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三十一年夏，金海陵王完颜亮率领大军南下进攻。鏖战几个月，打到长江下游，占领扬州，直到十一月被厌战的部下所杀，才议和北返。那时金人已经另立海陵王的从弟为皇帝，称为世宗。南宋高宗也在次年让位，由孝宗继承。但双方仍是不断地冲突。在金人进攻之前，南宋已采用了一种新的纸币会子。会子在那时也不是一个新名词，绍兴七年吴玠就在陕西河池发行过银会子，不过东南大规模的使用纸币，却是自发行会子开始。应付金人的战争，自然也大部分靠会子。会子的流通范围，起初限于两浙，后来推行到两淮、湖北、京西等区域去。除了盐本用钱以外，其余各种用途，差不多都可以用会子。会子的发行，起初似乎没有一定的限额。

　　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正月，度支郎中唐瑑说自绍兴三十一年到乾道二年七月那五年间，总共印过会子二千八百多万道，一道即一贯。到乾道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为止，共发行过一千五百六十几万道。而实际流通额只有九百八十万。三年正月六日尚有八百多万贯在流通中，大约每月只收兑六七十万。乾道二年政府便觉得发行太多，又以一百万两白银来收兑。隆兴二年当局白米每升还只作二十五文省。可是乾道初，米价有卖到五六百钱一斗的。三年又出内库银二百万两换钱收会子焚弃。四年改革会子的发行制度，定三年为一界，每界以一千万贯为限，这已等于北宋交子界额的八倍以上。当时米价每石二贯五百文。九年会子每贯只值得铜钱六百文足钱。然而在战争状态之下，会子的膨胀是难免的。淳熙初，会子的流通额就有两千两百多万，购买力下跌，政府不得不用金银铜钱等全数收回。

　　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让第三界第四界会子各展期三年，这就是正式让发行额加倍。不过人民收到会子，便用纳税的方式送回国库。当时户部岁收一千二百万贯中，一半是会子。同时当局又用金银收回四百万，所以实际流通数，只超过界额两百万。十二年临安会子一贯，只值钱七百五十文。

　　到了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第七第八两界会子又展限三年。

　　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索性把每界的发行数增为三千万，等于乾道四年的三倍。而且伪造的很多。于是一贯跌成六百二十文。当局虽想维持每贯合钱七百七十文的比价，但不大成功。

　　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会子一贯只值三四百文。发行既多，政府赋税收入也增加：淳熙末就有六千五百三十多万，等于南宋初的六七倍。史家或加以夸耀，或替人民忧虑，其实这是通货膨胀时应有的现象。宁宗开禧年间（公元1205——1207年），妄起兵端，金兵陷荆襄两淮，东南大震；所以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会子的流通额就增加成一亿一千五六百万贯，等于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额的十一倍。此外还有各种铜铁钱。

　　理宗绍定三年（公元1230年），李全称乱于淮东，四年蒙古兵攻川陕，五年两界会子就有三亿二千九百多万。六十五年间，增加三十三倍。膨胀的速度虽不算快，但程度却不小。这还是指政府发行的，如果连假会子计算在内，数目更要多。本来纸币因为耗损率大，收回的时候，应当比发出的数目要少，例如绍兴十一年收换钱引时，不来兑现而作废的有二十几万贯，号称水火不到钱，但后来在收回的时候，常比发行数多，这证明伪造之盛。会子并不是全国性的货币，就是在南宋治下，也不是全用会子。单是四川的钱引，在绍兴末已积至四千多万。后来因战事关系，屡有增发，到宁宗嘉泰末（公元1204年）两界发行到五千三百多万贯，三界合计共约八千万贯，等于天圣时的六十四倍。嘉定初每贯直不得四百个钱，后来跌到百钱。湖北会子在淳熙十一年也以两界同时流通，共五百四十万贯。此外，还有两淮会子，为数当也不少。兴元府的铁钱会子每两年印发两百零四万贯，共折川引四十万贯。银会子自绍兴十七年再发以来，改为两年一换。乾道四年增加发行额三万钱。后来发行到六十一万钱，共折川引五十万贯。纸币增发的结果，引起硬币的减少或隐匿，或被人销熔，或逃亡国外。

