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凭着精悍内敛的摄人演技,项梁渡过了难关,心中顿时舒畅,那几个秦兵不用他去对付,让这些莺莺燕燕们粘上去一闹,他们个个己被闹得脸上都青红不定了,坐又不安,立又不稳,个别的己显得猴急,更是搔耳扒腮地想要动手动脚。他行伍出身,知道营中将士过得辛苦,这时女优在喊酒没了。来香屁颠屁颠地跑来,款摆着姿势问要什么酒。
“问什么?好酒只管拿来!”项梁一挥手。
“要什么年份的?”来香接着问。
“越年轻越好,女优也一样!!!”
众人大笑,气氛就更活络了,来香喜得心花儿都开了,用花手绢掩住了嘴,眼睛笑得没了缝,狠狠磕了两个头才退下去。不多一会,就让下男将都城工匠特别用北山珍贵杉木制作的风雅小酒桶抬了上来。
项梁击掌让众人安静,提议道:“值此良辰美景,请小优们为各位将军献舞好吗?”
“好!!!!”
梅子问:“舞什么?”
项梁笑道:“要请你们舞个最好的。”
梅子再问:“什么是最好的?”
项梁道:“褰裳”!
一众女优听了褰裳二字,都伏身笑得直不起腰。
项梁也笑道:“不相干,这是最雅致最流行的。”说时,从春儿手里接了十弦琴弹着,叫琇莹、春儿一齐合唱。
众女优听了褰裳为何会笑呢?原来,在春秋时代,就有“郑声淫”的说法,是说郑国的情歌,即郑风,很淫荡,尽讲一些男女淫奔相诱之术,《郑风•遵大路》“遵大路兮,掺执子之祛兮”,嘿嘿,路上遇见美女,毛头小伙就情不自禁地去拉人家袖子求欢,不仅如此,郑风里面还多为惑男之女,都是些个胆大不要脸的女孩子,专讲些勾引男人的话,
在《诗经》中的《褰裳》一诗中,就有这种情况,合上了鼓点,歌是这样唱的:
“锵个隆的咚,
“锵个隆的咚。。。
如果你还想念我,
你就撩衣涉溱来见我。
假使你不想本姑娘,
难道就没有别人么?
你小子狂个什么?傻鸟!
“乖乖隆的咚,
“乖乖隆的咚。。。
如果你还想念我,
你就撩衣涉水过洧河。
假使你不想本姑娘,
难道就没有别人么?
你小子狂个什么?傻鸟!
本来褰裳的意思,就是要将衣的下截提起,做出一付涉水过河的样子。秦朝时期的女子,是没有穿裤子的,这样提衣舞将起来,两条腿都教客人看见了。在往年唱这歌舞的人,不过将衣角略微提起,所以词曲虽淫靡,也还不要紧。可是近来咸京的一些倡优,想买客人的欢心,渐提渐高地卖弄裙底风光,如今是差不多都要提到肚脐眼了。故此在神台最是流行,然而这歌只有小女优才能舞,也只有小女优舞了才妖俏任性地好看。所以项梁弹着琴,琇莹、春儿二人唱,梅子、花奴等几人手拈丝巾便舞将起来,舞姿火辣,像这晚的天气一般,热力十足。
一众土里土气军官粗犷不羁。开头尚能依礼安坐,到后便纷纷垮了下来,在众目睽睽下,毫不掩藏的现出本色。各据桌案聚精会神,目不转睛的望着小女优且歌且舞,小女优舞到第一段,还只是将衣裳下截提到漆盖处,让肥腻柔美的天足白生生地暴露于众人的视线里,等唱到第二段时,复从膝盖处再往上提,这时候军官们涨红脸屏住气半张嘴,只见那些白藕一样的大腿团团一转便跳了过来。而那几缝红如渥丹的阴沟恰恰刚与人惊鸿乍现地打个照面。衣裳便唰地落下,各人还没有回过神来,还想再定睛看仔细,丝巾便突地摔到了脸上。几个小女优同时莺娇燕叱地骂了声:“傻鸟!!!”
