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陈炯明翻案的文章。

　　陈的旧案,其实轮不到、也不必等我来翻。海外康白石(高宗鲁)的《陈炯明传》(香港文艺书屋1978年版),已大体写出陈炯明的本来面目；陈定炎(陈炯明之子)与高宗鲁合著的《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香港吴兴记书报社1997年版),更在史料和见解上有力地重新树立起陈炯明的正面形象。大陆段云章、倪俊明和沈晓敏编辑的《陈炯明集》、《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历有争议的陈炯明》,也已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翻陈炯明的案,可以说是一件既简单又复杂的工作。在情理上,在纯学术层面,是简单的；而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层面,却是复杂的。因为重评陈炯明,无法绕开孙中山,对陈多肯定一分,就必然要对孙多否定一分。而长期以来,在国民党的正统史学中,孙中山是“国父”,是革命开山,反孙即反党,叛党即叛国(当年声讨陈的传记就名为《陈炯明叛国史》)。因此,在党化史学盛行的时候,在孙中山政治神话的笼罩下,陈炯明的政治形象就长期被遮蔽,被歪曲,被抹杀,就被定型为“总理叛徒”,就难以被历史宣告无罪。

　　正是出于这一背景,《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就不仅是一份陈炯明的辩护辞。阅读此书,最可见孙、陈政治毁誉的形成,最可见政治势力对历史编写的扭曲,也最可见“胜则为王,败则为寇”这句话的精辟。考虑到一般读者难得见到此书,故以下略述我的读后感,并以此表达我对这位近代岭南志士的敬意。

　　孙、陈的政见冲突

　　1922年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并有所谓“炮轰总统府”事件,是民国史上的大关节,促使孙中山此后转向联苏容共的政策,由此更改变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走向。

　　大体说来,孙、陈之争起于政见的冲突,在北方隔岸观火的胡适当时即明白指出:“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于是有八年联安福部的政策,于是有十一年联张作霖的政策。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赖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这一周》之十)。

　　孙、陈之间,孰是孰非?陈的意图,是立足于“联省自治”,再进而通过和平制宪,“仿照美国联邦制度,成立中华合众国”(据《历有争议的陈炯明》,页484)；这与孙的“武力统一”,并模仿苏俄政治和军事制度的做法,正成强烈的对照。至少,陈的路线代表了二十年代中国政治的另一种选择,代表了现代史上一条未走的路。其中是非得失,这里不拟细论。至于他们交恶的始末,也按下不表。我只想交代陈炯明政治生涯中的几个片断:

　　1920年陈在闽南时,列宁密使波特波夫曾访问他,表示苏俄可将储存在海参崴的军械供给粤军使用,陈以为革命不应依赖外力,遂婉拒之(《大翻案》,页193-194)。当时苏联更属意的合作对象是陈炯明,假使他积极争取,还轮得到孙中山吗?而国民党后来正是依赖苏联的军援,才得以击溃陈炯明部,并北伐成功的啊。

　　1922年底至1923年初,孙中山联络西南军阀,沿西江而下进攻陈炯明主政的广州。其时广州方面财源枯竭,军心动摇,前方将领多要求开禁驰赌,以赌税维系经济(《史事编年》,页715-716),而陈断然表示:“粤军可倒,赌不可开!”(陈演生编著、黄居素增订《陈竞存先生年谱》)假如陈不执意坚持他一贯的禁赌政策,其部属又何至于穷极哗变,致为外敌所乘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方面欲联络中国各系势力以求合作,日人影佐与陈商谈多次,陈以归还东北为先决条件,日方表示:“君但肯出面,一切均可商谈,归还东三省亦不成问题!”陈要求日方出具书面文件,终以日方不能应诺而作罢。以后影佐以个人身份赠与支票八万元,陈面辞不获,事后就在支票上画叉勾销,命手下送还影佐(康白石《陈炯明传》,页99)。如果他稍假以辞色,就算不能藉日本之力东山再起,临终前也不至于生计潦倒啊。

　　由此可见,陈的旧属称他“宁牺牲其凭藉军事力量,而不背其对民众夙昔之诺言,虽顾目的,更择手段”(陈演生《陈竞存先生年谱·编后语》),亦不尽是阿私之言吧。

　　孙视“政治为一种技术”

