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图书藏馆在两汉时期获得空前发展。汉代的图书藏馆丰富多样，每种类型的图书藏馆其藏书特色与基本职能也各异。汉代的图书藏馆与汉代文化之间存在密切互动关系。
两汉时期，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高度繁荣的时代。考察汉代文化发展的切入点甚多，但汉代的图书藏馆建设无疑是值得重点探究的领域之一。汉代最高统治者曾多次下令广泛搜求天下群书，多次组织大规模校书，并有专职的校书人员与专职掌管图书的大臣。图书的空前繁荣，必然会对图书藏馆建设提出较高要求。汉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对藏书馆舍的建设。汉代图书藏馆建设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繁荣局面。无论图书藏馆的种类，还是图书藏馆的建构方式都空前之丰富。汉代图书藏馆的发展既是汉代文化繁荣之标志，同时也为汉代文化发展繁荣产生巨大推动作用。
一、汉代图书藏馆的基本类型与职能
汉代有各式各样的图书藏馆，有的承继先秦旧制，有的为两汉时期的新创。汉代不同的图书藏馆，其藏书的内容与功能也各异。
(一)石室、金匮
石室、金匮为先秦藏书之旧制。《尚书·金縢篇》就讲周公将祈祷之册书纳于“金縢之匮”中。［1］《史记·太史公自序》也说：“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眀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2］此说明石室、金匮本为先秦藏书之所。石室、金匮作为藏书之所在，两汉时期仍继续使用。如《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司马贞《索隐》说：“石室、金匮皆国家藏书之处。”［2］3296《后汉书·儒林列传》载：
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逺，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冺尽焉。［3］
此言东汉末图书所遭之浩劫。不难看出，其中石室仍是汉代主要图书藏所之一。
又《后汉书·祭祀志上》载：
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吉日刻玉牒书函藏金匮，玺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告至高庙。太尉奉匮以告高庙，藏于庙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3］3170
此说明东汉的金匮、石室藏有玉牒书函等祭祀祈祷之文。又《后汉书·黄琼列传》载黄琼上疏汉顺帝曰：
间者以来，卦位错谬，寒燠相干，蒙气数兴，日闇月散。原之天意，殆不虚然。陛下宜开石室，案《河》、《洛》，外命史官，悉条上永建以前至汉初灾异，与永建以后讫于今日，孰为多少。［3］2033
李贤注云：“石室，藏书之府。《河》、《洛》，图书之文也。”［3］2033又《后汉书·李固列传》载李固上疏汉顺帝曰：
陛下宜开石室，陈图书，招会群儒，引问得失，指擿变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实时施行，显拔其人，以表能者，则圣听日有所闻，忠臣尽其所知。［3］2077
以上所引黄琼与李固之言说明东汉的石室又藏有《河图》、《洛书》等谶纬灾异之图籍。
（二）石渠阁
此乃西汉新建之图书藏馆。《汉书·韦玄成列传》说：“玄成受诏与太子太傅萧望之及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条奏其对。”［4］可见石渠阁是汉代诸儒讨论经学的重要场所，其中所存图书当以儒家典籍为主。《汉书·施雠列传》说：“甘露中与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颜师古注曰：“《三辅故事》云：石渠阁在未央殿北，以藏秘书也。”［4］3599《三辅黄图》卷六说：“石渠阁，萧何造，其下龙石为渠，以导水，若今御沟，因为阁名，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至成帝又于此藏秘书焉。”［5］
(三)麒麟阁、天禄阁
麒麟阁、天禄阁也是西汉新建的图书藏馆。《三辅黄图》卷六说：“天禄藏阁，藏典籍之所。《汉宫殿疏》云：天禄、麒麟阁，萧何造，以藏书、处贤才也。”［5］97《明一统志》卷三十二说：“石渠阁、麒麟阁、天禄阁在府城西北，汉未央宫北。萧何造，以蔵入关时所得秦图书。宣帝亦藏秘书于此。”［6］
天禄阁不但具有藏书功能，其中的校书活动也极为频繁。《汉书·杨雄列传》说：“时，雄校书天禄阁上，治狱事使者来，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从阁上自投下，几死。”［4］3584又《隋书·经籍志》说：
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太医监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就，向辄撰为一錄，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向卒后，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7］
这是西汉后期著名的一次大型官方校书活动。其成果《别录》、《七略》为中国目录学之滥觞。不难看出，如此重要的校书活动主要在天禄阁完成，可见天禄阁在西汉图书藏馆中之重要地位。
(四)辟雍
辟雍为先秦旧制。例如，《诗·大雅·灵台》：“于乐辟雍”；《大雅·思齐》：“雍雍在宫，肃肃在庙。”郑笺：“宫，谓辟雍宫也。”辟雍在先秦时期具有多种功能,除大射行礼等礼仪活动外，辟雍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就是教学。《礼记·王制》说：“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显然，辟雍本为周代中央王室的教育机构，进行最高层次的教学活动。但教学必然有教材，则辟雍自当藏有不少典籍，应属最早的图书藏馆之一。不过文献有阙，先秦时期的辟雍具体藏有哪些图籍，如今已难以详知。