　　北宋的交子和南宋绍兴年间的关子，民间日常还少使用，到会子发行以后，真正成了一种通行的货币。后来以纸币计算的物价上涨，人民与其使用铜钱，不如销熔为器，还可以得到很大的利润，所以淳祐八年（公元1248年）监察御史陈求鲁说，铜器和乐器都是用铜钱制造的，单是长沙一郡中，乌山就有铜炉六十四所，麻潭鹅羊山有铜户几百家。铜钱的输出，在南宋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较之北宋的熙丰年间还更严重。熙丰年间的铜钱外流，只引起一点通货紧缩作用。南宋铜钱的减少，使纸币的购买力跌得更快。输出的途径，似乎仍是通过对外贸易，而铜钱的去向，也仍旧是那些使用中国钱的地区。宋朝自南渡以后，汉唐以来通西方的陆路，已被切断；铜钱的去路，表面上似乎少了一条。但实际上不是这样。汉唐间经由大陆上的贸易路线流出去的铜钱并不多，因为西方国家并不使用中国铜钱。商旅们所带出去的，大概限于离开中国时身边所剩的几枚。陆路旅行最怕笨重的东西，如果他们剩的铜钱多，一定会换成金银或丝绢。南渡后，因陆路闭塞，反而使海路特别发达。海船载重，远超过驼马，而且因政府滥发纸币来收兑铜钱，使铜钱逃亡得更多更快。近自马来西亚、爪哇，远至印度、非洲，都会吸收过若干中国的铜钱。当时中国由外国输入香药、象牙、犀角、珊瑚、琥珀、镔铁、玳瑁、玛瑙、水晶、蕃布、苏木等，除了一部分是用丝绢瓷器偿付外，差额就是用金银铜钱来了结，外国人当然不要中国的纸币。例如阇婆国（即爪哇）因“胡椒萃聚，商舶利倍蓰之获往往冒禁载铜钱博换”，后来甚至亦以中国铜钱为一种流通工具。不过有些大国，如大食（阿拉伯），自己有独立的币制，它们的商民得到中国铜钱，仍是用来换成金银匹帛带回去。中东曾有中国银锭出土。当时铜钱最大的去路，是北方的金人。金人似乎是有计划地吸取江南的铜钱，他们虽然自己也铸钱，但数目不多，大部分靠用宋钱。而且极力防止铜钱的南流，所以也在开封发行纸币，以收兑宋钱运到黄河以北去。高丽也吸收了一些中国钱币。此外，使用中国铜钱最多的，要算日本。北宋时，宋钱已流向日本，不过那时日本在藤原氏支配之下，对于中日间的交易，加以限制，恐怕中国人到日本去的要比日本人到中国来的多，就是中国商人到日本去，也有各种限制。南宋时，日本的政权先后落在平、源两家手中，这两家的将军都是奖励中日间的贸易的。淳熙六、七年间，日本的藤原基广曾说到当时日本民间通行宋钱的情形。

　　自源赖朝战胜平家之后，于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年）在小仓成立军政府。这一个时期，钱币在日本更是通行；有一批商人，专门从中国输入铜钱，以供给新起的放债人做资本。近代日本各地发掘的古钱中，绝大部分是宋钱。在南宋的时候，中国钱也有流到越南去的。淳熙元年曾下诏叫广西经略安抚司将安南使副所带的现钱依市价用白银或绢帛折支，以杜外流。宋室对于这种铜钱的外泄，自然非常注意，北宋时便曾下令严禁铜钱出口。南宋绍兴十三年又下令对于广东福建方面的船只都须加以严格的检查，不准带铜钱。

　　孝宗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三月曾立沿海州军私铜钱下海舰法。

　　宁宗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七月且指名禁止高丽日本商人博易铜钱。对于金人的吸收铜钱，更是千方百计加以防范。乾道二年八月诏两淮行铁钱，禁止铜钱过江北，以防其落入金人手中。淳熙七年又诏京西州军用铁钱和会子，民间的铜钱限于两个月内送官换取铁钱和会子。九年十一月又发会子收两淮的铜钱。