项梁在众军官观舞时,便让项羽注意看他们那副呆若木鸡的模样,及至小女优落下衣裙,一齐将丝巾打到他们脸上,跺脚娇叱一声:“傻鸟!!!”,做出一种极为鄙夷不屑的凛然样子,众军官才醒悟过来,脸皮因心中的负罪感己是紫胀得如同酱猪肝相似,有人己受不了刚才屏住呼吸造成的口干舌燥喉咙刺痒,捂住胸口粗着脖子爆发出一阵剧烈咳嗽,项梁、项羽二人见他们样子可怜,忍不住将口中的酒也喷了出来,一直笑到肚子生疼。
还是项梁先忍了笑,见到众军吏表情都讪讪地,遂将琴一撂,一手拖了琇莹,一手拖了春儿,要大家共舞。众军吏让身边的倡优一起哄,只得起身混舞一房。军吏们笑声如群鸦受惊。舞完了,复坐下痛饮。
项梁注意到,在座的军吏之中,只有吕马童一人始终正襟危坐,刚才也没有共舞,在”酒场”的酒品其实是很显人品的,平时很少放松自己的秦国军人,更是三杯下肚,原形毕露;酒场中每个人都是让人伺候或是被伺候的,人是否因为如此而走样,或是能维持最佳演出,很受考验。
项梁此时已大有醉意,根更生出不出樽俎之间,折冲千里之外的欺敌之想,于是,他捧起了兽面纹觚,“觚”在周朝是贵族酒器,上部像喇叭一样的敞开,腰部有兽面纹饰,足部则有变形龙纹。以前的人用鼎煮肉,以簋充便当,如果几个身分高尚的男女关在房间里面,一面玩一面想喝点助兴的东西,就需要抱出觚这个海量饮器了。
项梁上前促膝坐下,以觚为其斟酒,故意作出不悦的表情说:“今晚满座尽欢,吾愿提供无限量好酒,有意与君分享无限量快事,既尝美食,又有美女佐酒,难忘最是多情觞,这可是神仙也羡慕啊!骑将大人,在下提供了美食和声色的双份大餐,而你却白吃,对吾等好不公平。缘何还似有所不乐呢?”
吕马童话此时也已饮下了几觥酒,脸孔微醺,但是依然正襟危坐,保持着一种武士的气度,他见项梁动问,先不答话,将系于革带上的玉环绶上端从剑带下解开,将剑横担在跪坐的两腿上,这柄吴剑是他心爱之物,剑身满饰黑色菱形几何暗花纹,剑格正面和反面还分别用蓝色琉璃和绿松石镶嵌成美丽的纹饰,剑柄以丝线缠缚,剑首向外形翻卷作圆箍,内铸有极其精细的十一道同心圆圈,剑身一面近格处刻有两行鸟篆铭文。但是这是一柄亡国之剑,古人尊称长辈使用之短兵为剑。乃因“剑者检也”,检字去木加刃即为剑,取其检点己身行为,明是非,知礼义,大觉大爱,敦亲睦邻之义,意即拥剑之人必然气节高超,德望出众,此谓之君子。因此又称剑为君子剑。君子剑会令他时时作为座右警醒,于是,他以手抚剑,冷冷地说:“此乃靡靡亡国之音,何乐之有。”
项梁惊奇地问:“骑将大人何出此言?”
吕马童轻声说:“此乃郑风,请问阁下,郑国如今安在?”
项梁没想到这个赳赳武夫还挺有头脑,天生而有高贵的气质与谈吐,他不想让对方占了口风,逐笑说:“骑将大人言重了。”
“不重。”吕马童侃侃而谈:“请问阁下,六国失败是什么原因?秦国统一了天下又是什么原因?”