辟雍在汉代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皇帝经常在辟雍举行各种活动。例如，《汉书·礼乐志》说：“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乐。”［4］1070《汉书·景十三王传》也说：“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4］2411据此可知，刘德在汉武帝时曾向中央王室献过雅乐方面的书籍，这些书籍可能就长期保存在三雍宫之一的辟雍中。故《三辅黄图》卷五说：“汉辟雍在长安西北七里。《汉书》：河间献王来朝献雅乐，武帝对之三雍宫即此。”［5］83又如，《后汉书·明帝纪》载永平二年三月，明帝“临辟雍，初行大射礼”，“冬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养老礼”。汉代的辟雍也是官方开展学术活动的主要场所。例如，《后汉书·儒林列传》载：
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3］2545
据此可知，汉代的辟雍乃经学传播的重要场所。既然诸儒可以在辟雍里“执经问难”，则说明汉代的辟雍实为儒学典籍的重要藏舍之一。前文引《后汉书·儒林列传》也说在东汉末的图书浩劫中，辟雍所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此充分说明辟雍至东汉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图书藏所。
（五）兰台
兰台是西汉时期新建的图书藏馆，故梁沈约《宋书》卷四十说：“汉西京图籍所藏，有天禄、石渠、兰台、石室、延阁、广内之府是也。”［8］兰台在东汉初期藏书最富。兰台也是集藏书、校书、写书等功能于一体。例如，《后汉书·王允列传》载：
及董卓迁都关中，允悉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既至长安皆分别条上。又集汉朝旧事所当施用者一皆奏之。经籍具存，允有力焉。［3］2174
东汉末，汉家所藏图书遭遇浩劫，时为守尚书令的王允奋力振救图书。于此不难看出，当时的兰台实为东汉重要藏书之所。又如：
《后汉书·杨终列传》说：“杨终，……显宗时征诣兰台，拜校书郎。”［3］1597
《后汉书·贾逵列传》：“帝勑兰台给笔札，使作《神雀颂》。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3］1234
此二则材料说明了兰台的校书职能。再如：
《后汉书·班固列传》：“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雎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3］1330
《后汉书·班超列传》：“帝乃除超为兰台令史，续《汉志》。”［3］1571
此二则材料讲的是班固、班超等学者在兰台中创作《汉书》的情况。
（六）东观
东观乃东汉时期新建的图书藏馆之一。其功能主要有三：
其一，藏书。
例如，《后汉书·和帝纪》载：“（永元）十三年春正月丁丑，帝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博选术蓺之士以充其官。”［3］188东观有“书林”之称，可见其藏书之富。又《后汉书·窦章列传》说永初中：“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臧室、道家蓬莱山。（邓）康遂荐（窦）章入东观为校书郎。”东观被当时学者称为“老氏臧室、道家蓬莱山”，这是盛赞东观藏书之丰富。故李贤注说：“老子为守臧史，复为柱下史，四方所记文书皆归柱下。事见《史记》，言东观经籍多也。蓬莱，海中神山，为仙府。幽经秘录并皆在焉。”［3］822
不过，东观的藏书量大约是在东汉章帝、和帝以后方才称盛的，而之前的光武与明帝时期，东汉藏书最富的图书藏馆当属兰台。故《四库全书提要》之《东观汉记》提要说：“《窦章传》云：永初中，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葢东汉之初，著述在兰台。至章和以后，图籍盛于东观。修史者皆在是焉，故以名书。”［9］这也反映了东汉图书藏馆间藏书数量的变化情况。
其二，校书。
校书是汉代图书藏馆的基本职能之一。无论西汉还是东汉，朝廷均设有专门的校书之职官，而且同时居该官职的人也不在少数。东汉时期东观中的校书活动是十分频繁的。上文所引的窦章便因学术文才而被推荐做了东观的校书郎。类似的记载甚多，如，《后汉书·安帝纪》载：“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3］203《后汉书·马融列传》载：“永初四年，拜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3］1953 《后汉书·蔡伦列传》载：“元初四年，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雠校汉家法，令伦监典其事。”［3］2513显然，东观的校书活动是经常之事，所校的图书范围也是相当广泛的，参与的人数不少。东观的校书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中国古代典籍的真貌，为后世学术、文化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本依据。例如，《后汉书·蔡邕列传》载：
建宁三年，……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晩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塡塞街陌。［3］1990
