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是东汉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战斗的无神论者。他以《问孔》《刺孟》的战斗姿态，向孔孟的儒家思想进行了猛烈进攻。同时他也著过《养性之书》，对于保健医学很有研究。在医学领域，他以同样的战斗精神，对渗入祖国医学中的儒家思想和宗教迷信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我国医药学沿着朴素的唯物主义道路发展有过很大的影响。

    西汉初期，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继续执行了秦朝的政治路线，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科学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医药科学也有了显著的发展。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我国的医学理论著作《黄帝内经》已经出现。王充正是接受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形成了他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西汉末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在大地主的土地兼并中失去土地的农民，到处燃起了革命的烈火。当时的反动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政权，一方面对农民残酷镇压，一方面乞灵孔孟之道，竭力提倡用反动儒学和谶纬迷信来麻痹人民。因此，这股反动的.思想逆流在统治阶级的宣扬下，影响着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祖国的医药学中，一也被掺进了一些儒家思想的糟粕。作为与儒家思想进行战斗的勇士王充，在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中涉及到了医药学中的许多问题。他的养性之作十六篇，已失传，但由他的《论衡》中所涉及到医学方面的言论，也可以看出其中闪耀着朴素唯物主义的光辉思想，也可以看出他批判孔孟之道的战斗精神。

一

    五行学说，是我国殷周时期广大奴隶在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论的自然观。认为: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组成的，它们之间有互相联系与制约的关系。我国古代医学也是以这种朴素的唯物论作为哲学基础的。由于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性质，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被形而上学所代替。五行学说经过思孟学派和董仲舒的篡改，把原来朴素唯物主义的梢神歪曲成主观唯心主义的了。他们把天地间的一切，用僵化了的五行公式去生搬硬套，在医学上把人体的五脏与方域、音乐、气味、谷物、鸟兽、时间、季节、星象等用五行框框套到一起，来解释人的生理与病理现象，抹煞了事物之间质的差别，给医药学涂上了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王充反对董仲舒篡改过的五行学说，他举了许多例证，说明这种五行学说自身的矛盾。
    他用五行配十二辰和十二禽的公式举例说:“午(火)马也，子(水)鼠也，酉(金)鸡也;卯(木)兔也。水胜火，鼠何不逐马;金胜木，鸡何不嚎兔”(《论衡·本性篇》)，说明这种五行说不能解释一切事物的关系。王充认为，事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是由于事物本身的特性决定的。
    这种特性就是“势不与适，力不相等”的不平衡性，并不是“含五行之气”的结果。他举出孔子与阳虎的例子说:“孔子畏阳虎，都行流汗，阳虎采必色白(按:白属金)，孔子未必面青(按:青属木)。”正当董仲舒的五行说风靡一时乌烟瘴气的时候，王充公然站出来反对，这在当时是十分勇敢的行为。王充的这种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对当时医学的影响是很大的。
    他排除了医学被儒家董仲舒所掺进去的神秘主义色彩，在东汉时期出现了医学家张仲景的巨著-—讲“辨证施治”的《伤寒杂病论》，就很少受董仲舒五行说的影响。

二

    祖国医学是我国劳动人民千百年来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鲁迅说:“人们大抵知道，一切文物，都是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医药学也是如此。……大约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有的竟吃到了对证的就好起来，于是知道这是对某一种病痛的药。”(《鲁迅全集》四卷412页)但是儒生们站在反动立场上把“黄帝”拉出来作为医学的老祖宗，说他“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循齐，长而软敏，成而登天。”(’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吹得神乎其神。王充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基本上否定了黄帝是医学的始祖。它否认黄帝是一个专讲养性之术的人物。他认为黄帝政事繁多，如整日养性，必碍工作，荒废政事，后世也不会把他称“圣人”，只能称“帝仙”(《论衡·道虚》)。当然王充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还不能认识到医学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和生活实践过程中与疾病作斗争的产物。但是，他敢于对当时这股独尊儒术的逆流挺身而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对儒家称颂的“圣人”提出责难，这充分表现了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
    孔丘鼓吹“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论语·子路，)“恒”，即所谓“恒其德”，就是说要作一个医生，必须死抱住儒家所鼓吹的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不放。后世儒医们认为，成医必先成儒，否则“终是庸俗昏昧”(李挺《习医规格》)。王充认为，医生的本分就是治病，能治病就是医生。能治一个病也算得上好医生，能治许多病就是个高明的医生。他说:“医能治一病谓之巧，能治百病谓之良。是故良医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论衡·别通篇》)他还认为医生治病，必须掌握疾病的规律与治病的方法，才能治愈疾病。他说:“医之治病也，有方则笃剧能治，无方才微难愈……方施而药行，药行而病愈”(《论衡·定贤篇》)。他不谈医生“恒其德”的先决条件，这正是王充对孔老二“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巫医”的否定。