项梁翻翻眼睛想了一下,吞吞吐吐地道:“秦国兵强马壮,始皇圣明,方能天下一统。”
“不尽然。”吕马童健谈起来:“以君之故国楚国为例,国土面积比秦国大,兵甲车马比秦国多,一国即如此之强,若是六国合纵以抗秦国,秦国焉能抵挡,然而最后却是秦国逐一将六国消灭,何以如此,是缘于六国之败实乃风习败坏,勇于私斗,致使国力不振,秦国之胜是缘于秦人励精图治,勇于公战,遂能荡平宇内。因此,六国之败非秦人胜之,而是六国自败。”
项梁见他陈词慷慨谈锋不弱,颔下系冠的赤色缨结随着说话而连连起伏,不由倒抽了一口凉气,拈须思忖,复起身端坐,郑重其事地拱手行了个礼,移樽就教地说道:“在下深以为然,请将军详述之。”
吕马童道:“昔日箕子是殷纣王的亲戚。纣王刚开始使用象牙筷子,变的奢侈起来时,箕子就叹气说:“他用了象牙筷子,就一定会想配上玉环;用上了玉环,就一定会想得到远方各种珍罕新奇的东西来使用。车马宫室,以及种种奢侈之举就要从这儿开始,而纣王也就要耽于安逸,不思振作了。后来殷朝果然以纣王奢侈无度,酒池肉林,行为残暴而亡,箕子回中原朝见周天子,路过殷商故都的废墟,看到宫室都已毁坏,上面已经长出了青青的禾苗。箕子非常伤心,写了《麦秀》以歌当哭。“麦芒尖尖啊,禾苗油油。那个顽皮的孩子啊,不听我的好话。”其中顽皮的孩子,说的就是纣王。殷商的遗民听了,无不为之流泪。
可惜,殷鉴不远,山东六国普通平民没有纣王的权势,但酷爱享受,民风的败坏,竟然不在纣王之下,以掌六国相印的苏秦为例可知,苏秦未有遇时。钱财散尽,妻不以其为夫,嫂不以其为叔,母不以其为子。及至苏秦做了六国之相,回家时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趴在地上侍候他吃饭。苏秦笑问嫂子说,为何何前倨而后恭。嫂子象蛇一样匍匐而行,给他磕头说,见季子(苏秦)官位高钱财多啊。”苏秦听了,也为亲情沦落黯然神伤。可知六国的人心是天下为私,众人都一心做官,何谓官, 屋顶下面养着很多张着大口吃喝的便是“官”了。六国弄到这么弱,国民这么地没有生计,就是自古以来亲族关系太重的缘故。大家都习惯于攀权附贵,结私营党,若是其父有功,儿子便继承其父的封爵和俸禄,享受特权作威作福,一点儿也不肯立志向上。儿子有能耐的,父母便靠上儿子,一点正事不做,光坐在家中吃喝,谓之享福。这样的家庭,偏偏还有人恭维他说是父慈子孝。甚至老哥做了大官,或是干了好差事,弄得钱家来,小弟便不自谋生活,倚靠哥子当个弟大人。若小弟做了官,老哥也是一样。人家偏又恭维他,叫做是兄友弟恭。六国因为有了这种积弊,平白地多添出一大半吃闲饭、穿闲衣的人来。耗费者众,累积者少,食指浩繁之下,当官的那点薪俸负担不起趋炎附势的族人吃喝,便要想方设法贪污民财欺压百姓搜刮民脂民膏,晏婴在谈到齐国末世与齐君贪婪残暴的情况时说:"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履贱踊贵。"齐国的老百姓完全是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官的每日只伸着手问百姓要钱,要不到钱,便要把他的整人手段用上。国民不服,双方自是得要大闹起来。如此下来,六国安得不乱,六国安能不弱!原由便是人人都不能克制个人的私欲。一有利害冲突,就算亲如父子,都会出卖,都想用别人的尸骨来填满自己的欲壑;简直全无人性可言。你看秦国,哪里有这种笑话?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要半夜点灯赶做衣甲支援前线。秦王的亲属没有军功都不能列入宗室属籍,游手好闲者全家要罚作官奴,官吏莫不恭俭敦敬忠信,奉公守法,因此要百姓以吏为师,如此人心为公,秦国安能不强?”
项梁点点头,不由对他肃然起敬。当年齐景公问晏子:“治理国家,最害怕的是什么?”晏子说:“最害怕的是社鼠和猛犬。” 景公问:“为什么这样说呢?”晏子讲道:“社庙是用木质材料架构起来,再涂上泥土塑造而成。老鼠见那里有许多供品可食,就藏身在社庙,一生享用不尽。敬神的人,想捕杀这里的老鼠,用棍子打不着它;用火熏烤它吧,又怕烧坏了社庙;用水去淹灌它吧,又怕冲坏了社庙中的泥土。这些社鼠,可真是食用不尽,乐死无忧。国家也有这种老鼠,他们就是那些受到国君所任用的小人。这些小人对国君刻意逢迎,报喜不报忧。而对待百姓,则是欺压盘剥,无恶不做。老百姓对这帮害民贼,敢怒而不敢言,因为他们得到了国君的庇护。所以,我认为:要想把国家治理好,就要下决心除掉这些社鼠!”
