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曾经在民国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显然是一场具有“范式”（Paradigm）意义的学术革命，有力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学科体制的重建无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国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而且还由此确立了研究的主要方向。具体说来，“整理国故运动”关于国学研究的学科重建大致包含了国学研究的分科化和史学的独立化两个趋向。本文即拟就此展开探讨，以求全面揭示“整理国故运动”之于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积极意义。
一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学术向来强调贯通，重视通儒之学，但是“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1]由此可见，在民国时期的学术体系中，国学研究的分科化趋势十分明显。而究其根源，这恰恰是受到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巨大驱动。
诚然，正如有论者所揭示，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学术的分科趋势便已肇始。[2]不过，当时颇为盛行的所谓“分科设学”，主要是增添了一些经世和西学的内容。然若就中国固有学术即“国学”而言，其分科的趋势则并未完全凸显。
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初，有些学者也开始对国学分科的重要性有所意识，并且逐渐将此提上了议事日程。其中，晚清国粹派的贡献尤其显著，马瀛便指出：“国学之分类，当以章太炎《国故论衡》为蒿矢”。[3]而刘师培在1905年所撰的《周末学术史序》中，也打破“以人为主”的传统“学案之体”，“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4]将春秋战国的各种思想学说，划分为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计学、兵学、教育学、理科学、哲理学、术数学、文字学、工艺学、法律学、文章学16大门类，条分缕析地加以介绍与概括。1907年，他又本着“分科讲授”、“以国学为主”的宗旨，为拟办的国粹学堂，起草了《拟国粹学堂学科预算表》。其中设计的学科分类，包括有经学、文字学、伦理学、心性学、哲学、宗教学、政法学、实业学、社会学、史学、典制学、考古学、地舆学、历数学、博物学、文章学、音乐学、图画学、书法学、译学、武事学等21个学科。[5]这些对国学分科的思考之于后世，无疑可谓发凡起例、筚路蓝缕。黎锦熙在30余年后即曾评价说：“返观兹篇，其分科之论，容有可商，然固‘不废江河万古流’矣。”[6]
当然，这一阶段关于国学的分科还只是刘师培等个别学者的倡议，而且由于国粹学堂的流产，这一设计也未见付诸实施。而梁启超、章太炎所分别撰写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诸子学略说》等论著当时反响虽大，却于体例无所创新发明。因而总体来看，尽管在此期间，国学的分科已有所发端，但似乎尚未形成一种普遍的风气，更未对学界产生重大影响。以至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在1922年刊登的一则启事中仍称：“吾国学术向来缺少分科观念”。[7]不过，时至20年代前后，随着“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不少学者则针对国学研究的分科做出了更为深刻的思考。
1919年3月，朱希祖在《北大日刊》上，发表了《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即倡导说：“我们中国古书中属于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以及各项政治、法律、礼教、风俗，与夫建筑、制造等事，皆当由今日以前的古书中抽寻出来，用科学的方法，立于客观地位整理整理，拿来与外国的学问比较比较，或供世人讲科学的材料。”他甚至还为此提出了捐除“经学”之名、“就各项学术分治”的口号。[8]
从学术界的反应来看，朱希祖这一口号逐渐成为了学者们的广泛共识。例如，吕思勉在1921年就回应说：“窃谓以经学为一种学问，自此以后，必当就衰，且或并此学之名目，而亦可不立，……夫以经学为一种学科而治之，在今日诚为无谓，若如朱君（指朱希祖——引者按）之说，捐除经学之名，就各项学术分治，则此中正饶有开拓之地也。”[9]若干年后，他又就“史学”分科指出：“因史籍堆积甚多，再图扩充，不免要使本身膨胀破裂，而割弃则又不可而起，虽未说及分科，然一人的才性和精力、目力，既不能兼容并包；而各个门类，以及每一门类中的各种材料，又都不能割爱，则势非提倡分科不可。所以史学若从章学诚的据点上，再行发展下去，亦必提倡分科研究；各种专门史，亦必渐次兴起”，“所以现在史学的发达，实得力于各种专门史的竞出”。[10]
