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承退休前系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高工，曾任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指挥部领导人等职，与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先生有近30年的合作，著有《李政道传》一书。

   “我一直不认识你们所说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在刚刚出版的《我和父亲季羡林》一书中，季老唯一的儿子季承如是说。

　　这是一本注定要引起轩然大波的小书。距季羡林辞世已有10个月，围绕季老的种种是非更加扑朔迷离，不久前，季承终于无法再缄其口，他以“盖棺论定”自许，历时一年多写成了这本书，作为对公众的一个交待。不料，该书刚刚出版就引发了巨大争议。

　　一个“有国无家”的人，一个“孤独、寂寞、吝啬、无情的文人”——在季承笔下，父亲季羡林竟是这样一个“人生失败者”。这本书完全颠覆了季羡林曾经完美的“大师”形象，许多细节都真实得近乎残忍，像季羡林痛苦无奈的包办婚姻、美好缠绵的德国恋人、艰难迷惘的“文革”岁月、扑朔迷离的父子恩怨、匪夷所思的文物失窃等等，季承都选择直言不讳，坦然面对复杂的过往。

　　季承正承受着来自各方的极大压力。有人骂他“不孝”，有人说他写书是另有目的，为了出名，为了遗产，或者只是为了复仇。季承缘何把父亲请下神坛？父子13年不得相见的人伦悲剧是怎么造成的？如何看待季羡林的婚姻悲剧？生活中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日前，季承就这些问题接受了本报采访，并透露，季羡林遗产风波至今还没有处理好，北京大学还没有把季老的字画还回来。

　　谈写作初衷——

　　“为了让大家了解真情”

　　《文化广场》：《春秋谷梁传》说“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你在书中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剖析自己的父亲，写作、出版它的初衷是什么？

　　季承：我是为了让大家了解真情，了解真实的季羡林和季家。我觉得，我这样写没有什么不妥，因为在我懂事开始，我们家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家的人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家就是这样一天天过来的。有什么要避讳的呢？有什么不能说的呢？就说父亲季羡林先生，他是有成就的学者，他的人格高尚，一生勤奋，受人敬仰，但他也是普通的人，也会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也有普通人的长处短处。他是人，不是神。为尊者避讳，不是正确的做法。我不避讳父亲和我们家、我自己的某些真情，这样做绝不会对大家造成损害，相反会得到大家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同情。

　　《文化广场》：许多人揣测，你写此书是另有目的，真实的情况是怎样？

　　季承：希望大家一定不要误解，我讲这些故事，绝不是为了诋毁父亲，绝没有复仇的动机。至于说是为了赚钱，为了出名，为了遗产，那恐怕是这样说话的人自己的想法。作为儿子，我是最好的儿子，父母有像我和姐姐这样的儿女，是最大的幸运，也可以说是最大的成功、最大的安慰，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失败。

    谈各方争议——

　　“说我不孝是一种误解”

　　《文化广场》：有些网友给你博客留言，说你“不孝”，这个说法对您压力大不大？

　　季承：有的读者说我不孝，这是一种误解。在各个方面，我，加上我的姐姐，都是十分孝顺的。凡是接近我们家和了解情况的人们，都一定持这种看法，不是我的吹嘘。也许他们是指我写了这本书，从而认为我不孝。这同样是一种误解。首先，我所写的都是实情，就是从“为亲者讳”的角度来看，我也没有违背，因为我所写的这些故事，应该是不属于“避讳”之列的。如果连这些事情都不能写，那世界上就没有真实可言。一个隐讳真实的世界是很可怕的。所以说，“不孝”的指责，对我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另外，说我是为了抢夺遗产才和父亲重归于好，要和北大打官司，因而是不孝等。这也是一种臆测。因为，遗产是用不着抢的，法律规定归属自明，官司打不打要看需要，打官司并不是见不得人的事。

　　谈父亲其人——

　　“一生处在巨大矛盾之中”

