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怀旧热潮的激荡下，近年来社会上流传着大量民国名人轶事。这里说的“民国名人轶事”，是指关于民国政要、文人等精英人物的趣闻逸事，如今在新旧媒体上广为传播，其制造和传播者强调这些轶事曾经被权力压制，如今再次被发掘出来。然而，传说、轶事和谣言向来具有亲缘关系。 仔细辨识起来，当下流传的民国名人轶事里有大量虚构成分，比如关于蒋介石与宋美龄爱情的传闻，称蒋介石为了示爱特地在南京修建美龄宫、种植梧桐树的美谈，经不少历史爱好者的考证，已经被证明是谣言；影响极大的梁思成以德报怨，在“二战”时拯救奈良、京都免遭空袭的佳话，也被人考证出是“一个疑点重重的神话”。这些带有虚构色彩的趣闻轶事高度赞扬民国，且比正史的论述更具传奇色彩，往往颇受大众的喜爱。通过大众媒体的传播，真假莫辨的民国名人轶事成为一种“现象级”的话题。比如，关于《刘文典飞踹蒋介石》的美谈：

　　这则言语夸张的轶事不仅出现在作家岳南的《南渡北归》等关于民国的通俗读物中，还在微博等新媒体中频频露面，其影响不可谓不广。

　　这些虚假的民国名人轶事篇幅长短不一，有的只有三五句话，有的篇幅颇为可观，有的独立成篇，有的被镶嵌在各种真实的史料中，都带有浓厚的怀旧色彩，是制造者立足当下，将过去浪漫化的产物。所以对其辟谣非常必要，同时我们还需要对谣言背后的社会因素做充分的揭示。本文将借助怀旧（nostolgia）的相关理论，把这些轶事看成与当下的社会情绪和文化生态紧密相关的产物，分析其制造策略，只有这样才能窥探这些谣言背后体现出的怀旧情绪和历史反思与消费主义的复杂关系，才能发现其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一、“民国热”：徘徊在反思与娱乐之间的怀旧

　　我们要讨论的民国名人轶事产生在“民国热”的潮流里，故有必要先分析“民国热”的产生。从《大宅门》《金粉世家》等民国影视剧的热播，到商务、开明等老出版社教科书的畅销；从陈丹青等人对“民国范儿”的高举，到新旧媒体对民国故事的反复书写，对民国的想象和缅怀近几年来“高烧不退”，似乎还有愈演愈烈的迹象。

　　“民国热”是怀旧的一种体现。在文化研究学者们的努力下，怀旧与当下的关系日益受到关注。怀旧不同于单纯的溯源与回忆，是一种积极的情感呈现，是通过回忆和回顾达成的情感付出。怀旧者通过对历史记忆的重构将过去理想化，以此达到新的目的。 由此观之， “民国热”所怀念的民国并非真实的历史存在。民国固然结束了帝制，为中国迅速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提供了可能，但它的综合国力又是极弱的，中央政府缺乏全国性的整合与动员能力。所以，真实的民国是一个摩登与野蛮、上流与底层伴生的时代。而“民国热”则将民国塑造成一个虽然政治动荡，却充满人文精神和创造力的时期——大师辈出、精英涌现，个个都有着独立的人格和高贵的精神气质。“民国热”在相当程度上带有对历史的“演义”与美化成分，它屏蔽了底层的存在，把光鲜与腐朽伴生的年月涂改成了文人政要摇曳多姿、顾盼生情的黄金时代。

　　“民国热”是在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日益“去政治化”，传媒资本勃兴，消费主义盛行的环境中产生的。它的兴起不外乎以下两方面原因：

　　首先是“后革命”时代“去政治化”思潮的影响。近四十年来，随着革命话语影响的减弱，中国社会呈现出“去政治化”的趋向，一部分人开始以另一种视角评价现代中国的历史。“民国热”的助推者主要是中产阶级，包括知识分子、白领等精英阶层，其中鼓吹最有力的是陈丹青、张鸣、高晓松、袁腾飞等知识分子。这些文化精英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并抱有中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对于当下社会的种种问题，他们时常展开批评，希望获取话语权以影响公众。于是，他们选取曾经的“旧社会”——中华民国作为参照系，重新挖掘民国的价值，来反思当下社会的得失。正如史学家叶文心所说：尽管“民国怀旧浪潮未能完全捕捉那个时代的困难和困惑”，但确实“是一种反思的态度”。