又如，梁启超在1920年所撰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也表示：“社会日复杂，应治之学日多。学者断不能如清儒之专研古典。而固有之遗产，又不可蔑弃，则将来必有一派学者焉，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将旧学分科整治，撷其粹，存其真，续清儒未竟之绪，而益加以精严，使后之学者既节省精力，而亦不坠其先业。世界人之治中华国学者，亦得有藉焉。”[11]稍后，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他更进一步论说：“学术愈发达则分科愈精密，前此本为某学附庸，而今则蔚然成一独立科学者，比比然矣。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厥后经二千年分化之结果，史科次第析出。例如天文、历法、官制、典礼、乐律、刑法等，畴昔认为史中重要部分，其后则渐与史分离矣。”与此同时，他还概括说：“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专门史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等；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12]
再如，何炳松在1928年做《历史研究法》讲演时也主张：“整理中国史在事实上既然因为规模太大非常困难，所以我们应该提倡一个分工的办法：这就是个人就他的能力和兴趣所及，分头担任中国史上任何一个问题，切切实实研究出一个结果来。”[13]1929年，他在《论所谓“国学”》一文中更呼吁说：“我们要知道西洋学者虽然代中国的学术起了一个混名，叫做‘支那学’，但是事实上他们着手研究的时候总是取分工进行和分析合作的办法。……我们当现在分工制度和分析方法都极发达的时代，……请国学家降尊纡贵来做中国学术上一小部分的彻底研究工作！……让我们大家分头都藏到‘壁角’里去，老老实实做一点文学的、史学的、哲学的、科学的或者其他各种学术的小工作。”[14]
此外，许啸天在《国故学讨论集·新序》中也阐明：要使国故成为学问，就需要“后代的学者肯用一番苦功，加以整理，把一个囫囵的国故学，什么政治学、政治史、社会学、社会史、文学、文学史、哲学、哲学史，以及一切工业农业数理格物，一样一样的整理出来，再一样一样的归并在全世界的学术界里，把这虚无飘渺学术界上大耻辱的国故学名词取销”。[15]曹聚仁也说：“按之常理，国故一经整理，则分家之势即成。他日由整理国故而组成之哲学、教育学、人生哲学、政治学、文学、经济学、史学、自然科学……必自成一系统而与所谓‘国故’者完全脱离。”[16]
当然，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领导者，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也十分重视国学研究的分科。在1923年发表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一文中，胡适就说：“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材料这么多，除了分功[工]合作之外，更无他种方法可以达到这个大目的。……治国学的人应该各就‘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用历史的方法与眼光担任一部分的研究。”[17]
而顾颉刚则早在就读于北大时，便发现：“旧时士夫之学，动称经史词章。此其所谓统系，乃经籍之统系，非科学之统系也。”[18]1918年，他还曾撰写了《上北京大学图书馆书》，条陈对改革中文图书分类的意见。他指出中文书籍不能再“依据前人成法”，做经史子集之分，而应当“依种解析，各返其类”，以“科学门目”或“时代学派”作为分类的标准。[19]两年后，当他正式任职于北大图书馆时，他又再次提出了“拆散丛书”，重新编订中西文相通的“分类书目”的主张。[20]
至于傅斯年，则更是从反对“国学”和“国故”等观念的根本立场出发，坚决主张分类研究。他批评所谓“国学”，乃“笼统而以传统之咿唔为之者”，究其实，则“不外乎文字声韵之考订、历史事迹之考证，前者即所谓语言学，后者即所谓史学；此外如中国专有之材料，亦皆有专科治之”。因此在他看来，所谓“国学”，“分类而以近代眼光治之者，即所谓史学、语学及其他科目”。[21]
如果说以上各家言论，主要集中于国学研究亟须分科这一点上；那么，围绕着究竟如何分科的问题，当时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各种看法。
1923年，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胡适即曾拟订了一番具体而微的规划：
我们理想中的国学研究，至少有这样一个系统，中国文化史：
（一）民族史
（二）语言文字史
（三）经济史
（四）政治史
（五）国际交通史
（六）思想学术史
（七）宗教史
（八）文艺史
（九）风俗史
（十）制度史
他并且还相当肯定地论断：“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22]
从总体上看，胡适的这一倡议，显然对后来学术界关于国学研究的分科意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例如，东南大学在其早期成立的国学研究会中，仍还是以经学、小学、史学、诸子学、诗文学等旧式分类法来“分部”设科；[23]然而，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巨大冲击之下，它也不得不调整取径，从而在《东大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中，改采科学、哲学、文学之视角以“理董”国故，主张“从本国无数乱书中，抽列条理，成一有系统而发见原理原则之学术书”，并计划在书成之前，以十年时间为期，先行编撰一套有系统的学术长编，以作为将来撰著之取材。而它所拟列的学科项目包括有：中国民族史、 中国语言文字史、 中国思想学术史、 中国文学史、 中国诗史、 中国词史、 中国曲剧史、 中国美术史、 中国天文数学史、 中国法制史、 中国经济史、 中国交通及国际交通史、 中国农业史、 中国商业史、 中国工业史、 中国哲学史 、中国教育史、 中国宗教史 、中国风俗史[24] ，两相对照，不难看出它受到了胡适《发刊宣言》的很大启发。