　　光宗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连两淮的铁钱也用会子去收回家。然而这些禁令究竟有多少效力，却是疑问。因为利之所在，不但商人冒禁，就是专管贸易的官吏也以金钱出海办货；郡县的巡尉，自然不敢加以阻止。铜钱既然向外流出，又因成本太高，不能添铸。因此有些地方只能铸造铁钱。铁钱的成本比较低，铸造的人可以得到溢利，平时十文铁钱，成本只要四文，在铁炭贵的时候，也只要六文本钱便可以铸铁钱十文。自乾道到开禧那三四十年间，同安和蕲春两监每年共铸铁钱约自二十万贯到四五十万贯，有渐次减少的倾向，大概因为会子继续膨胀的结果，铸造铁钱也不合算了。南宋因会子发行数量膨胀，所以物价比北宋高许多倍。例如度牒，这是僧道取得法律地位的根据。古时僧道免税，出家的人多，对于度牒有很大的需要。度牒在宋代当作公债票或国库券一样买卖。

　　在北宋初年，每张定价是一百三十贯；元丰六年，因发行限制，地方政府有增价到三百贯的，但不久就回跌到一百九十贯。南渡后重新发行，起初每张六十贯，后来增加到一百贯，淳熙初增加到三百贯，以后便扶摇直上，每张自五百贯到七百贯、八百贯。这种涨势难免同度牒本身的供求有关，但大部分是受了货币的影响，那是毫无疑义的。因为当时又有用度牒换米的办法，而米数反而有减少的倾向。淳熙九年，广东福建以米三百石换度牒一道；后来绍兴府以二百石换一道，不久又减成五十石。度牒已经没有人承买，当局竟用科配的办法，即以民户土地面积为比例，强销度牒。又若以米价为例：熙丰以前是六七百文一是石。崇观间涨到七八千一石。政和宣和间回跌到一二千文一石。靖康建炎间又大涨。南渡前后，一石米总在万钱以上。绍兴的第一个十年还是在八九千文一石，以后由于钱荒，回跌到二千文左右一石。乾道年间有些地方要五六百钱一斗，但有些地方六百多钱便可以买一石。普通仍是两千文上下一石。淳熙年间也差不多。绍熙年间郴州官定折税钱一石为二贯一百五十文足。庆元五年因折价之外，另有附加，每石有纳七贯的，有人说这是当时米价的一倍以上。董煟在谈到赈灾的时候说，如市价三十文一升，就依时本钱十五六文到二十文一升出粜。可见还没有大的涨落。自开禧用兵以后，物价又上涨。嘉定到端平年间，一石米大约要三四贯，若遇饥荒，则要一二十贯。绍定末襄阳到过每石十万，京鄂之间，每石值湖会六七十贯。嘉熙四年因浙左大旱，米价波动非常厉害，起初三十六贯一石，渐渐上涨，到一百贯，最高到过三百四十贯。这种上涨，一部分虽是由于天旱米少，但通货膨胀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在淳祐年间还要百贯一石。这些数字，大概都是用纸币计算的价格或纸币和铜钱的混合价格，如果以铜钱计算，自然不会那样高，因为钱价和物价同时上涨。然而以铜钱计算的物价，比起北宋来，恐怕也上涨很多。乾道九年，有人报告江西湖南等地丰稔，米价每石一贯四百文。李安国为之折合现铜钱只合八百四十文足，说从来没有这种低价，恐怕是传闻有误。可见当时以铜钱计算，每石一定也要一两千文。不过南宋的铜钱，是以折二钱为主，小平钱很少。乾道年间根本没有铸造小平钱。所以铜钱的物价是折二钱的物价。如果我们以十年为一期来看两宋的米价，虽然会发现其波动的不规则性，但也能看出上涨的倾向。如果以五十年为一期，这种上涨的倾向更要清楚些。

　　自十世纪末到十二世纪前半那一两百年间，米价上涨的倾向是很明显的。但十二世纪后半却有回跌。这种回跌，一部分由于十二世纪前半有许多战争，有些年份的价格太高。一部分由于绍兴中叶以后铜钱又大规模外流，造成钱荒。虽然乾道以后的物价，是铜钱和会子的混合物价，但铜钱购买力的提高，自然也要影响物价。