　　其次是消费主义和大众媒体的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消费主义的兴起，娱乐和消费是怀旧的重要动力， “民国热”的升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们消费历史的热情。民国距今已有近 70年的历史，时间的跨度让“听白头宫女说前朝遗事”成为可能。民国遗事从尘封的历史中被打捞上来，成为大众消费的对象，老电影、旧照片中的光晕被当成历史的真实。名宦巨贾的成败起落，文人名媛的悲欢离合，极大满足了消费主义时代民众的好奇心；而《南方周末》《新周刊》等媒体的介入更是为怀旧提供了展示和传播的平台，无论是陈寅恪、吴宓、钱钟书等“神话”的制造，还是《最后的贵族》《伶人往事》等怀旧文字的传播，都离不开媒体的造势。消费主义和大众媒体的结合让“民国热”如虎添翼，放大了其影响，也增强了其娱乐性与消费性。

　　大众把民国作为怀旧对象，正是因为那个时代为人们提供了历史反思与娱乐消费的双重资源。在“民国热”的怀旧氛围中，我们能嗅到浓厚的政治批评气息，也能看到热潮背后的审美价值与猎奇色彩。正如陈丹青的这段话所说：

　　以我们的教育，民国的一切都是“旧社会”，这是大误解。相对人人梳辫子的大清，民国才是不折不扣的新中国。胡兰成的说法比较可喜而平实，他说：民国好比是“新做人家”，凡事初定，气象清新。你看所有民国老照片，虽是黑白的，陈旧的，沧桑岁月，可是细看进去，一本正经的天真淳朴。

　　反思与娱乐这两种因素深刻烙印在各类关于“民国热”的叙事中，也形塑了编造民国名人轶事的策略与逻辑。

　　二、虚构的轶事，真实的情绪

　　自诞生之日起，谣言就一直被作为“理想的伸张正义和发泄的工具” ，虚假的民国名人轶事之所以大规模产生，是因为这些故事表达了“后革命”时代一些中产阶级的情绪和政治观念。

　　首先是通过“翻案”质疑现代革命史的合理性。民国名人轶事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种类型：第一类是政治人物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多为曾经被否定的政治人物，比如窃国大盗袁世凯，被视为“反动派”的蒋介石、宋美龄，军阀刘文辉，大地主刘文彩等。关于他们的轶事，很多是无中生有的编造和美化。比如，称袁世凯死前痛悔复辟，为自己写下“读书时少”的遗书和“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的挽联；再比如，称段祺瑞并非“三一八”惨案的主使者，相反事发后他赶到现场长跪不起，并以“终身食素”为自罚。 作为民国位阶最高、争议最大的人，蒋介石最常被编入故事，有的故事渲染蒋介石铁面无私，拒绝了同族子弟求官； 有的故事称赞其仁慈，称蒋介石放弃在新中国建国大典上轰炸天安门，是为了避免生灵涂炭。 一则名为《看当年蒋介石如何处置“非礼”宋美龄的那些士兵》的故事明显借鉴了“楚庄王绝缨之会”的叙事结构，虚构了一个名为“韩诚烈”的黄埔军人，称其在蒋宋二人检阅军队时，情不自禁摸了宋美龄的手，结果蒋宋二人不但没有处置他，还对他礼遇有加，使得韩诚烈自惭形秽，此后为民国立下汗马功劳。 在这些传奇故事中，蒋介石由“反革命”一跃被塑造成注重修身、夫妻恩爱、公而忘私、为国为民的儒家信徒。这些故事是对民国政治人物的再评价，试图发掘人物身上的正面价值，祛除原本加诸其身上的“成见”。

　　另一类常见的类型是文人故事。故事的主角主要是胡适、徐志摩、梁思成、林徽因等文化人，他们在民国有丰富的经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度被压制，较少被提起。故事中的文人、知识分子具有真性情、真知识，男的儒雅清高，女的浪漫灵慧，面对权威，他们敢于直言，面对苦难的乱世，他们又有追求真理的勇气。同时，故事又会强调这些特性不是天生的，是民国那个开放自由的时代赋予的。不同于上述政治人物的故事多是无中生有的编造，文人轶事往往是在一定事实基础上的演绎。比如，这则最早由高晓松在视频节目《晓说》中传播出去的梁思成轶事：