1928年，白寿彝撰写了《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一文。在该文中，他也提倡：“整理国故的学者应当作一种有系统的工作，把过去文化之起源，蜕变的事实、及所以成现在情状的原因，组成各种文化专史——如政治史、经济史、风俗史、哲学史、文学史、教育史……之类，——以及中国文化通史。”[25]很明显，他的这一划分，更是直接沿用了胡适的说法。
此外，在民国学术界中，还存在着其它一些关于国学研究的分科意见。详见下表所示：
提出者
时间
出处
具体分类
吴文祺
1924年
《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26]
考订学、文字学、校勘学、训诂学
曹聚仁
1925年
《国故学大纲》[27]
文学、史学、哲学、人生哲学、政治学、文字学、论理学、心理学、天文学、算学、其他科学、宗教、美术
王易
1932年
《国学概论》[28]
经学、小学、哲学、史学
汪震、王正己
1933年
《国学大纲》[29]
经学、史学、哲学、自然科学、文学、文章的派别、文字学、清代学术史
马瀛
1934年
《国学概论》[30]
经学、哲学、史学、文学、其他学术
钟泰
1936年
《国学概论》[31]
六书、声韵、章句、六艺、诸子、目录、汉宋异同、文章体制
黄毅民
1936年
《国学丛论》[32]
语言文字学、文学史、经学、史学、哲学史、科学
曹朴
1943年
《国学常识》[33]
语文、古物、书籍、经学、史地、诸子、佛学、理学、诗赋词典、散文和骈文、新被重视的文学、科学及艺术
概言之，民国学术界对国学的学科分类，可谓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从而呈现出一种多元发展的格局。不过，在这些意见中，有一点则是共通的，即基本上都打破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四部”分类，[34]而主张按照现代学术门类，对国学加以分科研究。而关于这一点，无论是从提出时间还是具体划分方法来考察，胡适《发刊宣言》相对于各家论说，都无疑起到了发凡起例、拓其区宇的先导作用。
当然，由于中西学科分类的固有差异，民国国学研究的分科化进程最终并未彻底完成。即如胡适《发刊宣言》，其中对国学的分科也并不十分彻底，这可以从他数次使用“经学”一词看出来。吴文祺当时就批评说：“旧时经史子集的分类，实在是很可笑的；但这篇宣言却于哲学文学……的名称之外，别有所谓‘经学’的名称的存在。”[35]1929年，王重民在撰写《国学论文索引初编·序例》时也说：“近人谈分类学者，或宗四部，或主欧美，因其原理上有不同之点，故二者似不得兼用，此所分类，既有文学科学之类，复具群经诸子之名，故抵牾之处，在所不免，在此过渡时期，而亦莫可如何也。”[36]至1936年，郭绍虞在《国学论文索引四编·序》中亦指出：“传统的势力，当然不会一时失坠，于是《国学论文索引》之内，不得不‘既有文学科学之类，复具群经诸子之名’了。这本是过渡时期中所不能免的现象。”[37]况且，民国学界中尚存在着众多以“国学”命名的研究机构、团体以及刊物、出版物，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了国学研究的分科尚未完成。
事实上，对这一窘境，有些机构自身也有所认识，并有过较合理的解释。如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就一方面强调：“宜就学术之各方面，为分类之整理”；[38]另一方面则也充分意识到：“吾国学术向来缺少分科观念，在未经整理以前，不易遽行分科而治，故本学门设立宗旨，即在整理旧学，为将来分科之预备，非专己守残，以为可与他种学科分驰也。”[39]
而客观来看，尽管在民国时期，国学研究的分科未能最终实现，但是在“整理国故运动”的不断推动下，这一标志着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趋势，仍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时代，……中国国民意气风发，采纳了日本及欧美的学风，出现了由全新的出发点来审查中国历史的风潮，同时也出现了像欧美学问般将历史更仔细地专门分化的倾向”。[40]而朱自清在40年代也观察到：“这中间有一个时期通行‘国学’一词，……这只是个过渡的名词，……现在已经不大有人用了。”[41]
二
“整理国故运动”对民国学科体系重建的积极影响，除了在于它推动了国学研究的分科化趋势之外，同时还体现在它进一步确立了史学的独立地位。
在中国史学史上，诚可谓历代修史，皆以“载道”与“羽翼经训”相尚。如范祖禹的《唐鉴》，便因贯注了不少理学观点而为程颐所赞赏，以为“三代以后无此议论”，“足以垂世”。[42]朱熹更力主“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吕祖谦因稍偏离了这一轨道，就被朱熹斥为舍本逐末，“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43]
当然，在明清学者中，也不乏有人力图通过沟通经史，凸显史学的地位。如王阳明《传习录》卷一即有所谓“春秋亦经，五经亦史”的说法；王世贞《弇州四部稿·艺苑卮言》也说：“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六经，史之言理者也。”李贽《焚书五卷?经史相为表里条》亦云：“《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以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时至清代，章学诚则更集前人之大成，对“六经皆史说”加以了系统专门的阐发。[44]
不过无可讳言，明清学者之推重史学，大多是从经史同源的角度去论证；这在结果上，必然导致史学被进一步纳入了经学的精神轨道。康有为便公开宣讲：“史学大半在证经，亦经学也。”[45]因此在事实上，史学仍是依附于经学。对此，邓实在论述清代学术时就说：“本朝学术，实以经学为最盛。其余诸学，皆由经学而出。”[46]陈寅恪则更是严厉针砭说：“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致史学之不振也。”[47]
