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总结，中国30年的经济奇迹得益于以模仿为主线的“后发优势”。80年代末时任国家计委副研究员的王建提出“国际大循环”，就被认为是一条把模仿转换为改革机制的战略思路，让很多人在今天推崇备至。应该说，“国际大循环”的提出，直至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决策的正式确立，这些思想内核基本上奠定了这些年的发展模式，也概括了今天中国最值得称道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地位的全面提升。

确切的说，“国际大循环”从诞 生之初就是定位于国家发展战略的政策建议，而不单是理论研究。王建在这篇《选择正确的长期发展战略——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 中提出，应该选择把农村劳动力转移纳入“国际大循环”，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一方面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上换取外汇。外汇可以代表一切资源的供给，有了外汇就可以取得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从而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为矛盾的解决提供转化条件。与1988年初确立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相比，王建的“国际大循环”构想接近经济总体发展战略，侧重解决工农业二元矛盾和着眼于产业结构调整，而前者从其形成的过程来看，则是邓小平“部分地区先富带动各地区共富”思想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现实展开。事实上，在“国际大循环”提出之前，区域经济学梯度开发的思想已经体现在国家1979-1987近十年逐步扩大对外开放城市和地区的系列改革举措中。但是，“国际大循环”构想还是拓展了关于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形式和内涵的思路，如通过国际市场缓和沿海与内地争原料、争市场的矛盾，以及利用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等，在后来的文件表述和改革实践中都有体现。

然而，今天看来这样一条并无悬念的对外开放之路在当时却遭遇了极大争议。东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刘昌黎在1989年提出 ，“根据世界上人口超过1亿以上国家的经验，无论对外经济发展达到如何发达的程度，都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内向型的基本特点。……从某一产业或某一企业的情况看，只有在其产品基本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要，在国内已无继续发展的余地或国内销售不如国外销售时，才会真正进入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发展阶段。因此，任何超越国内分工和国内市场的外向型经济，都没有坚实的基础。它迟早要回到内向型的轨道上来。”刘认为，“不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而是以外向型经济为中心来调整产业结构，分散了重化工业以世界先进水平为目标，抓紧进行进口替代的精力，给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很大的混乱”。 当时，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是否能够像四小龙一样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如何处理与进口替代的关系令人困扰。国家科委牵头的课题组则持另一种观点 ，他们支持从“进口替代”转向“国际市场导向”，但是坚决反对以劳动力密集产品为主进入国际经济大循环，认为中国不应该被动接受“四小龙”将边缘低增值产业向我国的转移，而应以我为主地发展高技术产业，以世界市场为导向，抓住S型增长的一切机会跳过某些技术替代阶段，尽快打进国际经济竞争的中心地区。这种质疑到今天并没有停止，老田在其文章中写道 ，“（‘国际大循环战略’）在构想上存在致命缺陷，把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换汇用于装备重工业，在国内需要实现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巨大利益转移，实际上就意味着外汇使用要从轻纺行业转入重工业，由深圳等沿海地区实现对东北重工业基地的巨大利益输送，由于轻重工业之间的市场链条实际上已经断开（外向性工业部门的设备主要依赖进口），这个利益输送不可能通过市场进行，而只能依赖财政转移，这样的财政转移力度在毛泽东时代都不可能实际进行，在邓小平时代宏观失控的前提下更加没有现实性。”