　　十三世纪前半，物价纪录极少，而且都不正常，但当时滥发纸币，购买力的确也大降。铜钱的减少，使纸币对铜钱价格跌得更快。政府为要缓和楮币价的跌势，就想多铸钱，然而宋代产铜，偏偏以那时为最少。因为铜少，只好搜索民间的旧铜器，绍兴二十八年除拿出御府铜器千五百件付泉司铸钱外，还搜得民间铜器两万多斤，并禁止寺观添造钟磬铙钹。次年限制官吏止能留钱两万贯，平民一万贯，超过数限两年内买存金银茶盐香钞引等。乾道七年舒蕲守臣都因铸钱而升官。大概浸铜术又受到了重视。南宋棉价也上涨了。绍兴元年是二千四五百文一斤，二年涨成九千六百文，十八年为四千三百文，隆兴二年又是二千四五百文，都是足陌。如果说北宋平均棉价为五百文一斤，则南宋涨成四倍到五倍。在淳熙年间，虽然还有因纸币轻便而加以收买作输送工具的，但一般讲起来，拿到纸币的人，多是及早换成铜钱，以保持购买力。因为铜钱的购买力相当高。这样加速纸币的流通速度，使它的价值跌得更快。到嘉定初年，会子已经折阅得不能通行，政府一时虽还继续发行，但人民多不愿接受，已经有的只好用来纳税。各种地方纸币如川、湖会、淮交等，到了嘉定年间还在增发，价值一天一天下跌。例如四川的钱引，在嘉定初（公元1208年）每贯止值得铁钱四百以下，有人主张用金银度牒一千三百万去收回半界，但收回有限期，有些地方离总所有千多里路，赶不及。加上官吏作弊，使得一引跌到一百个钱。后来政府申明：不换的仍旧通用，引价才恢复到铁钱五百，在关外用铜钱的地方，每引只值得一百七十个钱。这还算管理得好。

　　嘉定十一年（公元1218年）因金人进攻，又增印五百万作军费。

　　宝祐二年（公元1254年）曾发行银会子，以一当百。使钱引的价值大跌，米价每石二千引，后来涨为五千引。度宗咸淳五年规定每年以发行五百万贯为额。湖广会子在淳熙初年曾用京会收回，但后来似乎又有发行。到嘉定年间价值又下跌。两淮交子在嘉定十五年又增印三百万贯，不能维持它的购买力。在理宗朝，当局维持会子的努力，也没有多大成就。

　　绍定三年（公元1203年）在杭州会子库设置监官。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又禁铜钱下海，并出内库禁钱兑易楮币。当时金人已经被蒙古人所灭亡，理应有所好转。可是事实上不然。金人亡后，又要对付蒙古人，所以又发行十六、十七两界会子。在前一年，旧会一贯尚有值钱五百的地方，新会发行之后，旧会每贯只值钱三百三十文，同时旧会一贯三百可以换到新会一贯，折算起来，新会一贯只值钱四百二十九文，反而不如未发行新会时的旧会。端平二、三年又准备十八界会子。

　　嘉熙四年（公元1240零年）春季规定以十七界会子五贯抵十八界会子一贯，收回十六界，当时单是十六、十七两界会子，便有五万万贯之多，价钱怎能不跌？那年国内发生旱灾，物价大涨，政府向巨室收米，每石给三十六千，这已经是够高了，但不久又增加四五倍，使得毫民巨室破家荡产，自杀的很多。当局下令纳税仍旧一半用会子，一半用现钱，会子中一半用十八界会子平价计算，一半用十七界会子折纳。

　　淳祐五年（公元1245年）又以会子百万贯犒赏水陆战守诸军。六年各界会子共计六亿五千万贯。八年并且规定十七、十八两界会子永远通行。淳祐四、五年以后的一个期间，各种犒赏，多用现钱和金银。二十年间，支出的钱在一亿九千万以上，白银也用了五千万两，黄金千两以上。南宋铸钱减少，但开庆景定年间都曾铸钱，而且还有用会子从各地收换进来的铜钱，所以数目也有可观。在这同一期间内，对于会子则极力讲求秤提管理，屡次出度牒或铜钱等来换易破旧会子。但是景定元年政府令临安府用钱三百零四万七千八百五十九贯、十七界会子一千零九十五万二千一百多贯，共凑成十七界会子一千四百万贯收大米四十万石。每石合得约三十五贯，或每公石四十贯足。这时赵宋的天下，大势已去。虽然也有不少“忠义”之士，舍身捐财，以求保持现状，但大部分的人，多是望风投降，不加抵抗。