到了20世纪初，经由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新史学革命”以及晚清国粹派的大力倡导，史学的地位有了较大的提升。章太炎便曾言：“国粹以历史为主。”[48]他甚至还说：“经学还是历史学的一种。”[49]进而明确提出了“夷六艺于古史”的主张。[50]
然而，由于最终摆脱不了或宗今文或宗古文的经学立场，史学在此阶段依旧无法获得真正的独立。不难想见，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时人对于史学的独立地位，难免仍然重视不足。沈兼士后来就说：“清代学术是以朴学始，以朴学终。终清之世，其学不出两部经解。”[51]
而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独立，则是从“整理国故运动”自觉地终结了经学的独尊地位开始的。顾颉刚即曾言：“窃意董仲舒时代之治经，为开创经学，我辈生于今日，其任务则为结束经学。故至我辈之后，经学自变而为史学。……清之经学渐走向科学化的途径，脱离家派之纠缠，则经学遂成古史学，而经学之结束期至矣。特彼辈之转经学为史学是下意识的，我辈则以意识之力为之，更明朗化耳。”[52]
具体说来，1921年7月底，胡适在南京高师演讲《研究国故的方法》时就已提出：“我们研究无论什么书籍，都宜要寻出它的脉络，研究它的系统。所以我们无论研究什么东西，就须从历史方面着手。”他并且还指出：“这是研究国故方法的起点，是‘开宗明义’第一章。”[53]而在1923年1月发表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胡适更是直接针对经学的束缚加以了严厉批判。他一方面批评清代学者“研究的范围太狭窄了。……一切古学都只是经学的丫头！……他们脱不了‘儒书一尊’的成见，故用全力治经学，而只用余力去治他书”。另一方面，他还强调说：“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一切国学的研究，无论时代古今，无论问题大小，都要朝着这一个大方向走。”[54]显而易见，胡适这番议论，一方面既打破了经学对学术的垄断，另一方面又大大提升了史学的地位。或许正是在此意义上，周予同表彰说：“使中国史学完全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的是胡适。”[55]
与此同时，为了能在学科意义上彻底终结经学、使史学获得独立的地位，一些学者还另辟蹊径地提出了“六经皆史料”的观点。顾颉刚就坚决地主张：“把经学的材料悉数变成古代史和古代思想史的材料”；[56]他还自我申辩说：“我治经学之目的乃在化经学为史料学，并不以哲学眼光治经典，……故称我为经学研究者则可，称我为经师则犹未洽也。”[57]钱玄同也提出：“‘经’是什么？它是古代史料的一部分，有的是思想史料，有的是文学史料，有的是政治史料，有的是其他国故的史料。”[58]而梁启超则更是指出：“章实斋说‘六经皆史’，这句话我原不敢赞成，但从历史家的立脚点看，说‘六经皆史料’，那便通了。”[59]周予同也说：“章学诚所叫出的‘六经皆史’说，在我们现在研究的阶级上，也仍然感到不够，因为我们不仅将经分隶于史，而且要明白地主张‘六经皆史料’说。”[60]此外，吕思勉同样也深刻分辨说：“愚谓今言整理国故，视凡古书悉为史材则通；谓六经皆史则非。”[61]
毫无疑问，这种“六经皆史料”的观点不仅完全剥除了经学的神圣华衮，大大动摇了经学的地位，而且还径直宣告了经学的解体和终结。自此以后，经学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经学史研究代之而起，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史学的独立。至1935年，陈寅恪便曾总结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62]
综上所述，“整理国故运动”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国学研究的分科化基础，而且还确立了史学独立化趋势，从而在学科重建的意义上极大促进了中国现代学术范式的形成，为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开辟了无数法门。1925年，刘复曾预言：“我们只须看一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中所做的工作，就可以断定此后的中国国学界，必定能另辟一新天地；即使一时不能希望得到多大的成绩，至少总能开出许许多多古人所梦想不到的好法门。”[63]而后来事实的发展无疑充分证明了这一论断。
[1]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序》，三联书店，2001年，第1页。
[2] 详参左玉河：《从“经世之学”到“分科立学”——近代早期的学术分科观念及分科方案》（《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3期），《西学移植与中国现代学术门类的初建》（《史学月刊》，2001年第4期）；程歗、谈火生：《分科设学和清末民初中国的学术转型》（《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4期）；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罗志田：《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1期。
[3] 马瀛：《国学概论》绪论，上海大华书局，1934年，第17页。
[4] 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三联书店，1998年，第212页。