　　其实，这则故事是对梁思成的学生、建筑史学家萧默回忆录中一段文字的讹传，萧默原文只是说梁思成热爱古建筑，一旦知道某地有重要的古建，就会给当地邮政局长写信，附上所需费用，求其拍照，收信者被其信任感动， “一般都会”拍摄后寄回。高晓松的改动相当高明，他加入了“两块大洋”的细节，并把收信人从个别人改成全国“每一个县的邮政局长”，细节的膨胀与深情的评论，把赞美的对象从个体转向了整个民国时代。

　　无论是政治人物正面形象的塑造，还是对文人风骨的褒扬，最后指向的都是对民国时代的肯定。民国不再被视为积贫积弱的乱世，而是延续了传统、注重“忠孝礼义”，同时又具备世界眼光与现代精神的美好时代。相比之下，革命、左翼的意识形态不再被视为神圣，而是被看作激进和不成熟的代名词。既然民国如此美好，那么由左翼领导的民族解放、土地革命、国有化改造等一系列运动的合理性也就受到了质疑。谣言为大众展示了一个不同于革命史观评判的民国，也对现代中国的主流历史叙事提出质疑。也正因此，在行文中我们常常能够看到“重读” “新解” “再说” “新解”这类带有“翻案”意味的标题。谣言是一种隐形的武器，可以让人们避免抛头露面，以他人的立场与身份传达自己的政治观念。 编造民国名人轶事不仅仅是为了重构历史，谣言背后还掩藏着鲜明的现实感受，投射了中产阶级在当下社会中的不安全感。任何一个故事都由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两部分组成。纵观那些影响较大的民国名人轶事，其双层结构形成了微妙的关系，表层结构是某个民国传奇，而深层结构隐含的是当下的社会问题，表层的主题是深层焦虑的投射。比如这则《让蒋介石无奈的“民国第一钉子户”》：

　　历史作家谌旭彬综合文史资料考证发现，蒋介石发迹后确有重修旧居的行为，也碰过一些钉子，但未发生过上述事件。 据此，我们推断，这则故事极可能是奉化旅游业者为增加地方文化内涵而于晚近制造的佳话。如今，它在互联网和众多通俗出版物中频频出现。它表面说的是蒋介石对邻居的宽容，而深层则指向当代社会的强拆问题，位高权重的蒋介石对待无权无势的“钉子户”邻居表现出的宽容，反衬出当下社会在拆迁中出现的不合理补偿、暴力强拆等现象，以及政府责任的缺位。经济学家何永江便在他的著作《经济学与社会生活》中引用了这则故事，以此说明政府建设良好制度与规则的必要性。

　　再比如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赞誉民国军阀刘文辉主政西康期间非常注重教育：

　　这则故事在微博上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传播，故事后部分是对图片内容的描绘。戳破谣言的仍是谌旭彬，他考证出相关照片被误读了，且刘文辉主政西康期间并不重视教育，甚至挪用了四分之三的教育预算。 故事正话反说，表面是在夸耀刘文辉注重教育的政绩，实则是在嘲讽当代某些地方政府的渎职现象：政府扎堆建高楼，学校却破烂不堪。在转发、转载这个故事时，有的网民还会贴上一些地方的豪华政府大楼照片，并附上尖锐的批评： “‧‧‧‧‧这样动辄几亿至几十亿雪花银的政府大楼建成了，就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人民和政府就更踏实了么？！”

　　一经分析，上引民国名人轶事就变得荒诞不经了，但它们却有着鲜明的编造逻辑，那就是借民国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 表达中产阶级的诉求。如前所述，民国轶事往往围绕着政治人物和文化艺术界名人展开，对其大加赞扬，但很少涉及经济与科技类名人。从表面上看，这是因为民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成就确实一般，但从深层次来说，这种叙事格局恰恰是当代中产阶级社会焦虑的投射：中国当代社会已经逐渐走向富强，在中产阶级看来，经济和技术问题已不再是社会发展中最迫切的问题，他们的焦虑和不安主要来自于相对滞后的制度建设和人文道德建设。于是，他们通过虚构相关的故事来投射这种情绪，在民国故事里，政治人物注重修身，不仅是道德上的楷模，还遵守规则，尽心尽责治理国家，文人雅士则个性鲜明，开创了自由的文化空间。虚假的故事反映了中产阶级真实的政治与文化诉求。

