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八十一年(汉昭帝始元六年)，西汉政府召开了一次盐铁会议。会上，以政府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代表的法家，同来自各地的六十多名儒生，即“贤良”、“文学”，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场儒法大论战，围绕汉武帝的政治路线及其理论基础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汉武帝的政治路线，是秦始皇以来的政治路线的继续和发展。这条路线，是打击奴隶主残余势力和地方诸侯王割据势力，巩固封建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路线。这条路线的理论基础，是法家学派的学说;而奴隶主残余势力和地方诸侯王割据势力的倒退、复辟的政治路线，则是以儒家的学说为理论根据的。因此，这次盐铁会议上所展开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政治上表现为进步与倒退、革新与保守的斗争;在思想上则是一场激烈的儒法大论战。西汉儒生中的顽固派“贤良”、“文学”，是奴隶主残余势力和地方诸侯王割据势力的思想代表。这些人在会议上，竭力宣扬孔孟之道，大肆低毁秦始皇和法家，全面攻击和否定汉武帝的一整套政策;桑弘羊代表了上升阶段的地主阶级，以朝气蓬勃的战斗姿态，舌战群儒，猛烈抨击孔孟之道，高度评价秦始皇和法家，坚持和捍卫汉武帝的进步的路线和政策，对“贤良”、“文学”所鼓吹的那一套迂腐的儒家观点和倒退、复辟的路线，进行了深刻有力的揭露和批判。《盐铁论》一书就是西汉儒生桓宽根据这次斗争的会议纪录编写而成的。
一
从秦孝公到秦始皇，一百多年以来地主阶级进步势力与奴隶主复辟势力进行了反复的斗争，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这是秦始皇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但是，失败的阶级还在挣扎，斗争并没有结束。代表奴隶主复辟势力和六国贵族的一批孔学信徒，曾经多次攻击秦始皇的路线和政策，进行了种种阴谋活动，妄图开历史倒车。秦始皇为了巩固新兴的地主阶级专政，在杰出的法家代表李斯等人的建议和支持下，对当时的奴隶主复辟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和镇压。著名的“焚书坑儒”就是对奴隶主复辟势力的革命专政。汉王朝建立以后，继承了秦始皇的政治路线，中央政权基本上是崇尚法家的。西汉前期，封建社会还处在上升阶段，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同奴隶主复辟势力之间的矛盾，还表现得相当突出。中央集权同奴隶主残余以及和它勾结起来的地方诸侯王割据势力之间的斗争，仍就连绵不断，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意识形态上，反映这一斗争的儒法争论，也一直在进行着。盐铁会议上的这场争论，就是这个斗争的一次大爆发。
西汉的奴隶主残余势力，大都是“六国疆(强)宗”(《汉书·娄敬传》)和“故贾人”(《汉书·高祖纪》)，也就是六国奴隶主贵族统治者的后代和六国奴隶主大商人的后代。在政治上，这些奴隶主残余势力怀念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一有风吹草动，便出来兴风作浪。在经济上，这些奴隶主残余势力继续役使大量奴隶，从事工商业特别是盐、铁业活动，操纵了煮盐、冶铁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这些人“因其富厚，交通王侯”(《汉书·食货志》)，“封君皆俯首仰给”，可是他们却“不佐国家之急，’(《史记·平准书》)，妄图从财政经济上削弱和威胁汉王朝的中央政权。
“汉承秦制”，就是说，汉王朝实际上还是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但是，在部分时期和部分地区，也实行了分封。正如柳宗元所说，汉代“封建之始，郡国居半”(《封建论》)，这样就形成了汉代的地方分封割据势力。到了文帝时，这些地方诸侯王势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除了得到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奴隶主残余势力的大力支持外，还直接掠夺农民，兼并土地，经营盐、铁，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与中央政权相对抗。例如，吴王濞就曾“盗铸铁”，“即山铸铁，煮海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逆”(《汉书·吴王濞传》)，“富国强兵而抗汉室”(《太平御览》卷一六九)。