三

    王充是一个无神论者，在他的医学思想中，对董仲舒以来的天人感应谶纬迷信都给予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他认为产生疾病的根源，在于人体内部，同时也指出外在因素的作用。他说:“血脉不调，人生疾病”(《论衡·谴告》)“遭风逢气，身生寒温”(《论衡·寒温》)这种认识完全符合祖国医学关于病因学说的原理。
    但是，当时反动儒生们从他们的反动立场出发，宣扬疾病的产生是上帝(天)对人们的警告。董仲舒说:“灾者，天之谴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他认为，人应当无条件的服从“天意”，心甘情愿地受天摆布，这样天被人感动，就能免除灾难;否则，天就会把各种灾祸降临人间以示“谴告”，如果这时人不醒悟，势必引起天的震怒，人的遭殃也一定在所不免。王充以唯物主义自然观为武器对董仲舒这种天人感应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首先打破关于天的神学观念，认为天是自然不是神，“以天无口目也”，“使天体乎?宜与地同，使天气乎?气若云烟，云烟之属，安得口目?”(《论衡·自然.)就是说，天没有口和眼。
    如果天是物体的话，应该和地相同，如果天是气体的话，那就象云烟一类，怎么能有口和眼?天不过是与地一样的大自然，不是有意志有目的的神明。他认为，人体有病，不是天的“遗告”。因为“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也，非自然也。”(《论衡·谴告，)人的疾病，不是天的谴告。自然变化，身体疾病与“天意”无关。所以，他以为“贤人有被病而早死，恶人有完强而老寿。人之病死，不在操行为恶也。”结论是“涡变不足以明恶，福瑞不足以表善”(《论衡·祸变》)。所以他要求人们得了疾病，不要受所谓天人感应说的欺骗。要“饮药行解”才能“所苦稍衰”(《论衡·寒温》)使医食药，冀可德愈。”(《论衡·顺鼓》)
    东汉，方士众多，他们到处游说，用迷信欺骗人民。他们用“命相相刻”的迷信来解释人们生病与死亡的原因。他们提出:“男女早死，夫贼妻，妻害夫。”的谬论。王充批驳说:“非相贼害，命自然也。”(《论衡·倡会》)，这只是一种自然现象。他举例说:“使火燃以水沃之，可谓水贼火。火适自灭，水适自覆，两名各自败不为相贼，今男女早夭，非水灭火之比也。”(同上)充分地揭穿了方士的骗局。方士们还宣扬关于疾病与死亡是“鬼”作祟的迷信思想。王充驳斥说:“死人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论衡·论死》)又说:“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同上)。儒生和方士们以为疾病起于“谴告”，是“命相相刻”或“鬼神作祟”，这是唯心主义的天命论。
    王充主张不信天命，使医食药，要人们相信科学。他勇敢地站出来廓清医学思想中唯心主义的毒雾，这对我国后世医学沿着朴素唯物主义的道路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

四

    卫生保健在我国古代称“养性之学”。王充主张养性，在《论衡》的《自纪篇》中，说他在七十岁以后，“罢州居家”，曾作“养性之书凡十六篇”，而且他还亲自实践。说自己也一养性自守，适食则酒，闭目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导引。”可见他对养性是十分重视的。
    东汉时期，方士们为了适应统治阶级腐朽思想的需要，也大谈‘养性之术”。大肆宣扬这种“养性之术”可以使人升天、成仙、长生不死。把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保健经验，加以歪曲，给它涂上了神秘主义的污秽。
    王充在养性方面的主张与方士们的神秘主义有根本的不同。他反对把养性当作“升天”、“成仙”、“长生”的手段，认为儒生方士们所宣扬的“得道升天”是一种骗人的“虚言”。他指出:“人无羽毛，何川升天?”(《论衡·道虚》)同时他肯定了服药的作用“吞药养性，使人无病。”(同上)但是绝对不能“寿之为仙”，更不能“升天”。
    王充对儒生方士们所吹嘘“长生不死”的谬论，也作了深刻揭露。当时他们鼓吹“恬淡无欲，养精爱气”、“则寿命长而不死。”王充驳斥说，草木是没有情欲的东西，但是也是春生而冬死。生死是自然法则。方士们还主张“避谷”，即不吃粮食也可以不死。王充揭露说:“此又虚也。”“人之不食，尤身之不衣也。衣以温肤，食以充腹，肤温腹饱，精神明盛。如饥而不饱，寒而不温，则有冻饿之害矣。冻饿之人，安能久寿?”(同上)同时他还批驳了方士们“食气者寿而不死”的谬论。他责问方士们所谓的“食气”，指的是什么东西，是空气吗?空气不能使人饱腹。是“百药之气”吗?药物最多吃几十丸，也不能吃饱，当然是指的呼吸吐纳了。但是，过去彭祖用这种方法锻炼，最后也没有长生，还是得病死去。
    所以他认为方士儒生们的“长生不死”之说，都是骗人的谎言。他以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出:“若夫服食药物，轻身益心，颇有其验。若夫延年度世，世无其效。”(同上)因为“血脉之类，无有不生，生无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同上)他断定那些学习神仙之术，搞“不死之方”的人们，“其必不成。”王充一方面反对儒生方士们在养性方而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但另一方而，他对养性能够延年益寿的作川，和一些有川的方法仍然持肯定的态度。这种态度是科学的。’当然，在《道虚篇》中，王充也曾否定过“导引”(体育锻炼)的养性作用，但是在《自纪篇》中，却可以看到他在老年时期也在肠适辅服药导引”。可见，他对“导引”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当初他批判“导引可以不死”的时候，可能对“导引”的保健作用没有认识，但是在后来的实践中，才体会到“导引”的益处。这完全符合认识发展的规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王充和儒家的斗争，是坚持唯物论还是坚持唯心论的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前进与倒退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家的反动思想成为束缚我国医学发展的精神枷锁。王充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敢于面对现实，敢于揭露事物本质，反对崇古信天，对我国医学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今天，我们研究儒法斗争在医学史领域中这个侧而，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伟大真理，使我们充分认识到，医药科学的发展，必须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思想路线。我们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研究历史上儒法斗争的经验，更加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孔孟之道在祖国医药学领域里的影响，认真贯彻毛主席的医疗卫生路线，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更好地发掘祖国医学宝库，为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