　　我们且对照孙中山的行事:

　　为了扳倒袁世凯,孙中山1914年致函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希望日本帮助中国革新,“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次年更致函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提出中日合作盟约十一条。

　　为了筹集北伐军费,孙1921年与美商乔治香克签订合同:香克在美为孙政府发行公债一亿金元(约合当时中国币二亿元),而未来由香克所组织开发的中国工业,生产纯利的三分之一、购买材料款项的百分之二十五皆归其所有。这实际上将使香克垄断中国的商务让予权。

　　还是为了北伐,孙1922年与“日华林矿工业公司”签约:日方供给新式长枪二万枝、子弹五百万发及野炮若干,并资助五百万日元,而赢得海南岛及广东沿海岛屿的开发权,以及厦门以南的捕鱼权。

　　孙与日、美之间的这些密约,因故都未实现(以上参《大翻案》,页293-294、页389-401),但他不惜作“浮士德式的交易”,不惜牺牲一国利益以谋求一党利益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孙1922年下令舰队炮轰广州城区,1924年火烧西关血洗商团,更使广州人民遭受苦难(参《大翻案》,页377-389)。

　　跟孙中山相比,陈炯明太拘泥原则；跟陈炯明相比,孙中山太不择手段。对于孙的这一点,吴佩孚曾有言:“余信政治之要谛在于道德,而孙先生似认为政治为一种技术。”

　　孙去世后,梁启超有更清晰的批评:“我对于孙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事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人人都藉口于‘一时过渡的手段’,结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边,所谓‘本来目的’倒反变成装饰品了。”(《孙文之价值》)陈之所以英雄末路,也就在于他太讲原则吧。

　　陈炯明等的政治原则

　　在此,还要另外补说一点:当时坚持不与外国势力合作的实力派军阀,并不仅陈炯明一人。

　　吴佩孚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得胜,势力盛极一时,苏联特使越飞在南下会见孙中山以前,实际上更希望跟吴合作,但为吴所拒绝；吴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兵败,日本领事劝他抛弃旧主曹锟,与段祺瑞修好,吴却表示:“关于个人一时之成败,本不在念中,此为我不能擅背曹而结段之原因,故宁为玉碎不为望瓦全也。”等到他为国民党所败,退避蜀中,日本要人仍专程拜访他,愿提供一百万元、十万步枪、两千机关枪及五百钢炮,以支持他重出江湖,但他回答:“过去我曾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止百万,可见成败并非枪炮与金钱。我如愿引外援借外债,何必待到今日!中国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了。”(参李洁《茫茫烟蔓寻何处——吴佩孚遗址考》；郭世佑、邓文初《民族主义的裂变——以孙中山与苏俄关系为中心的分析》)可知吴与陈皆始胜终败,而且皆败于苏联支持下的国民党,实与他们恪守原则大有干系。

　　郭松龄1925年起兵反奉,欲推倒张作霖,日本方面事前曾与郭接洽,表示可助其一臂之力,条件是满足日本在南满的特权,但为郭断然拒绝。结果,正由于日军介入,郭功亏一篑,而张作霖才得以挽狂澜于既倒(参何柱国《郭松龄反奉失败原因之我见》)。

　　即使是凭藉日本势力起家的张作霖,行事也仍有他的底线。据说在他统治东北时期,大事不糊涂,与日人虚与委蛇,始终未缔结损害国家主权的正式协议；1928年日本警告他不得返回东北,但他决意离京返奉,才被炸死在皇姑屯车站(参沈云龙《有关张作霖的史料》)。

　　吴、郭、张诸人所行,可算陈炯明的翻版。何以旧军阀尚能遵守相当的政治原则,而革命党反而在手段上肆无忌惮呢?我想,孙中山那样的革命家,或自信他的目标更远大、理想更崇高,自以为非常之人,可行非常之事,故更勇于投机,乃至为陈炯明所不肯为。越是以政治理想自负者,其不择手段的勇气也越大,“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此之谓欤!