当年针对“国际大循环”的争论迥异不一而足，今天来看，有些担心并没有发生，但有些后果却属早已预料。这样貌似偶然的历史选择能够历经几届政府并贯彻始终，有其不可逆转的一面。改革之门开启，技术、观念、资金和人才等要素从外部汹涌而入，与中国本土市场碰撞融合，滋生出全新的竞争力，并酝酿出对体制环境进一步变革的内迫力，不断往复循环向前。应该说“国际大循环”构想的提出固然启发了中央决策，但发展外向型经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思路却是早在十三大前夕就已经在决策层酝酿 ，症结所在不可避免。正如王建1987年的文章中所述，高度强化的二元结构使当时经济发展面临“工业结构高级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争夺资金的矛盾。”面对困局，中国有几种选择，“一是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补上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课。但是国内市场有限，消费水平低下，而且仍处于高积累率的阶段；二是走借外债的道路，但是以中国人口规模和人均外债水平计算，外债余额要达到一万亿美元左右， 出口能力与还债规模难以适应；三是发展机电产品出口，通过国际交换为重工业自身积累资金。但机电产品基本属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落后国家难以涉足。”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第四条道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切入“国际大循环”，为工业发展创汇的同时解决劳动力转移，就成为具有广阔视野的崭新思路。林毅夫的比较优势理论对中国放弃赶超战略，趴下身子来以“世界工厂”的角色融入国际分工早已做了系统阐释。他将上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归结为“比较优势战略”，认为其经济发展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与赶超战略截然不同的是，它们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能够发挥当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而不是脱离比较优势而进行赶超。一个共同规律是，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资源禀赋结构得以提升，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逐渐转变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上面。这正是王建当年提出“劳动密集型产业→资金密集型产业→附加价值高的重加工业→农业”发展顺序的内在逻辑。可以说，“国际大循环”概括了“比较优势”、“产业周期”和“技术进步”等经典贸易理论的典型特征。要素禀赋论指出，一国应当出口该国相对丰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商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和昂贵要素密集型的商品；而雷布津斯基定理所论述的要素禀赋变化为产业国际转移提供了注解，即随时间变化的劳动与资本禀赋的增长导致生产可能性曲线外移，外移的形状和程度取决于劳动和资本的增长比率。“国际大循环”将两者结合，同时强调了贸易的静态利益和动态利益。

然而，没有哪一种拥有充分理论解释的思路能够概括历史全貌。《经济学人》的前总编辑、作家比尔·艾默特这样评价，中国经济的增长确实让人赞叹，但是它并不像很多人说的那样独一无二。和日本、韩国等一样，中国只是加入“雁阵”的一只体积庞大的飞雁。在“国际大循环”所代表的以模仿为主线的后发优势逐一显现之后，这种战略的持续推动力开始减弱甚至消退，有经济学家将之归纳为后发劣势，即制度变革的停滞和创新能力的严重缺失。其次，后发优势在解释中国奇迹时稍显单薄，就好比并不是所有读过“乌鸦变凤凰”的人都能成为故事翻版的道理一样，毕竟还有不少曾与中国在同一起跑线甚至更优的国家没有发生奇迹甚至倒退。再次，崛起的模式并非只有一种，很多评价都不能在当下给出，比如印度。50－70年代尼赫鲁的进口替代战略使其付出了沉重代价。从1990年代经济改革以来，印度也在努力学习中国经济起飞的经验，但复杂的社会宗教和政治体制等因素，使其在吸引外资和发展出口导向的制造业方面步调缓慢。相比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印度更接近于一种内向型的自主增长战略。不可否认的是，印度今天已经占据生物信息等技术的制高点，而我们却依旧在很多方面受制于人，产业链、技术和市场被外资占据，环境资源严重透支。这些都使得中国一直秉承的“国际大循环”思路在面向未来时显出局限。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扭曲性的刺激外贸与引进外资的政策，包括压低人民币名义汇率、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土地、资金、税收方面的优惠等。中国的外贸和外资政策，造就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改变已经固化的经济结构是困难的，必须付出痛苦的代价。王建当年说过，“国际大循环”应该作为从80年代末起到20世纪末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内的总体发展战略。但是在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迈上下中等国家线后中国还要秉承这样的思路吗？究竟是像韩国当年再次腾飞一举跨入发达国家行列，还是像一些拉美国家在这个发展阶段“假飞”之后掉头冲下？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全新战略。今天的中国再次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与十年、二十年之前相比，下一步的改革可能并不需要邓公南巡肯定市场经济方向时刻的重大勇气，但是横亘的难度和深度远非昔日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