东汉灵帝时期，蔡邕等学者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校书活动。蔡邕亲自“书册于碑”的即为著名的熹平石经。这对后世历史文献学、校勘学以及经学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其三，写书。
东观藏书最富、最完善，这无疑成为当时人们写书的理想场所。因此，许多学者纷纷在东观中著书立说，东观也成为东汉时期最重要的创作基地。请看如下材料：
《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载：永宁中，邓太后召（刘）毅及（刘）騊駼入东观，与谒者仆射刘珍著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騊駼又自造赋、颂、书、论，凡四篇。［3］558
《后汉书·邓禹列传》：（邓）阊妻耿氏有节操，痛邓氏诛废，子忠早卒，乃养河南尹豹子嗣为阊后。耿氏教之书学，遂以通博称。永寿中，与伏无忌、延笃著书东观，官至屯骑校尉。［3］618
《后汉书·曹褒列传》：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诣嘉徳门，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勑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庻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上。［3］1203
《后汉书·张衡列传》：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騊駼等著作东观，撰集《汉记》，因定汉家礼仪。上言请衡参论其事，会并卒，而衡常叹息，欲终成之。及为侍中，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检遗文，毕力补缀。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3］1940
《后汉书·延笃列传》：桓帝以博士征拜议郎，与朱穆、边韶共著作东观。［3］2103
据以上材料可知，学者在东观里的创作极为丰富，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包括史学、文学以及礼仪等多方面的内容。
(七)延阁、广内
梁沈约《宋书》卷四十说：“汉西京图籍所藏有天府、石渠、兰台、石室、延阁、广内之府是也，东京图书在东观。”《隋书·经籍志》说：“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杜佑《通典》卷二十六也说：“汉氏图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阁、广内贮之于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兰台秘书及麒麟、天禄二阁藏之于内禁。后汉图书在东观。”［10］此表明延阁、广内也为藏书之所。其与麒麟阁、天禄阁相配套。延阁、广内为外府藏书馆舍，而麒麟、天禄乃内禁藏书馆舍。
(八)鸿都门
鸿都门为东汉后期新建藏书之所。《后汉书·汉灵帝纪》载光和元年，“始置鸿都门学生。”前文曾引《后汉书·儒林列传》说东汉末图书浩劫中，鸿都所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但鸿都所藏，主要是词赋及书画等艺术作品。《后汉书·杨震列传》说：“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后汉书·蔡邕列传》也说：“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鸿都最初也有经学，但后来的重点在于文章辞赋以及书画艺术方面。
(九)宣明殿
宣明殿为东汉新建的藏书之所。前文曾引《后汉书·儒林列传》说东汉末图书浩劫中，宣明所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宣明殿也是校书之所，《后汉书·桓荣列传》说：“帝自制《五家要说章句》，令（桓）郁校定于宣明殿。”［3］1254
二、汉代图书藏馆建设之影响
(一)为政治、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提供保障
例如，《史记·萧相国世家》载：
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2］2014
萧何以其远见卓识，抢收秦之所藏图书，拉开了汉代图书及藏馆建设的序幕。这充分显示出汉代统治集团对图书重要性的清醒认识。萧何在别人纷纷争抢财物之时，却忙着抢收秦朝之图籍。这样的举措在当时人看来可能十分好笑，但却充分显示出萧何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清邵泰衢《史记疑问》卷上说萧何“入丞相御史府收其山川形势之图、官吏戸口之籍与夫刑法之律令、制诰之文书”。显然，萧何所收取的图书对于新兴的西汉王朝极富实用性，无疑是开国之基、无价之宝。有了这些基本资料，新兴的西汉政权在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法律的发展建设上自然可以高瞻远瞩、事半功倍。萧何不仅收求图书，而且还大力新建了石渠阁、麒麟阁、天禄阁等多处图书藏馆来收藏图书，而且极力重用掌管图书者。例如，《史记·张丞相列传》说：“是时，萧何为相国，而张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苍又善用算律历，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2］2676张苍因有过掌管秦朝图书的经历，故入汉后得到了重用。汉初的这些举措，对西汉政治、经济、文化的正确发展无疑产生了十分重要作用。故郑樵《通志》卷七十二说：