那猛犬是比喻什么呢?晏子接着讲:“有个卖酒的人,他家的酒,酿造的很好;他用来装酒的器皿,洗涤得也很清洁;酒店的招牌,挂得也很显眼。可就是没有人来光顾他的生意。他问老乡们是什么原因?老乡们回答:是因为你家,养了一只凶恶的猛犬。人们怕被猛犬所伤,都不敢到你家去买酒了!一个国家,也像酒店一样,要想国家兴旺发达,必须除掉阻挡百姓,伤害人民的猛犬。”
的确,他的父亲也早就抱怨楚国最大的问题是公务员太多,公费也用得太凶!干实事的人吃力不讨好,这种搞法迟早会有黍离之悲!但是,山东六国这种崇尚做官己形成社会风气,致使官场的习性最后也造就了国民的习性--官吏贪污已不再是一种罪恶,反而成了一种特权,一种美德,一种能使人获得优越感的标志!大家都以贫为耻,以官为耀,日进斗金者时人称颂。炫耀浮夸者,津津于夸豪斗富,一掷千金,争刹那风流,恃财傲物,极招摇之能,逞虚荣之欲。寻一时之乐。对"自甘清白"的人来说,这种风习不止是剥夺与诱惑,而且简直是揶揄与侮辱,等于指控你的无能。你若拒绝贪赃枉法,亲属就会陷你的脖子。你不施展投机的潜能,亲属会反对你,友人会背弃你,宗族舆论蔑视你,宗族的家法制裁你,人们己经习惯于彼此刁难,以显示自己个人的"权力",诸侯和王公大臣对于官员的提拔,又极少采用论功行赏的公平方式,完全是根据自己的血缘亲疏,个人的喜恶来决定人选。只要自己喜欢的人,是个庸才蠢才也要提拔;而自己不喜欢的人,是个人才天才也不予提升,在这种只有个人喜恶,没有公平意识的官场中,下级官员为了获得晋升,都把主要精力花在讨取上级官员欢心的阿谀奉承上。这就造成了六国官场上马屁横行,到处都是略微乔装的腐败,公务要职均被无能之辈占据。各级官员们几乎都是精通吹牛的马屁精,鲜有几个精通吏治的有能之士。由这样一群只精通"马屁术"之人建立起来的国家,能把政务搞好倒真是一件怪事了。这种根据个人喜恶选拔官员的作法,自然不能让众人心服,人为地制造了各诸侯国内的种种内斗,这种腐败的程度,己不独是官场的腐败,事实上是深入整个社会人心。表面上,似乎人人都对此种状况痛心疾首,但是只要一有腐败的机会,谁也很难不去腐败。每个人一有机会都尽力运用自己的职权谋私利,结果整个社会就运转不灵了。统合力的急速衰朽无不与这种不公平的官员晋升制度有关,并致使任何替代性的力量聚合都成为泡影;社会形态己是到了让人不能有常理来解释的地步,内耗到最后,六国连义渠、犬丘等蛮夷所拥有的社会动员能力与精神凝聚力也都丧失殆尽,真正地成为君无道、民无德的野蛮之邦了。
秦国之所以能吞并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秦人属羌族西戎杂合,尽管文化落后但民风剽悍,轻死忘生,当时的华夏文化固然是文明的标志,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内在的腐朽习性日益滋长,君主居深宫,权臣操威福,官以贿求,罪以情免,越来越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郑、卫靡靡之音,为公认的亡国之音。而人们当时听到“秦声”时,都感觉非常振奋。所以秦国虽然文化落后,但有幸不为那种腐朽日益增长的文化所束缚,而保持了最原始的勃勃生机。
荀子出生于赵国,在楚国的兰陵县做过县令。后来周游列国讲学做官,他在游历了秦国之后,立即盛赞秦民淳朴勤劳,官吏恭俭忠信,不营私结党,官府办事效率极高,
荀子《强国篇》中生动叙述:“秦国四面有边关防守之险要,关中山林茂盛,河川纵横,原野谷地肥美,物产丰富,是天然形胜之国。入境观其风俗,百姓纯朴,声乐雅正,服饰素净,人人敬畏官府而顺从,保留着古代的民风。进入都邑官府,役吏严整肃然,人人恭俭敦敬,忠信尽职,毫无不良陋习,宛如古代的良吏。进入国都咸阳,士大夫忠于职守,出私门入公门,出公门归私门,不因私事行旁门他道,不拉帮结派,不朋党比周,办事为人无不明通而为公,可以说是古来的士风。观察秦国的朝廷,其朝议有序,听决百事无所滞留,运转井然宛若无治之治,真是古风的朝廷。可以说,秦四世取胜,并非一时侥幸,而是天时地利,政通人和之结果,是形势必然之定数也。”