　　陈炯明非一介武夫

　　陈炯明并不是一介武夫。他跟吴佩孚一样是秀才出身,又就读新式的广东法政学堂,以最优等生毕业,比之吴佩孚更多了新知识的洗礼。他后来以文人治军,仍有其独立思想,此其所以终不能盲从孙总统也。

　　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素来敬重陈炯明,孙、陈分裂后,他写了一封万言长信给陈,举孙、陈、汪(精卫)为当世党人三大领袖,希望陈与孙能和好如初。陈复函有谓:“……共和建国,主权在民。民之能力,直接间接不能为组织国家之分子,则主权不能行使。由小数黠者久假不归,虽百年以往,无真正共和之可言。……老百姓不出,如民治何?假托武力,愈革愈糟,前车可鉴……”这不仅说中了孙中山的要害,说中了国民党的要害,不也说中了百年以来的历史吗?

　　稍后陈炯明彻底失势下台,避居香江,1927年完成《中国统一刍议》,系统提出其建国方略,虽已无济于实际,但仍不失为光明正大之论。

　　他批评国民党的政治路线:“夫既曰国民,不应为一党之包办,不应仰苏俄之接济,尤不应受第三国际之指挥。否则冒国民之名,行党人私通外国之实,民国虽可欺,决不为之负责。”这既是指责当时的国民党,也是指责过去的孙中山。

　　针对一党专制则说:“夫一党专政,实与民主政治根本不能相容……若震惊苏俄专政之成功,则历史帝王之专政,何尝非绝大成功。今必欲尤而效之,则革君主而为民主,日以民权强聒吾民者,殊为多事也。”这是说,如因为新专制有效率就效法新专制,那又何必推翻同样有效率的旧专制呢!

　　又说:“即以革命党论,亦无一党独尊之必要。盖革命目的,原非排斥异己,独霸一时。如有异党之为革命,或非革命,而其行动不为本党之破坏者,何妨并行而不悖。若必以狭隘之态度处之,一若版权所有,不准翻印,未免示人以不广；且谁为真赝,尚待条件证明。”以垄断版权比拟国民党的一党独大,是很可玩味的形容。

　　陈炯明又批评党化教育:“中国向无宗教束缚,方幸为欧美所不及,国民党何故违背真理,以一党之信仰,作宗教式之宣传,尚为未足；并此教育独立之机关,亦必入寇而摧残之,是亦何为者!”

　　以上这些批判,正与胡适为首的“新月派”对国民党独裁的批评遥相呼应,而且,在写作时间上还比胡适为早呢。

　　陈炯明1933年病逝于香港,各方哀挽无数,其中有这样两副挽联:

　　“好权不好利,好俭不好奢,叔世才难,如公有几；叛情不叛理,叛党不叛国,谤满天下,名亦随之。”

　　“天下事岂有定乎,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大丈夫当如是耳,孙不能屈,袁不能降。”

　　所谓“叛情不叛理,叛党不叛国”,所谓“大丈夫当如是耳,孙不能屈,袁不能降”,我以为最能见其人的意气和光彩。

　　总体而言,陈炯明在政治上终归于失败,但不失为荣誉的失败。他以革命功臣而终成国民党的叛徒,恰可比十九世纪日本西乡隆盛,以维新元勋,而终成明治政府的乱党。当时为逆为寇,然倏忽百年,尘埃渐落,功罪重论,他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失败的英雄。

　　曾看到一篇台湾陈文茜的访谈,题为《只问历史的人》,在她心目中,民进党早期的领袖许信良是真正的政治英雄,而后来的民进党已丧失了理想精神,“这个年代,已经太缺少不计自己利害、不论自己位子,只问历史的人。”其实,不计利害,只问是非,不计地位,只问历史,这样的政治人物在任何时代都是稀有的,若求之于近世,陈炯明庶几近之乎?

　　如果说,孙中山是一位不择手段的成功者,那么陈炯明就是一位坚持原则的失败者。也许,坚持原则者总是容易输给不择手段者,道德主义者总是容易输给功利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总是容易输给机会主义者。

　　陈炯明读法政学堂时,因为严译《天演论》的影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流行一时,故他取字“竞存”,正与胡适名“适”字“适之”的用意不约而同。可是,就像胡的自由主义终究不合时宜一样,陈的政治道德也不能让他立足于弱肉强食的政治世界。胡适不“适”,竞存不“存”,这是现代中国的悲剧；但在那个泥沙俱下、群魔乱舞的时代,也是无可避免的悲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