　　三、从“重说”到“戏说”：娱乐化与民国文人轶事的虚构

　　“民国热”的兴起离不开大众媒体的推动，最有力的鼓吹者都和媒体有着或深或浅的关系，有些还通过参与新媒体节目（陈丹青《局部》、高晓松《晓松奇谈》《晓说》），深度参与到媒体中。他们深通大众媒体的运营之道，知道要扩大影响，让更多人接受他们的观念，必须精熟大众的表达方式，迎合大众的趣味。至于相对低端的推动者，诸如微博、微信上的历史营销号、用剪刀浆糊炮制民国读物的写手，其生存更是和媒体息息相关，他们追求转发量和关注度，人们想看什么就制造什么。随便在媒体上搜索和民国相关的文字，就能看到这样的标题： “揭秘蒋介石童年：熊孩子一个，一生很少提及父亲”“猝死、纵欲、暗杀： ‘小诸葛’白崇禧之死”“民国大 V：鲁迅 文艺圈‘网红段子手’”“民国的大学老师吃什么？外卖、小灶、零食样样齐全” 。岁月赋予民国美感与传奇性，大众传媒则为民国提供了宽广的演绎舞台和放飞想象的空间，从而促成了媒体民国历史叙述的娱乐化与戏说化。

　　尽管那些民国名人轶事的讲述者打着“揭秘”“求真”的口号，但我们很难分清他们和“段子手”与“说书人”的区别。以音乐人高晓松为例，他在脱口秀节目《晓松奇谈》里干脆作说书人的打扮：手持一把写有“晓松奇谈”的扇子，一边手摇扇子，一边高谈阔论，谈蒋介石日记，聊西安事变，旁征博引，纵横捭阖。有观众一眼看出了节目和说书的相似之处： “说书 / 唠嗑 / 吹牛皮有个共同点，容易越说越激动，说到激动处，拿扇子一扇，又冷静一点，顺便找回了自己的逻辑和底线。”

　　《晓松奇谈》频频谈及民国。为了增加趣味性，高晓松（和他的团队）很少采用正史，而是非常倚重奇闻野史，节目的广告词就叫“奇闻说今古，谈笑有鸿儒”。传播这些“不为人知的秘闻”，不仅有助于彰显高晓松的博学多知，还炫示了一种打破“压制”与“禁忌”的快感，塑造其特立独行的公共形象。而所谓的“历史秘闻”恰恰有很多是假的，比如在《西安事变》一集中，高晓松挖掘了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合作史，他根据“最近披露的史料”，称 1936 年 7 月时，中国共产党在已经和张学良达成合作共识的情况下，还派周恩来去与蒋介石密谈，以此说明中国共产党有政治手腕，不忘给自己留条后路。其实所谓的“蒋周密谈”发生在“西安事变”后，国共初步形成合作共识的 1937 年 3 月，所谈者为建立国共二次合作统一战线事宜。所谓“最近披露的史料”无疑是移花接木的结果，在节目中这样的“秘史”俯拾皆是，也难怪有人称高为“历史发明家”。

　　除了影响历史进程的“民国秘闻”外， 《晓松奇谈》还常常谈及的民国女性的私人生活，甚至还专门做过两期节目，谈民国的“乱世佳人”，选取民国时期的名媛，对她们的婚姻与爱情加以渲染。比如对“民国女神”林徽因，高晓松着重介绍了她与梁思成、徐志摩和金岳霖的多角恋；对陆小曼，高晓松则津津乐道于她与王庚、徐志摩和翁瑞午的罗曼史。为了迎合大众的趣味，高晓松还用当下的价值观念来评价这些女性，比如把女性自我意识较强的萧红、陆小曼比喻成“作女”。当节目用带有亵玩色彩的言语，把这些情爱故事揭开时，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受众对民国名媛的想象。说白了，这些故事和今天娱乐明星的绯闻韵事一模一样。通过虚构故事，来满足大众的窥私欲也成为节目常用的手法。