秦人虽弃儒学亦未尝弃图书，诚以为国之具不可一日无也。萧何知取天下易守天下难。当众人争取之时，何则入咸阳先取秦图书，以为守计。一旦干戈既定，文物悉张。故萧何定律令而刑罚清，韩信申军法而号令明，张苍定章程而典故有伦，叔孙通制礼仪而名分有别。……若非图书有在，指掌可明见，则一代之典未易举也。［11］
郑樵此言极是。“为国之具不可一日无图书”，这样的治国理念贯穿西汉发展之终始。正是在这样的图书观下，西汉的图书藏馆建设获得长足发展，不但恢复建设了许多先秦藏书旧所，而且大力新建了众多规模不小的图书藏馆。仅中央皇室之图书藏馆，就有石渠阁、麒麟阁、天禄阁、延阁、广内等。而且为了充实中央皇室图书藏馆的馆藏量，汉代最高统治者广开献书之路，并多次派专人到全国各地收求民间所藏图书。《汉书·艺文志》说：
汉兴，改秦之敝，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悯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歩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毎一书已，向辄条具篇目，撮其指意録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4］1701
建藏书之策、置写书职官、开献书之路、求遗书于天下、校群书于中央，这一系列举措，不可不谓汉代统治者对图书及图书藏馆发展之高度重视。
西汉不仅中央政府重视图书建设，各藩国也不例外。《汉书·景十三王传》说：
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者从而游。［4］2411
西汉各藩国图书的不断丰富，则其图书藏所的建设自亦不会落后。正是由于汉代从中央到地方对图书及图书藏馆发展的高度重视，方才有汉代文化之繁荣。
东汉王朝也将图书建设提到了治国高度。《后汉书·儒林列传》载：
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3］2545
不难看出，光武中兴的开端充分表现在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而实际体现在广泛收求前朝图书与熟悉图书之人才。光武中兴局面的形成无疑依赖于正确的文化政策，而正确的文化建设显然是离不开图书的。
（二）对史学发展之影响
两汉时期，史学发展臻至高峰。两汉史学的发展与图书及其藏馆建设紧密相关。司马迁正是做了太史令后方才有机会看到石室、金匮等图书馆藏秘籍，这对《史记》的创作显然至为关键。故《隋书·经籍志》说：“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司马谈父子世居太史，探采前代，断自轩皇，逮于孝武，作《史记》一百三十篇，详其体制，盖史官之旧也。”［7］3此充分揭示出汉代图书及其藏馆发展对《史记》创作之影响。而汉代从事史学著述者，几乎都在图书藏馆担任过职务。如班固、班超为兰台令史，没有兰台的丰富藏书，恐怕《汉书》的创作难以如此顺利。而如《东观汉记》之类的史学著述也是依托东观丰富藏书的便利条件完成的。刘向等在天禄阁的校书，更是诞生了史部目录学的辉煌成果——《别录》、《七略》。而《汉书·艺文志》对《七略》的采用，实际上也是间接利用了汉代图书及其藏馆建设之成果。
（三）对经学发展之影响
汉代图书藏馆均为经学传播之重要场所，几次影响经学发展的关键活动均在图书藏馆中完成。例如，汉宣帝时期的石渠阁会议，诸儒在石渠阁中讨论群经，这无疑依托了当时图书藏馆发展的成果。此外，汉章帝时期的白虎观会议，以及天禄阁、东观之屡次校书活动，特别是熹平石经的产生，对儒家经学发展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这些活动之所以能够顺利展开，无不与汉代图书藏馆的巨大发展关系密切。
（四）对文学发展之影响
从前文所引资料可知，直接在汉代图书藏馆中诞生的文学作品就不少，如刘騊駼在东观中造赋作颂，使得其能够名垂文苑，贾逵在兰台创作《神雀颂》等。天禄阁校书成果《别录》、《七略》对文学作品诗歌辞赋的分类与研究，更是标志着汉代文学观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而鸿都门中的辞赋创作也是盛极一时，对文学艺术的独立发展无疑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
总之，汉代图书藏馆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深刻变化，也充分实践了“为国之具不可一日无图书”的治国理念。
参考文献：
［1］（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36.
［2］（汉）司马迁撰.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3316.
［3］（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548.
［4］（汉）班固撰.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113.
［5］（清）毕沅校.三辅黄图［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1:97.
［6］（明）李贤等撰.明一统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唐）长孙无忌等撰.隋书经籍志［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5:3.
［8］（南朝梁）沈约撰.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46.
［9］（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446.
［10］（唐）杜佑撰.通典［M］.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1］郑樵.通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