奴隶主残余势力为了实现他们的复辟愿望，需要在政治上依靠地方诸侯王的力量，地方诸侯王为了扩张势力、觊觎中央政权，在经济上又需要奴隶主残余势力的支持。他们就互相勾结起来，结成反对中央政权的反动同盟，反对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政治路线。吴楚七国之乱，淮南、衡山之谋，就是这种反动同盟反对中央集权的突出表现。汉王朝采取了断然措施，镇压了企图倒退、复辟的地方势力，保卫了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治路线。
平定了七国之乱以后，地方的倒退、复辟势力虽然遭到了一次沉重打击，但是并没有消失。这是因为，从高帝到武帝初年，对这种势力一般只是采取了限制和打击的政策，未能从根本上摧毁这一反动势力。汉武帝总结了秦始皇以来这一斗争的历史经验，任用了著名法家桑弘羊、张汤等人，制定了一整套政治经济政策，发展了自秦始皇、汉高帝以来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政治路线。
在经济上，实行盐铁官营和酒类专卖;改革币制，禁止私人铸钱;平抑物价，行均输平准之法。这些经济政策，有力地打击了控制煮盐、冶铁等重要经济部门并操纵市场的奴隶主残余势力和地方分封割据势力，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经济力量。
在政治上，实行“削藩”方针，行“推思之令”，令地方诸侯王在其封国内裂地分封其子弟为侯，把大诸侯王国分成若干小的封邑。这样，“上以德施，实分其国”(《汉书·主父偃传》)，从而有效地削弱了地方分封割据势力。
在中国境内，由于幅员辽阔，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各民族之间在社会发展上也有先进和落后的差别。在西汉时期，北方的匈奴仍然处于奴隶社会。在如何处理汉族和匈奴之间的关系方面，汉武帝也采取了一条保卫汉朝不受匈奴奴隶主贵族侵凌破坏的进步路线，一反过去对匈奴屈辱和亲的政策，实行积极备战的方针。
上述政策的执行，从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从根本上削弱和打击了奴隶主残余和地方诸侯王相互勾结的反动势力，使地主阶级专政最后得到了巩固。
汉武帝上述路线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桑弘羊曾积极参与，并起了重要作用。桑弘羊是法家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地主阶级革新的政治家和理财家，十三岁时就在武帝身边当“侍中”，曾先后任大农垂、治粟都尉、大司农等职，掌全国经济大权达三十多年之久。汉武帝政治路线的推行，势必遭到奴隶主残余势力和地方封建割据势力的反抗，也必然引起他们对桑弘羊的极端仇恨。汉武帝在世时，混在中央政府内部并窃踞要职的豪宗强族和富商巨贾的代言人卜式，就曾妄图迫使武帝改变政策，并企图利用自然灾害谋害桑弘羊，说是“烹弘羊，天乃雨。”(《汉书·食货志》)武帝死后，攻击和陷害桑弘羊的事件便接踵而至。在阴谋家杜延年的怂恿下，在“霍光不学无术之人”(《王临川全集·议茶法》)的支持下，西汉政府召开了盐铁会议，组织了六十多名儒生对桑弘羊进行围攻。这些儒生以反动的孔孟之道为武器，疯狂攻击汉武帝的路线和政策及其理论基础—法家学说。御史大夫桑弘羊及其下属御史站在革新政治家的立场上，祖述法家，反对儒家，坚决捍卫了汉武帝的路线和政策。这场著名的儒法大论战，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爆发的。
二
在历史上，一切主张保守、倒退，开历史倒车的反动势力，总是崇奉儒家学说。因为儒家认为只有殷、周奴隶社会，才是最理想的黄金时代，以后社会就不是前进而是倒退了，是“今不如昔”了，他们向后看，宜扬“法先王”，“颂古非今”，一切要复古。相反,法家的学说，则是从历史进化的观点来看待人类社会，他们向前看，厚今薄古，提倡“法后王”。因此，历史上一切主张进步、革新的代表人物，总是以法家学说为思想武器的。所以，在盐铁会议上，围绕着汉武帝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斗争，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儒法斗争。
这批极端尊孔的“贤良”、“文学”，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秦始皇，诽谤法家著名人物商鞅、李斯等人。他们给秦始皇加了不少罪名，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蚕食诸侯，并吞战国以为郡县”(桓宽:《盐铁论》，以下凡未注出处的引文均见此书)。他们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把秦始皇统一中国说成是“虎狼之心”造成的。在他们看来，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简直是大逆不道。