　　高晓松曾在其中一期节目中，津津乐道讲述了所谓“川岛芳子死里逃生”的轶闻，称满洲贵族、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并未在抗战胜利后被枪决，她雇替身受刑，自己则逃出监狱，以农妇身份在东北度过余生。这则传闻是近年来由长春的一对母女编造的，所用辅证极为牵强，且无法提供直接证据，虽有不少小报登载，但严肃学者从未采信。可还有什么能比民国女间谍神奇脱身的故事更有轰动效果呢？一经播出，收到了大量评论和关注，其中不乏“我私下希望她没死的，这么传奇的人被枪毙掉了有点可惜”这类充满好奇心的话语。

　　编得越离奇，受众兴趣越大。所以讲述者还要在故事中“添油加醋”，对一些情节进行再创作，尽量把故事讲得有声有色。上文列举的刘文典、梁思成故事就是如此。我们在这里再对《刘文典飞踹蒋介石》做一些分析。

　　刘文典和蒋介石在 1928 年确实因学潮发生过冲突。据《刘文典年谱》梳理，学潮的起因是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举行成立 16 周年纪念，安徽大学百余名男学生闻讯前往，准备“参观跳舞”，遭到拒绝后捣毁女校的礼堂、宿舍，殴打女仆，女中学生赴省政府请愿，要求开除为首的闹事学生。代理校长之职的刘文典答应赔偿损失并道歉，但拒绝开除肇事学生。冲突发生在刘文典奉命向来巡视的蒋介石说明学潮情况时。客观来说，这场“学潮”与争取民主自由的学生运动大相径庭，甚至带有青少年男女的儿戏成分。蒋介石的质问不无道理，而刘文典的顶撞则有护短之嫌。同时代人对这场冲突的记录非常克制，鲁迅在《知难行难》（1931年）中称“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 。胡适在《人权与约法》（1939 年）中甚至抹去了刘文典的名字，称“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两者都指出刘文典在言语上冲突了蒋，但都没有刘文典脚踢蒋介石的细节，也没有渲染刘文典的风骨，更没有赞扬蒋介石的雅量。20 世纪 80 年代，在张中行的《刘叔雅》（1986 年）、万亚新的《宜城学潮录》（1986 年） 等记录中，这则轶事也在逐渐丰富，强化了刘文典面斥蒋的内容，但仍没有脚踢的情节。

　　就笔者的考掘而言， “飞踹蒋介石”最早由畅销书作家岳南杜撰。岳南以写报告文学出身，撰写过考古、盗墓、文物流散等题材的通俗著作。2005 年以后，岳南转向写作民国学人题材，陆续撰写了《李庄往事—— 抗战时期中国文化中心纪实》《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林徽因时代的追忆》《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等著作。岳南是一个市场敏感度相当高的作家，他的写作转型恰与“民国热”的兴起同时，他精于捕捉大众对民国的怀恋，以通俗活泼的笔调表达出来。同时他还积极制造各种话题，在《陈寅恪与傅斯年》里提出“民国之后，再无大师”等极具情感渲染力的口号，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如今的岳南已经是中国作家富豪榜上的常客，是坐拥 19 万粉丝的微博大 V。

　　在岳南的民国写作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南渡北归》，这本著作描写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避难西南，尔后回归中原的故事。作品包含了大量野史逸闻式的描写，并时常以戏谑的文笔出之，以至于有人称其为“南北文化圈撕逼大事件全解读”。关于刘蒋冲突的传奇也出现在这本书中：

　　这是一段充满戏说和传奇色彩的文字。作者以说书人的口吻展开叙事， “添油加醋”地描绘了这场冲突，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刘文典的挨打和反击，还加入了“头撞柜子” “鲤鱼打挺”等细节，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让人感觉身临其境。为了挑起大众的阅读兴趣，作者刻意在形式上追求演义小说的风格，使用大量明清小说式的语言来组织行文。这种处理是相当成功的，有读者赞其： “作为一本大部头的历史著作，读来竟从不枯燥，像小说一样流畅，欲罢不能。”但另一方面，无论是蒋介石的打人，还是刘文典的反击，都是作者在史料之外的过分演绎与想象。作者对“脚踢蒋介石裆部”这一细节浓墨重彩的描写，无疑为大众提供了一个窥探历史隐私、消费名人八卦的机会。无论是戏说的文笔，还是戏剧化的情节，都是为了迎合市场，这么做的代价是牺牲了历史的真实性，正如某位批评者说的： “作者为能吸引读者，有意引入大量名人八卦和细节，杂之以抒情式的议论与近乎粗鄙的语言，暂且不论这本书能否称得上是‘史诗’，但这种于史无据、文字轻佻的叙述，倒是有弄巧成拙之嫌。”

