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10"飞机就是高梁"炒"起来的！他一天到晚到处奔走，讲我们怎样自力更生地造出"运10"飞机，后来又怎样银鹰折翅。就是为了提醒国家要重视战略产业。”记者在采访中国大飞机项目上马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听人提起一个名字——高梁。
高梁身材清瘦，衣着朴素，爬满皱纹的脸上缺乏表情，即便在讲使他感到痛心的事时，也能保持平和的语气。第一次采访高梁，他光着脚穿了一双解放鞋，“我当过10年工人农民，从年轻时候一直就这样。”看到记者诧异的表情，高梁笑了笑：“我再怎么样也比大多数工人农民好过多了。在国家机关工作，除了工资还有讲课费、课题费，至少衣食无愁，没有后顾之忧啊。”
做没人相信的事
高梁年轻时下乡到内蒙古，1978年回到北京；1982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后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成为最早参与改革的经济学者之一；90年代初南下海南，当过洋浦经济开发区国有资产管理中心主任，还炒过一段期货；再次回到北京后，有一段没有稳定工作，给朋友帮忙办产业论坛并编辑《参阅文稿》。
发现“运10”飞机就发生在高梁连个稳定的工作都没有的时间段内。用朋友的话说，骑着破自行车的高梁，做了一件没人相信的事情。高梁办产业论坛期间，跟原航空工业部飞机局局长胡溪涛联系中得知“运10”，他为自己竟然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感到惊讶。通过到上海飞机制造厂调研和查阅历史资料，1999年，高梁写下了《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从“运10”的夭折谈起》一文。
这篇文章让更多人感到惊讶，甚至军方许多人都不知道也不相信“运10”飞机的事情。后来路风、赵英等学者，科技部相关工作人员，参与过“运10”工作的老科学家们都加入进来，终于形成一股风潮，促使自主制造大飞机进入国家决策层面。
高梁集中精力于产业领域的实证研究，自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创见，也不说没有把握的话。他还实地调查了外资对我国企业兼并控制的情况。2005年，高梁亲赴大连电机厂、宁夏西北轴承厂、合肥变压器厂等企业，通过调研了解到外资企业运用商业规则，先取得国有企业的部分股权，后把企业做亏，最后在三四年的时间里购入全部股权的过程。
现在需要新的价值观
对个人生活，高梁看得很淡然：“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爱好，有的人拼命赚钱，把赚钱当作一种事业，我呢干活的时候好好干，到了星期天坐下来，捧本书、拿根笔，就觉得特别自在。我天生不喜欢讲阔气，并不是说我这个人就多么了不得，也不是要装穷。”
听起来高梁是个有点“文人情趣”的人，但事实并非如此，他满脑子的家国天下。他说，经济学搞得很专的话，必然要从全局、长远，从国家和世界的关系进行考虑，这个职业要求你跳出小圈子。
“任何企业都是一把手的”，高梁对所有制某些改革的疑问是，为什么随着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企业却越来越差，到了非贱卖不可的地步？他认为，不是产权和管理的问题，而是选人的机制出了毛病，把腐败分子放到了国企的领导岗位上，企业不出问题才怪。
高梁认为，很多问题的出现是因为人们的观念变了，失去了道德底线，这不是市场化的改革能解决的。需要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来团结社会，“这是个应该强调社会利益的时候，是个应该弘扬正气的时代”。
高梁近年来一直呼吁偏向民生的公共政策，他把自己的出发点概括为“一是实事求是，二是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强调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让大多数人生活得更好。
高梁对企业家有更严格的定义，“企业家是把社会的需求和先进技术结合起来，真正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人，我们现在的富人很多是炒房地产炒股票的。我们应该支持一心一意把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企业，那些制造泡沫的算什么企业家？”
高梁一向主张自主发展民族产业特别是战略产业。“国家要想在世界上有地位，不能简单理解为依靠廉价劳动力，必须要发展自己的国防和战略产业。”对这一观点，学界并非没有争议。有经济学家认为，“大飞机项目是个技术经济问题”，不应该动辄上升到战略问题的高度。
顾准之子
高梁是顾准的儿子。高梁很少谈他的父亲，在接受采访时也尽量回避这个话题。但许多人提起高梁，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一点。在全国只有一个声音的时代，顾准坚持独立思考，探索从理想主义转向经验主义的道路，思考民主制度的建设，为此受到迫害，于1974年去世。1994年《顾准文集》出版后，顾准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对思想界的种种评价，高梁习惯保持沉默。他说，顾准从实际出发、从现实经济关系出发研究商品货币关系，在方法上有独到之处。顾准的很多设想现在看来也是很超前的，后人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并进行讨论。
高梁并不注重他本人与父亲思想倾向的异同，他更看重的是父亲身上体现出来的知识分子品质。他认为，知识分子要有敢于说出不同意见的勇气，现今的知识界太欠缺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不随波逐流的风骨。
“要做到这点，就得像毛主席说的，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他自己是从井冈山出来的，是做到了。但一般人做不到。”高梁停顿了一下，轻叹一声，“我爹做到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