桑弘羊对他们的这一谬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秦所以超诸侯、吞天下、并敌国者，险阻固而势居然也。”在这里，桑弘羊提出了“势居然也”的思想。这说明他已经认识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并非个人意志的结果，而是客观形势决定的。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阶段的分裂的诸侯国被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帝国所代替，是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造成的，是历史的必然，是进步的。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秦始皇。
“贤良”、“文学”给秦始皇加的另一条重要罪名是好“力”尚“法”，而且认为亡秦的原因就在于此。他们说:“秦以力取之，以法守之，”一故亡。”这里的“力”是指暴力，“法”是指法治。为什么他们一口咬定秦亡于暴力和法治呢?原因是，从商鞅到李斯，都坚持一条进步的法家政治路线，用革命暴力铲除奴隶制，为新兴的封建制扫清道路。被这条政治路线打击得狼奔豕突的奴隶主，历来都攻击商鞅、李斯等人采取的暴力行动。还在商鞅变法的时候，代表奴隶主阶级复辟要求的赵良，就曾用《尚书》中的“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来攻击商鞅。“贤良”、“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拣来赵良用过的破烂武器，并加以具体化，说什么“殷周因循而昌，秦王变法而亡。”他们在这里实际上供认了儒家经典《尚书》中“德”和“力”的阶级内容:“德”就是因循奴隶制，就是维持奴隶主贵族专政;“力”就是以封建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贵族专政。因此，“贤良”、“文学”站在反动立场上，攻击“力”，鼓吹“德”，妄图开历史的倒车。桑弘羊充分肯定了秦始皇以及商鞅、李斯等法家代表人物的积极作用。在他看来，秦始皇所以能够“并六国而成帝业”，没有商鞅变法，没有从秦孝公到秦始皇的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说，商鞅“革明法教，而秦人大治”，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因而“功如丘山，名传后世。”李斯同样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桑弘羊赞扬他是“名巨太山”的历史人物。
“贤良”、“文学”大肆宣扬复古主义，妄图倒转历史车轮。“复往古之道，匡当世之失”，这就是他们公开打出的反动旗号。在盐铁会议上，他们口口声声称颂“古者”如何如何好，诽谤“当世”怎样怎样不行。在他们的眼里，秦、汉远不如周朝，处于上升阶段的地主阶级远不如没落的奴隶主阶级，鼎盛时期的中央集权制封建社会远不如衰落时期的分封制奴隶社会。他们叫嚷:“夫为君者法三王，为相者法周公，为术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十分明显，他们的“复往古之道”，原来就是复先王、周公、孔丘之道，也就是复奴隶主阶级之道。这一套陈词滥调，无非是孔老二“克己复礼”的蹩脚的发挥。站在地主阶级革新派立场上的桑弘羊，虽然不可能完全了解这些儒生“复往古之道”的全部社会内容和阶级实质，但是，他清楚地懂得，这些人不只是“信往疑今”，更为严重的是在“称往古而誉当世”，“道古以害今”，已经成了“当世之所患”。因此，他给这些“欲返之于古”的儒生以迎头痛击。桑弘羊根本不相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百世不易之道”，他认为先王、周公、孔丘都不足法，桑弘羊针对所谓“百世不易之道”，提出了“世殊而事异”的思想，认为事物是在发展变化的，时代不同了，新时代的事业自然就不同于过去。从而肯定了时代在前进，今胜于昔。这一思想，是法家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革新、反对复辟的重要理论武器。《盐铁论》的著者桓宽指责桑弘羊“据当世，合时变，···一不师往古”，这恰恰从反面证明了桑弘羊是一位能够适应当时历史发展要求的地主阶级革新派政治家。