[5] 《拟设国粹学堂启》，《国粹学报》第3年第1号，1907年3月4日。罗志田认为：“观此文之遣词造句，似为刘师培所草”（《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第63页），今取此说。
[6] 黎锦熙：《刘申叔遗书序》（1936年12月29日），《刘师培全集》，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据宁武南氏1936年《刘申叔先生遗书》铅印本影印），第26页。
[7] 《研究所国学门启事》（1922年2月20日），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1912－1937）第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44页。
[8] 朱希祖：《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671、678页。
[9] 吕思勉：《答程鹭于书》（1921年），《吕思勉遗文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43页。
[10] 吕思勉：《历史研究法》，上海永祥印书馆，1945年，第26—27、26页。
[1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98页。
[1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5－36、42页。
[13]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1928年8月7日），刘寅生、房鑫亮编《何炳松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63页。
[14] 何炳松：《论所谓“国学”》，《小说月报》第20卷第1号，1929年1月。
[15] 许啸天：《国故学讨论集·新序》（1927年1月7日），《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第7页。
[16] 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第74页。
[17] 胡适：《%26lt;国学季刊%26gt;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第11页。
[18] 此乃顾颉刚当时的一段笔记，引自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1926年4月20日），《我与古史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6页。
[19] 顾颉刚：《上北京大学图书馆书》，《北京大学日刊》第82—93号，1918年3月4日—16日。
[20] 顾颉刚：《重编中文书目的办法》，《北京大学日刊》第693号，1920年9月15日。
[21] 傅斯年《致朱家骅》［抄件］(1940年7月8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转引自罗志田：《国学不是学——西方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定位的困惑》，《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1期。
[22] 胡适：《%26lt;国学季刊%26gt;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第10页。
[23]《国学研究会纪事》，《国学丛刊》第1卷第1期，1923年3月。
[24] 顾实：《国立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国学丛刊》第1卷第4期，1923年12月。
[25] 白寿彝：《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33－434页。
[26] 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1924年2月12日)，《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第42页。
[27] 曹聚仁：《国故学大纲》，上海梁溪图书馆，1925年，第5－7页。
[28] 王易：《国学概论》，神州国光社，1932年，第5－7页。
[29] 汪震、王正己编《国学大纲》，北平人文书店，1933年，第1－9页。
[30] 马瀛：《国学概论》，第19页。
[31] 钟泰：《国学概论》，中华书局，1936年，目录页。
[32] 黄毅民：《国学丛论》，北平燕友学社，1936年，目录页。
[33] 曹朴：《国学常识》，桂林国文杂志社，1943年，目录页。
[34] 也有论者认为传统“四部”分类只是图书分类而不是学术分类，参阅黄晏妤：《四部分类是图书分类而非学术分类》，《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2期。但顾颉刚当时就曾指出：“从前的时候，看学术的分类，便是书籍的分类；书籍的分类是经史子集，所以学术的分类，也是如此，都看作很固定的”（顾颉刚：《致胡适》，1920年10月28日，杜春和等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03页）。由此可见，当时人们确实将“四部”视为传统学术的分类标准。
[35] 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第33页。
[36] 王重民：《国学论文索引》，北平北海图书馆编目科编辑，中华图书馆协会发行，1929年7月，第1页。
[37] 郭绍虞：《序》（1936年3月22日），刘修业编《国学论文索引四编》，中华图书馆协会发行，1936年。