荀子作为秦国的敌国赵人,也夸奖秦国的治理是当世最好的,所谓“治之至也”。可见昭王时期秦国内政己经廉明高效,社会风气淳朴恭俭,所以秦不断取得各种胜利是必然的。而秦国每次夺得重要的都邑,往往要驱除原来的居民或令秦民迁往杂居,主要就是防止山东诸国民众将腐化的生活方式传染给秦民。
追求胜利,是种族的生存法则,东周时期的大分化、大动荡、大瓦解,摧毁了旧体制,孕育了一个新时代。诸侯国数量由多到少,规模由小变大,最终结束了几千年来小国林立的局面。从姬姓国优先,天子独尊,到强国争雄称霸,在血与火的争战中,一场史无前例的民族大融合悄然完成。在战国这种急剧动荡的多元化竞争社会格局中,恶习太多的"国家"极易被恶习较少的"国家"挤垮。因为恶习太多的"国家"经不起大时代竞争的严酷考验。所以对六国来说,最危险的敌人并非秦人,最危险的敌人不在国境之外,而在国境之内!最危险的敌人也不在"吾身"之外,而在"吾身"之内!六国最危险的敌人,早已潜伏在六国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并腐蚀了人的良心, 它阻挠人民的行动。在每一个细节上都破坏了国家的复兴、威胁着国家的命运----此诚六国存亡之关键,然而可悲的是,六国之人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者说,认识到了,无法统一国人意志,下不了改革的决心,事实上,使秦国得以统一世界的,是秦人的“法”,是秦国的"变法之法"(体制改革)。这才是驱动秦国这部战争机器的发动机。
有件事例能说明秦法之严,秦国有一次闹了大饥荒,应候范睢为民请命,要求昭王开放君主打猎的“五苑 ”。让百姓进去采集野果、野菜,以便充饥。
昭王说“吾秦国的法律,是要让有功的百姓受到封赏,有罪的百姓受到诛罚。如今要是将五苑的蔬果发给老百姓,使他们有功与无功的都受到了赏赐。这是乱法的道路。与其将五苑的枣蔬发给他们而产生混乱,不如放弃枣蔬而治安稳固。”
秦昭王昭王断然拒绝抚民,宁可让百姓饿死也不乱法,看似冷酷无情,却维护了法纪的严明,凡举古今中外,在社会内部各派力量对比的基础上,权责分明,奖惩严明无不是一切社会组织强盛的基本一环。秦国是变法而并六国。英国则由皇权,渐立法,后立宪,而国强数代。而美国则依法立国,虽其法几经改变荒谬不适之处,但依法精神不变,而成当今超级大国。因此,权责分明虽非社会组织,国家强盛的充分条件,但肯定是提振国力、凝聚民心的必要条件。
项梁问:“那么,六国何故难以中兴呢?”
吕马童道:“这都是六国之人抱残守缺,不思进取所致,六国之不进步,就是一般国民头脑太旧的原故。只懂得以古人的脑筋为脑筋。以为凡是古人传下来的规矩礼法,总是好的,一点儿也不敢用自己的判断力去判断。要知道时移势易,今日之事大多是古人没遇到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天时己变,道还要不要变?其实变在道中,若不能革故鼎新,眼前的事情就会要耽搁了,世人只见秦人统一江山,这只是结果,能做到统一,是因为秦人能舍弃先人陈腐礼法,不以出身视人,一切以军功为晋身标准,于是天下人才尽入三秦,有智者施智,有力者使力,人人机会平等,连歧下的野人也能凭军功马上封侯,这样一来,谁还不做个推锋争死的猛士呢,因为给秦国做事,便是给自己做事,秦人有了这种强悍不挠的公战精神,什么旧道德,也不能羁绊他,还怕做不出一番震古铄今的事业来吗?”