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同“贤良”、“文学”在“法治”和“礼治”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贤良”、“文学”祭起“克己复礼”的黑旗，狂叫要恢复，“礼治”。妄图根本改变汉武帝的全部政策。他们甚至提出要实行“分土井田”，即复辟早在商鞅手中就已被废除了的奴隶社会的井田制度。他们鼓吹“古者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攻击汉武帝任用法家制订和推行的政策“使礼义弛崩”，胡说坚持“法治”就可能重蹈秦始皇“国家破灭”的复辙。
同这些儒生相反，桑弘羊坚决主张“法治”，反对“礼治”。他深信“有法则治，无法则乱”，认为法可以“教民”，可以“督奸”。只有法治才是适应时代需要的“理国之道万，空谈礼义是“无益于治”的。他批驳了儒生们借口汉高帝只是“约法三章”来攻击汉武帝加强“法治”的谬论，指出“异时各有所施”，不能用一个时期的政策去反对另一个时期的政策。桑弘羊从“治者因法”的见解出发，论证了汉武帝的政策是适应时代需要的，不能取消，否则将会严重危害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巩固。很明显，“贤良”、“文学”攻击汉武帝实行“法治”，就是攻击汉武帝对奴隶主残余和地方诸侯王相勾结的反动势力实行革命暴力专政，就是攻击汉武帝削弱和摧毁上述反动势力的经济基础的政策，妄图把历史拉向后退。实际上，与这些反动派的胡说八道完全相反，不是坚持“法治”使国家有“破灭”的危险，正是由于实行了“法治”，才使反动势力遭到沉重打击，才使新兴地主阶级专政得到最后巩固。
三
思想领域的斗争，从来都是政治斗争的反映，并且直接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贤良”、“文学”这些奴隶主残余势力和地方封建割据势力的思想代表，以孔孟之道攻击秦始皇和法家学说，其根本目的就是妄图改变汉武帝的政治路线和政策，削弱集中统一的封建中央政权，扩充奴隶主残余势力和地方诸侯王的政治经济势力，倒转历史车轮。他们攻击的矛头，首先指向对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关系重大的一系列政策。他们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竭力反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以及平准、均输等财政经济政策，叫嚷政府实行这些政策是“与民争利”，应当废除。
桑弘羊一眼就看穿了这批疯狂主张复古倒退的儒生妄图动摇日益巩固的中央政权的险恶用心，尖锐地指出:盐铁等事业由国家经营不单纯是为了取利，更主要是为了“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摧毁割据叛乱、开历史倒车的政治、经济基础。在桑弘羊看来，盐铁藏在深山穷泽，”非豪民不能通其利”。只有富商大贾腒邴、地方诸侯王刘濞之流才能经营。他们“得管山海之利，采铁鼓铸煮盐，二家聚众或至千余人”。聚集的人越多，势力和野心就越大，因而也就越容易发生叛乱事件。景帝时吴王刘濞发动的七国之乱就是如此。
桑弘羊鉴于历史教训，认为盐铁一类重要的生产事业，由私人经营，最容易“成奸伪之业，逐朋党之权”。因此，“人君统而守之则强，不禁则亡”，中央政府一定要把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只有这样才可以“杜浮伪之业”，防止叛乱的发生。如果废除盐铁宫营，“放民于权利”，那就是“资暴强，遂其贪心”，使地方分裂势力得以“众邪群众，私门成党’、发生叛乱，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同时，桑弘羊认为实行盐铁官营等政策，还可以抑制富商大贾(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奴隶主残余势力)对土地的兼并。他指出，过去封建中央政府没有把盐铁等事业掌握在自己手中，结果是“强御日以不制，而兼并之奸形成”。据史籍记载，汉王朝建立以来，对富商大贾的势力一直采取抑制政策。高帝时，“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汉书·食货志》)。到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同上)，不过仍规定商人的子孙不得为官。但是，到文帝、景帝时，对商人不许为官的规定放松了，而且对盐铁的经营未加限制。汉文帝时还“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同上)，即允许私人采铜铸钱。结果，富商大贾的势力迅速发展起来，如临邓(四川邓睐)的卓王孙、程郑、齐地的刁间氏，都成为“财累万金”的大商富豪。晃错在描写这些大商人的阔绰生活时，说他们“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无)农夫之苦，有降陌之得》(同上)。对当时大商人的发展和他们对农民实行兼并的情况，贾谊、晃错都曾分别向文帝，景帝反映过，也提出过抑制兼并发展的建议。晃错还警告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同上)但是，贾谊、晃错的建议都没有被采纳。
