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五四”了，也起个哄，来说说“五四”吧：

五四那时代的人心，我看来看去都觉得它有一股人来疯的感觉。那时代的人好像一不小心就逢着了一场各种各样思潮汇聚起来的饕餮大餐，手里的筷子这碟里戳戳、那盘里点点，仿佛入口都是美味，腮帮都嚼酸了也没能把席上尝遍，真是忙得不亦乐乎。这感觉也有点像八十年代，——不是吆喝什么吃什么，而是吃到什么才吆喝什么。这种“吃”跟“吆喝”的关系，邓-小-平总结得比我要简练，叫做“摸石头过河”。可见邓-小-平这卵仔也挺人来疯的，有股“我怕我条卵”（这是桂林方言，大抵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意思）那种劲头。

近来又看了看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这书就是在五四爆发那年写的，我觉得蛮有意思。梁启超可能是近现代以来最与时俱进的一个中国人了。以前看钱基博那本《现代中国文学史》，记得他对梁启超的一句评语，叫做“启超趣时变”，也就是因时转移，巧于通变的意思。我觉得这评价相当中肯。你去看看梁启超一生的言论，不难发现他这人真是热闹得紧，不管哪个思潮到来，他都要去起一下哄，十足的一个“人来疯”。所以我估计，他那一辈子大概过得挺高兴的，因为他一点都不刚愎，有点走到哪儿玩到哪儿的意思，透着一种思想上的洒落感。这倒有点像苏东坡。东坡是人格洒落，梁启超是思想洒落。从这个意义上说，看不起梁启超学问的人，必定是一书呆子（我知道有不少学人认为梁启超的学问太过浮泛。这类学人，除了会认字，基本看不到字背后的任何东西。所以他们只能是书呆子）。

梁启超对鲁迅的影响肯定相当大，尽管鲁迅很少认真地谈及他。这是闲话，不扯它。

五四运动的核心精神，后来被归纳成“民主”与“科学。这最早应该是陈独秀归纳的。但这种归纳恐怕不好轻易地相信。因为就在五四那段时间，一股反科学的思潮正在兴盛起来。这在《欧游心影录》中表达得很明显。那时候“一战”刚结束，西方世界元气大伤。中国这边其实是有点幸灾乐祸的。因为西方文明的挫败，似乎反过来恰好可以证明东方文明的活力（就跟这回美国金融危机，中国人又不免信心大增起来有些相仿）。所以那段时间，中国人无端地获得了不少信心。“五四”作为一场新文化运动，跟这“信心”是息息相关的。《欧游心影录》的“一般观察及感想”那一篇，对西方文明的分析与奚落，肯定会让很多中国人看了大为痛快。他在那里面，把近代西方社会看成是由科学所营构起来的一种社会形态，所以断定，西方社会的破产本质上是“科学”的破产。在科学破产之后，它还能怎么办呢？只有等着东方的精神文明去拯救了。我实在是懒得抄书，只把这篇末的一段话抄一抄吧：“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们来超拔他哩。”——你看，就这么牛。

其实你不要笑话梁启超的得意洋洋。我敢说，梁启超的精神直觉力和感悟力比你我都要强很多倍。他再怎么说疯话，都比季羡林啥的要明白的多。如果你轻视梁启超，只能说明你自己是个傻逼，别的什么都说明不了。

这种反科学的思潮，大概直接导致了后来那场所谓的“科玄论战”。这是“五四”刚一闹完就发生了的事情。——为什么不是民主与专制的论战，而是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我总觉得，五四那时的人，骨子里对什么“科学”“民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般迷恋。也许“科学”问题在他们看来比“民主”问题还要重要一些。因为“民主”问题已经被“立人”问题置换了。而“科学”这玩意儿，一脸死相地杵在那儿，挺他妈讨厌的。

五四那年，周作人陪他老婆去了一趟日本，顺便参观了一下“新村”，回来就开始大肆宣传“新村主义”。早期共产党人受这个影响其实很大。“新村主义”一般被定性为无政府主义的一种，其实这很不可靠。我觉得这更接近于披着无政府主义外衣的社会主义实践。后来社会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一种历史选择，并不像有的人认为的那样是无缘无故的。当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构建上的错觉是另一回事。

“新村主义”就更像是人来疯了。总之，在我看来，从五四到北伐那段时间，整个中国思想心态都有一种人来疯的感觉。话说回来，“人来疯”也不是啥不体面的事儿。——人来了你都不疯一疯，那还算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