项梁一时默然,吕马童说得都是事实,因循守旧必然导致灭亡。
由于在现实世界里,“真理”、“正义”是完全可以凭借“权力”垄断的。所以当权者一上台,往往必须先要摧毁一切异端、清理现场之后,才能开始建树起他自已的神明,然而,一旦这种权力垄断破局,多种视角的“真理”、“正义”,即会在新的开放格局的多元论述中逐渐出现。当时的情况正是如此,周王室败落后的礼崩乐坏,却导致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成为中国多元文化最活跃、最繁荣的时期,儒、道、墨、名、法、阴阳家、农家、杂家百家争鸣。名家有惠施、公孙龙两派,法家有管仲、晏子、慎到、李俚、申不害、韩非等几派。那时特别是齐国设稷下学宫,汇聚各个学派讲学、争辩,异见迭出,极富创造性和包容性。形成了名噪一时的“思想市场“。
在政治层面提出主张的是墨、儒、法三家,墨家是和平主义者,以“非攻”反对战争,但是没有深入考虑到战争是社会矛盾加剧引发,不首先消除体制的不合理、解决社会矛盾,只为了和平而和平实属缘木求鱼,儒家更搞笑,见到齐桓公、晋文公等五霸迭起,都打着“尊王”和“西征”的旗号吊民伐罪,天真的孔子竟然把骗人的政治口号当成政治动机,以为诸侯是真心想“尊王”呢,遂下死力去追求恢复西周那种松散联盟式的统一。想籍此在其中捞上个大官当一当。其实这里边没啥运作的空间。孔、孟也实在没有一点政治头脑,五霸打广告说要“尊王”,只是给对外战争或欺负别国找个理由. 策划圈套逗你玩,拉大旗做虎皮借力打力而己.纯粹是个谁信谁傻的游戏,其实质与今天大多数房产广告内容相同,哪里能当真,试想,一旦真的“尊王”,要放弃很多己到手的特权,也没法称王称霸了,傻子才会干,换了是你,你会干吗?。何况周朝在政治上渐渐是“负资产”了。除非以王室名义去骗骗不明内情的偏邦外族,即使是这样,到最后,周朝还是会越来越没有利用价值。孔子不明白权术多诈的社会现实,还跑上门要求诸侯将谎言兑现,结果自然是捅了马蜂窝,诸侯们一会儿给他冷脸看,上演一出正剧,一会儿威胁要杀他,上演一出恐怖剧,即使个别诸侯故做深情言不由衷地当众盛赞孔子为圣人,也不过是给加多的一幕闹场增添更多的喜剧色彩罢了。
告子说:“人性就像那急流的水,缺口在东便向东方流,缺口在西便向西方流。人性无所谓善与不善,就像水无所谓向东流向西流一样。”老百姓都知道一句话:学坏容易,学好难”。说的就是,学坏只要无限制地放纵人性中丑恶的一面就行了,而学好则必须时时抑制和摈弃自己人性中丑恶的思想和行为。所以想使人心向善没有那么容易,这必需通过制度的设计来引导、抑止人的学坏,教化劝喻的功效有限得很。否则,诸侯他们自己早就“尊王”了,那里还轮到你孔子周游列国地鼓动,去开历史倒车,儒家的弱智就在这里,他们小看了人性的顽固,一直在做无用功。
在战国末期,尽管多数人都看出来统一是必然趋势。可是,由谁来统一,实行什么方式的统一,时人莫衷一是,苏秦主张联合六国 “连横”以抗秦,屈原也主张以文化发达、实力雄厚的楚国和齐国为核心,联合六国抗秦。
如果说,在历史上,屈原的主张真能得以实现,楚文化所具有的自由精神和浪漫主义,华美、飘逸,富有想象力等特征都会发扬光大。重新统一的中国很可能是一个承认多元利益和多元文化价值的松散联盟,而不是让秦始皇以法家学说建立国家意识形态,实行极端君权,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全面施行专制的国家。
但是,在弱肉强食的诸侯混战中,屈原和苏秦的主张都只是在国族层面一厢情愿的构想,一旦要落实,是无法在孱弱的人性层面扎根的.因为腐败是山东六国的传统,此种国民心中没有神圣,个体没有精神上的独立与尊严.更没有集体的觉醒和觉悟,同时太容易被腐蚀,只愿意臣服在暴力之下.因此任何松散的联合、结盟都会让秦国的银弹、肉弹打得千疮百孔,被轻易地分化、瓦解。最后,在惨无人道的"霸道"思想指导下的秦国,依靠都江堰、郑国渠建成以后川西和关中粮食产量成倍增长的经济实力,依靠当时最锋利的武器,加上以人头记功封赏调动起来的杀人狂,离间六国各个击破“连横之术”,用百万虎狼之师横扫群雄而独霸天下。
仅指责秦始皇横扫六国、是野蛮征服了文明是有欠公允的,因为秦人应对大时代困局的解决方案中,最后也只剩下唯一一个可行的选择:战争.而且,事实也证明了:除了战争以外的选择都是行不通的, 这等于说,战争是中国人自己做出的选择,当然了,也是最差的选择.