汉武帝总结了历史经验，除了规定“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民田”(《史记·平准书》)以外，实行了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平准均输等一系列政策，对排斥富商大贾，抑制兼并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如桑弘羊说的那样，这些政策的实行，使“商贾无所牟利”，削弱了“养强抑弱”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因此，为了抑制兼并的发展、减少农民流亡、巩固封建地主阶级专政，桑弘羊坚决反对废除盐铁官营等政策。在汉武帝时，盐铁官营等政策的实行，对于“赡边、给战士”，从财政上支援反击匈奴的战争也起了重大的作用。公元前133年(元光二年)，汉武帝决定结束西汉王朝建立以来的和亲政策，开始对匈奴进行积极防御战争。战争延续多年，用费十分浩大。这些费用是怎样筹措的呢?实行盐铁官营等政策所获得的财政收人是重要来源之一。桑弘羊等帮助汉武帝制定和推行盐铁官营等政策的目的之甲，就是为了“落货长财，以佐边费”。所以，当“贤良”、“文学”提出要废除这些政策时，桑弘羊坚决加以反对，井反复说明这是“国家大业，不可废也”。(《汉书·车千秋传赞，)。事实上，以后汉武帝屡次用兵，虽然“甲车之费，克获之赏，以亿万计”，但从来不感到匠乏，这主要是由于实行了盐铁官营等政策的结果。
对汉武帝所实行的盐铁官营、酒类专卖以及平准均输等政策，后人有一些评论。北朝后魏时的贾思想在他的《齐民要术》自序中，推崇桑弘羊的均输法是“益国利民，不朽之术气这里讲的“利民，是指“利”地主阶级，而不是“利”、农民。地主阶级之“利”，正是剥削农民的结果。在汉武帝后期，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逐渐激化了，出现了关东流民二百万的严重局面，各地零星的起义也已发生。但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汉武帝时实行的这一系列财政经济政策是适应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是革新的、进步的措施，而“贤良”、“文学”反对并企图改变这些政策的主张，则是倒退的、保守的，、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
同实行盐铁官营等政策以“足军旅之费”的问题相联系，桑弘羊与“贤良”、“文学”之间就如何对待匈奴奴隶主贵族的骚扰，也进行了两条路线的激烈论战。在这批儒生们看来，北方大片土地都是“无用之地”。因此，他们主张“去武行文”，取消对匈奴的防御，庚除守卫要塞，撤回武装人员;认为只要声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匈奴奴隶主贵族就会屈服于封建中央政府。桑弘羊坚决反对“贤良”、任文学”这一套荒谬的主张，坚持不可“释备”，即不可取消对匈奴的防御。他提出了“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的战略思想。桑弘羊还驳斥了“贤良”、“文学，，所谓“秦所以亡者，以外备胡”的谬论。他赞扬了商鞍的耕战政策，肯定了秦始皇修筑长城和派蒙恬率领大军屯垦戍边的重大意义和作用。汉武帝元鼎年间(公元前116一前109年)，桑弘羊曾亲自组织了六十万人去匈奴经常骚扰的地区进行屯垦。汉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屯垦轮台、即现在塔里木盆地一带的计划，认为那里“地广、’饶水草，有概田五千顷以上”(《汉书·西域传》)。在他看来，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实现，那末就能“兵据西域”，使“匈奴断其右臂”。桑弘羊把屯垦戍边，不单纯看成为了防御和抗击匈奴的骚扰，而且认为还能够“娠困乏而备水旱之灾”。在辩论如何对待匈奴骚扰的向题上，历史证明桑弘羊是正确的。
总之，在盐铁会议的整个论战过程中，桑弘羊始终坚定地维护了汉武帝所实行的进步的政治路线和政策，态度鲜明，不怕围攻，敢于斗争，充分表现出上升时期地主阶级政治家的革新的战斗精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