　　《文化广场》：你曾说父亲去世之后，通过阅读日记才知“原来误解了他”，可是在书中您又描述父亲是“一个人生失败者，一个孤独、寂寞、吝啬、无情的文人”。在你眼中，父亲季羡林是不是个矛盾的人？

　　季承：父亲一生遇到许多矛盾，可以说，他一生是处在巨大的矛盾之中。他对待矛盾也有很多矛盾。他是一位矛盾着的人。不是他主观上要这样，而是客观环境使然。他幼年时从农村来到城市是矛盾，听从长辈之命结婚是矛盾，出国不能归是矛盾，有相爱的人不能结合是矛盾，和自己妻子和家人团聚与否是矛盾，搞研究和社会活动是矛盾，等等。如何解决，也表现出很大矛盾。其实，这都是正常的，恐怕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处在矛盾之中，只不过矛盾有大小轻重之分，处理有优劣高下之别罢了。

　　《文化广场》：叶匡政对此书有个评价：“对亲情的淡漠，是一个时代留给知识分子的集体烙印。”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季承：我同意叶匡政先生的话，我们家庭的故事的确是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的见证。但说它特殊并不尽然，因为它还有普遍性。

　　谈父子恩怨——

　　“在一种大的谅解中相处”

　　《文化广场》：在书中你提到父子恩怨的症结在于季老“不满我对母亲非常尽心尽力，对他却存在某些地方的疏忽”，你认为读者会接受这个解释吗？

　　季承：很自然，有一些读者会不赞同我所说的，和父亲分手的原因。他们认为我和小保姆的相恋才是原因。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和前妻的分离完全正当、合法，和小保姆的相恋和结合也完全正当、合法。保姆以及年龄的差距，都不应成为我们结合的障碍，也不应成为被人指责的口实。至于父亲是否认同，这可以从我们父子重逢后，父亲对这件事的表现得出正面的结论。

　　《文化广场》：你们曾经历过长达十三年的“冷战期”。在和父亲重聚后，有没有向父亲说过什么，有没有抱怨？

　　季承：在我和父亲相处的最后8个月里，父亲没有向我解释什么，我也没有对父亲抱怨什么。我们是在一种大的谅解中相处的。过去的一切，难道是父亲的过错吗，难道是为子的过错吗，难道是家庭其他人的过错吗？都不是。到了那个时候，在我们父子之间，已经不存在什么是非，不存在什么恩怨，有的只是一种天高云淡、风和日丽的心情。在这种心情下，父亲无虑地离开了人世，我虽悲痛但觉得万分慰藉。这是父亲最好的结局，也是我这个家庭守候人的最大福分。

　　谈父母婚姻——

　　“注定都会是悲剧”

　　《文化广场》：对于书中披露的季羡林先生青年时代的一段恋情，方舟子曾说香港记者采访伊姆加德，她说自己跟季羡林并不熟；但您又证实，在父亲的留学日记中确有详细记载。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季承：方舟子先生提供的情况恐怕不准确。事实上，我父亲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借着去德国访问的机会亲自去哥廷根探望过伊姆加德。他询问住在一楼的住户那里是否有位叫伊姆加德的人。该居住者回答说没有。其实，伊姆加德当时就住在楼上。那样的回答，使我父亲错过了见到伊姆加德的机会。父亲还在门口照了一张相片带回来，我曾经看到过。对于这次访德，父亲曾经写过一篇散文《重返哥廷根》，可惜里面没有说这件事。此后，国内还有记者，又去哥廷根访问，结果真找到了伊姆加德，也拍了一张照片，是一位银发苍苍的老太婆(伊姆加德)，书桌上摆着当年为父亲打论文的打字机。这张照片曾经发表在当时的报纸上。这些情况可以回答方先生的问题。

　　《文化广场》：之前你说过，对于父亲既不满母亲但又容忍自己的婚姻，是为了求“仁”。现在你如何看待父母之间的婚姻？

　　季承：如何处理我父母这样的婚姻，很难有一个完美的答案。事实上，会有种种处理的办法，但一定都不会完美，注定都会是悲剧。不过，像我父亲这样的处理办法，恐怕悲剧性更为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