[38] 马叙伦：《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整理国学计划书》，《北京大学日刊》第720号，1920年10月19日。
[39] 《研究所国学门启事》（1922年2月20日），《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第2册，第1444页。
[40] 宫崎市定著，林明珠、李焯然合译《中国的历史思想》，《历史：理论与批评》创刊号，1999年3月，转引自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20世纪的中国学术：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册，第579页。
[41] 朱自清：《部颁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商榷》，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0页。
[42] [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443、439页。
[43]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8册，中华书局，1994年，第2950、2951页。
[44]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第1页。
[45] 康有为：《桂学答问》，中华书局，1988年，第49页。
[46] 邓实：《国学今论》，《国粹学报》第1年第5号，1905年6月23日。
[47] 陈寅恪：《陈垣%26lt;元西域人华化考%26gt;序》（1935年2月），《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70页。
[48] 章太炎：《印度人之论国粹》，《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66页。
[49] 章太炎：《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爱国心发出来》，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505页。
[50]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清儒第十二》，《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9页。
[51] 沈兼士：《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之趋势》，葛信益、启功整理《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372页。
[52] 顾颉刚：《致王伯祥》（1951年9月5日），顾洪编《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第295－296页。
[53] 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杜春和等编《胡适演讲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6、95页。
[54] 胡适：《%26lt;国学季刊%26gt;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第3、10页。
[55]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1941年），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42页。
[56] 顾颉刚：《我的治学计划》，《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2期。
[57] 顾颉刚：《致杨向奎》（1945年10月25日），转引自王学典、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第353页。
[58] 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1931年11月16日），顾颉刚编《古史辨》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第27页。
[59] 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1923年1月9日），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7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67页。
[60] 周予同：《治经与治史》，《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622页。
[61] 吕思勉：《经子解题·论读经之法》，《论学集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20页。
[62] 陈寅恪：《陈垣%26lt;元西域人华化考%26gt;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0页。
[63] 刘复：《敦煌掇琐叙目》（1925年6月19日），徐瑞岳编《刘半农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15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