　　景定四年（公元1263年）陈尧道建议限田的办法，预计自两浙江东西官民户的田中，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可得一千万亩，每年就有六七百万斛的收入，可以饷军，可以免税，可以重楮，可以平物而安富，一举有五利。但他不知收买的田，每天要增印会子到十五万贯之多。五年贾似道发行金银现钱关子，每百作七十七文，一贯等于十八界会子三贯；并且废十七界会子不用。币值还是下跌。政府虽极力设法平粜，以抑物价，但富人多囤谷不卖，市面只见纸币不见米，所以粒食翔踊。桑价“三百变三千”。十八界会子二百贯不够买一只草鞋。当时有人制一副对联，描写社会的萧条，说是“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头陀，两粥一饭”。

　　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十一月蒙古方面的伯颜已率大军到复州，而宋室还发出一千万贯的关子，叫贾似道出师抗敌，然而已来不及了。两宋的纸币，因为采用分界发行的办法，所以从物价上，看不出通货膨胀的真象来。且以末期的会子为例，在嘉定三年的时候，因为十六界的旧会子跌价，曾以一对二的比率用新会子去收回来；后来十七界会子再跌价，在收换时，以十八界会子一贯当十七界会子五贯。这时以十八界会子所计算的物价，可能同正常的物价水平接近。但后来又跌价了，乃以铜钱关子一贯抵十八界会子三贯。假定米价一石值得铜钱关子一贯，看来物价并不高。其实这就等于十八界会子的三贯，十七界会子的十五贯，嘉定时会子的三十贯，越推上去，才越晓得物价上涨的厉害。再以纸币的钱价来说：铜钱关子一贯合现钱七百七十文，十八界会子合二百五十七文，十七界会子五十一文；则嘉定时的旧会子一贯只合铜钱二十五文，如果推到第一界去，恐怕一贯会子不能值一文。所以分界发行的办法，对于物价的上涨，有掩蔽的作用。因此南宋虽然通货膨胀了几十百年，却没有惊人的物价数字。只有当时身受的人才晓得人民的疾苦。至于南宋纸币到底膨胀到多少倍呢？这因为各界收换的比率，不见有详尽的记载，所以无法知道。不过单就已经有的一点资料，也可以看出膨胀的倍数不小。

　　当蒙古人于公元1267年占据江南的时候，是用中统钞来收回旧钞，书中所说的是会子，但实际上应当就是贾似道的现钱关子。当时收回的比率是中统钞一贯合旧钞五十贯。这也就是说现钱关子要一百贯才值得白银一两。再从关子推算上去，则十六界会子要二千二百五十贯才值得中统钞一贯，或四千五百贯合白银一两。如果从第一界会子算起，不知是多少万倍了。南宋官吏的俸给所得，应当比北宋低，因物价水平已提高。一个佃农如果耕田三十亩，每亩在江南平均约收米二石，至少有一石要作地租送给地主，每年实际收入为三十石，约合二十公石，一家五口，每人摊到四公石。百分之六十在自家消费，其余用来交换油盐香烛药饵等物。这是太平时候的产米区，而实际上地主的量器大，有时百分之七八十归地主。各种工人的工钱，也好不了多少。北宋的工钱每月都能买到一公石以上的米，开宝年间纺织工人的工头每月可买到两三公石大米，普通女工也能买到一公石以上的米。元丰年间的搬运夫每月可以拿到三公石以上的米。但南宋最好的工钱每月只能拿到一公石米多一点，一般每月只能买到几公斗。例如乾道七年，绍兴府的诸暨县，开凿工人每天只给米二升，每月仅得四公斗。淳祐元年浙江宁波的淘沙工，每天支十七界会子五百文，米二升半，或会子一贯五百文，不支米。当时米价每石合十七界会子四十贯，所以每月只可拿到七公斗半大米。而且南宋盛行苛扣工资的事，劳动人民实际拿到手的还要打个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