这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宿命,在此后的历史中不断重演:国家要统一,必须武力解决.这个历史悲剧也是由全体中国人民集体酝酿、共同参演的.或者说难听一点,依照当时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也只配享受暴政统治。
实际上,战争也是人类必要的反面教材,战争可以打破人类的恶性状态(表面上的和平,实质里的恶性),而这样的有限度的教训恰恰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毁坏,避免人类在邪路上走得更远。并且,往往是不到流血一刻,有些人可能永远不会了解到和平与爱以及自己生命的意义,人们可能就永远不会觉醒,经过了鲜血的洗礼,具有智慧、善良和探索知识的人才会从内心去寻求答案,并告诫后人。
所以说,战国时期统一的过程,也是重新树立世俗绝对权威的过程。
在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洗礼﹐饱尝被霸主征服的屈辱和痛苦之后﹐昔日六国的旧臣民也都想清楚了,当年的楚国地广兵强,本来完全是可以与秦国斗狠争胜,而春秋时期凡是成功“变法”的国家也无一弱国﹐都在威震邻国﹐伺机争雄。这种情况下,强秦的征服不是应该可以破解吗?
但历史的回答是:不能!因为六国都没有出现杰出的君王,诸侯们都没有足够的勇气敢于站出来充当一个划时代的强势主角。楚人在诸国中拥有了天然与人为的诸多优越条件,但是国君却唯独缺少秦王那种鲸吞宇宙舍我其谁的霸气,只能最终落到被动挨打的地步。
当时各国都在改革、变法,在春秋战国时代弱肉强食的大环境下﹐大国强邻虎视耽耽。国内平民也向贵族政治发起挑战﹐要求权力重新分配。诸侯也有富国强民﹐争雄称霸的愿望。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象秦国一样,在鼓励农耕﹐奖励军功﹐限制商贸﹐开垦荒地等制度上把变法做得如此彻底。六国之人还是得过且过,官僚也未能感应到天下统一的历史潮流,不自求进步的他们就象是在黑暗中航行、不知何处可以靠岸的船,就象不知道胜负规则的棋手,尽管能在某个时间、某个局部取得成功,但最终逃脱不了覆没的命运。可见,所有的财物、军力、人才、思维只有服从一个正确的战略思想的指导才有价值。只有服从最高战略对资源进行深度整合,这样才会焕发潜能。否则就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浪费资源。这与一个人立下远大的理想再全力以赴终致成功是一个道理。一个人的愿景、目标若不先出来,那么他所有体内的细胞,其组成状态就无法集中力量生出驱动力,这个驱动力就是热诚;就是能量,反之,如果我们拥有清晰的愿景与热诚,强烈的驱动力会令体内的细胞高速、超导运行,就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一个雄才大略的君王对于整个时代必需有高屋建瓴的前瞻,具有燃烧自我的热望,早在秦孝公时期,秦国的统治阶层就统一了认识:在经过了两百多年连绵不绝的血腥战争之后,天下人心厌恶战争、渴望和平,要永远地终止战争,统一才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这个大势顺之者昌,逆之必亡。然而,要达到统一的战略目标,唯一途径只能是毫不留情地消灭掉六国,才可以达到以战止战的目标,只有让秦军拓疆的战场上流下更多敌人的鲜血,才能让后代不再流血,即所谓战以止战 杀以止杀,一个新的变革的时代,必将有一部分人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而淘汰,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时代的需要。因此,后来的六代秦王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将打赢统一战争作为执政的最高奋斗梦想,并脚踏实地地实行。
战国是残酷竞争的时代,凡是不能有效地增加生产力的国家和民族,就只有在战略上沦入被动地位。进而因其软弱与腐败而遭到兼并与奴役。正是由于食肉者战略观念落后,即使楚军拥有了项燕等一流的强将,能够屡败秦军,最后也是势单力孤,抵挡不了秦国的多面夹击。那么,如果楚人也将统一天下作为国际大战略,以楚国庞大的实力,秦国将根本不是对手。楚国若真正实行吴起的改革,奋发图强,北取韩、魏,以重兵置于函谷关与武关之外,与齐、赵、燕修好,然后西取巴蜀,巩固西方防线,再由汉中北上直取咸阳,则秦国必将灭亡,然后,楚军再分取齐、赵、燕,则天下将由楚国统一。历史会完全改写。