　　和正史相比，对民国的传奇化改编更具审美价值，更符合大众的猎奇心理。“眼球为王”的传媒吞噬一切，再高尚的理想也要向文化工业与大众趣味低头。正如作家肖伊绯所说：

　　于是， “重说”变成了“戏说”。“戏说”在大众媒介中获得了纸面、音频、视频等多渠道的传播。这些形式符合都市中产的趣味，也符合他们接受知识的方式：轻松、有知识、有格调，既可以集中阅读，也可以在上下班、购物、健身时通过视听获得，于是，各种关于民国的想象与谣言借着大众读物、纪录片、脱口秀节目迅速传播开来。

　　四、复原性怀旧与民国文人轶事的自我解构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如今流传的民国名人轶事是民国怀旧的产物，其背后有着政治和市场两方面的诉求。对于中产阶级而言，一方面，在“后革命”的时代里想象民国文人政要、编造真假混杂的传闻，寄托了他们重新评价现代中国历史的意愿，也是他们在社会转型期表达不安与焦虑的策略。另一方面，这些趣闻轶事是在大众媒介中产生的，深受消费主义的影响。在大众消费历史的需求下，关于民国的叙事越来越传奇化、娱乐化，从而产生了很多荒诞不经的故事与带有窥私意味的情节。在故事的生产过程中，为了加快进度，媒体往往没有细致的信息核对过程，由此造成了谣言的大规模流行。可见在民国文人轶事的传播中，怀旧承担起了历史反思和娱乐消费的双重功效。

　　在《怀旧的未来》中，俄裔美籍学者斯维特兰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提出了“修复型怀旧”（restorative nostalgia）与“反思性怀旧”（reflectivenostalgia）的概念。修复型的怀旧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怀旧，把“历史的发明”当成“历史的真实”，无保留地相信想象的过去是“真实”的，试图超历史地重建失去的家园；而反思型的怀旧则对怀旧的对象怀有警惕之心，甚至对怀旧行为本身也保持足够的反思，它不以恢复过去为目的，而是直面种种社会问题，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开辟面向未来的道路。  一言以蔽之，修复型的怀旧将理想寄托于过去的“黄金时代”，相比之下，反思型的怀旧则是一种更具行动力与自觉意识的行为。

　　通过重新评价历史人物来反思当下社会的问题是中国史学根深蒂固的传统，但虚构的民国文人轶事并不能真正达到批判历史、反思当下的效果，反而陷入了自我解构的表述困境中。一方面，某些中产阶级试图质疑现代中国历史的叙述、对当下社会提出批评；另一方面，这种批评要想流行开来，必须迎合大众的趣味，编造者们于是毫无保留地拥抱了消费主义，而这种消费主义正是在他们所不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培植出来的，他们所采取的批评的话语模式和修辞方式恰恰是媒体与大众所赋予的。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他们所津津乐道的民国轶事早已不是“信史”，而是传奇化的大众娱乐。批评由此成为消费主义的奴隶，对历史没有产生严肃的反思，对当下也没有达成真正的批判效果，反而被娱乐所解构。由此观之，中产阶级对“民国范儿”的想象一直停留在修复型怀旧阶段，他们对民国名人文治武功的描绘勾勒了一个极具审美价值的“黄金时代”，最终沦为一种“老子先前阔多了”的白日梦。这种想象早已被文化工业收编，它补偿了中产阶级的焦虑，为对当下不满的人们提供了一剂香甜的安慰，一堆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对于社会切实存在的各种问题，并不具备改变现状的行动力与召唤力。

　　“民国热”尚未降温，对民国名人轶事的编排还在持续。津津乐道于轶事的人们赚得盆满钵满，你们将“黄金时代”许给民国的名人，那么，你们以什么来期许现在的自己？

　　（原文载于《民族艺术》2017年 第5期，请以纸质版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