧仲古论序,陈忠裕公全集[C],卷二六.清刊本。
[14] 郑郊.史统自序一.
[15] 郑郊.史统笔微.
[16] 郑郊.史统笔微.
[17] 详参钱茂伟《关于理学化史学一些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18] 郑郊.史统笔微.
[19] 郑郊.史统,卷一,唐虞表.
[20] 郑郊.史统自序一.
[21] 郑郊.史统笔微.
[22] 郑郊.史统笔微.
[23] 黎元宽.史统序,史统卷首.
[24] 史统笔微.
[25] 史统·自序二.
[26] 史统笔微.
[27] 详参黄俊杰、古伟瀛《中国传统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以事实与价值关系为中心》,见黄俊杰主编《传统中华文化与现代价值的激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28] 史统笔微.
[29] 史统笔微.
[30] 瞿九思.自序,见其万历武功录[M]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
[31] 方以智.史统序.
[32] 方中履.史统叙.
[33] 详参黄俊杰《朱子对中国历史的解释》,见《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1993。
[34] 黎元宽.史统序.
[35] 史统笔微.
[36] 史统笔微.
[37] 史统笔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