可惜,历史已经过去了,成败已永远不可能由图上作业来完成,楚国灭亡的教训告诉我们,推卸与逃避历史赋予的责任跟使命,其后果只能是永远的失败!统一的事业楚人不做,秦人就做了。
但是,项梁也不想由吕马童在心理上完全占据上风,大部分楚国男人都拥有一种特殊才华,即一种有分寸的灵活权变:不要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也不要尽想牵着别人的鼻子走。于是,项梁击股叹息:“唉,天下兴亡,最后都是苦了百姓。。。。。。”
吕马童的心绪一时也被触动,附和道:“是啊!我们秦人的祖先非子,本是赵人的后代,楚人的先祖多以熊为姓,熊字与嬴通用。所以我们本是同源一脉,却为了土地城池手足相残,想当年,我在楚国,齐国,燕国前线打仗的时候,秦军所到之处,一旦不识路径,都有无数百姓心甘情愿为我们带路,做为秦军来说,这些人是向导,但对于诸侯来说,这些人是叛徒、是奸细,是卖国者,但是,为什么国难当头,会有这么多人愿意出卖养育自己的国家呢?为什么他们要与外敌合作充当家贼?我曾经问过几个向导,他们说,在诸侯的统治下,平民活得就象可怜的蝼蚁!没有一点出路,只能通过帮助秦军来改变自己的厄运,否则,他们在诸侯统治下所受的苦难和冤屈就永无昭雪之日。由此,让秦军消灭祖国便是这些卖国者的心愿!秦军的胜利日便是卖国者的复仇日,平生我见过够狠的人,可是没见过对待国人有那么狠的人,活生生地拿刀对人切割,生食其肉,活饮其血,把人吊起来慢火烤,烤到肚子发胀,最后爆裂,肠子撒一地。我深爱同胞的灵魂。平时看到什么地方我帮得上忙的,我总会抓住机会协助,楚人相互仇杀之时,剥皮裂骨的惨号听得我耳朵发炸,不禁上前问,你为什么不一下子杀死他,白白让他受这么多痛楚?却听到回答,你只看到今天他们的惨状,当年他迫害我们时的惨状你可曾见过吗?当他们需要用我们的血肉作晋升的阶梯时,是从来不会手软的。那时候我们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现在是报应落到他们头上了,听了这话,我无语,的确,任何人也做不到用几句话就消掉他们的杀父夺妻之恨,相形之下,灭国之后,社会上更普遍的扒祖坟鞭祖尸也算不上什么了,楚国内部也曾经自相残杀。成王的儿子商臣,以卫兵包围王宫,逼成王自杀。成王好吃熊掌,要求让他吃了熊掌再死,企图拖延时间,以待外援。商臣不许,说“熊掌难熟”,成王被迫立即自杀。荀子曾经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本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可是为何六国中最恶毒的仇恨却都发生在最亲近的族群里面!为何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全部控诉,都冲着共存共埋于同一处坟地中的邻里而发!天子一怒固然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士之一怒也是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布衣之怒只不过免冠徒跣以头抢地,人们彼此以争夺煎熬自己的精力、埋葬掉了自己的一生。这才是人类“情绪的地狱”。只有亲眼看到了这许多流血事件,才让人明白同一样的人类,彼此都本应该存个哀矜怜恤的心思。不得强分贵贱等级,人一分了贵贱等级,就是肇乱的祸根。上等之人便要仗着自己手上有权去驱使人家,将人家当牛马。上等之国便要仗着自己有势去欺负小国,要人家进贡来朝,被欺的受了凌辱心有不甘,自然要图谋报复,社会的基础没有打平,盖出的房子只能是歪的,房倒屋摧的祸事便会连绵不休,结果实足让人扼腕叹息。。。。。”
对话自此进入了死胡同,二人无语,都沉浸在悲悯的怀想中,旁人的喧哗都不能让他们从往事的画面中回过神来。荀子是主张“性恶论”的,他多少认为“人性”中蕴含有相当的“兽性”成份。楚楚衣冠下可能隐伏一只挥抹不去的野兽梦魇。人发展出了值得称道的文化与文明,但与此同时,也的确做尽了“禽兽不如”的坏事。事实上,人性中同时生长着美与丑,善与恶,贪与廉,同情与残忍的萌芽,它们只是在等待不同的条件和环境所给予的生长机会。因为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存在体制化的腐败,人心的败坏使人人都只去考虑自身利益,致使政体在维持期间和崩溃之后都难以自我整合,社会矛盾纠缠成一个死结,唯有极端的暴力才能收服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