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认为,当代新儒家将中国文化归结为儒家心性说的一本论,试图从儒家的心性之本中开出现代“民主”“科学”是无法完成的超越。
作为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文化在近代中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产生危机的根本原因,正如新文化运动的勇士们正确指出的在于缺少近代的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未能引导中国完成解救民族危亡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
如何疏导、厘定、确认儒家文化的真精神,并从儒家文化之“本”中开出现代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为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架构儒家文化和现代化之间的桥梁,成为摆在当代新儒家面前的头等问题,也是儒学能否现代化并实现其“第三期发展”和“全面复兴”的关键。
1958年香港《民主评论》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一文,由张君劢、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四人往复函商,多次修改而成,并由四人联名发表。这个当代新儒家的纲领性《宣言》(以下皆简称《宣言》)集中、系统地论述了他们的“返本”“开新”之说,并对儒学的复兴抱有昂扬的自信。
当代新儒家在艰苦的条件下为弘扬和复兴中国文化进行了卓绝的努力,并对儒学的未来复兴抱有昂扬的自信;但在我看来,由儒家的道德心性之“本”中是无法开出“民主”“科学”的现代精神的,通过“返本”“开新”以实现儒学未来复兴,也是无法完成的超越。
一
《宣言》指出,由于种种原因,世人对于中国文化产生了种种片面的认识,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文化的生命已经死亡,这是根本不能接受的。《宣言》说,西方人士抱着耶稣会士传教的动机,抱着对于中国文物好奇心的动机和政治需要的动机来对待中国文化,不能不使他们陷于片面和误解,亦根本无法认识中国学术文化的真精神。基于对现代化难产的反思,新文化运动的勇士们对于儒家文化进行了摧枯拉朽般的打击,从正面打倒了它的权威,而知识分子以往所赖以自尊自信和安身立命的文化根脉便日益显出体亏气虚以致无法收拾。当代新儒家亦承认:“中国文化正在生病,病至生出许多奇形怪状之赘疣,以致失去原形”。但他们反对“五四运动以来流行之整理国故之口号”,强调“病人仍有活的生命”,应抱有“温情”与“敬意”去对待它《(宣言》,以下引文不注明出处者,皆引自《宣言》);然后,去疏通、畅开中国文化的本源大流,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接续精神上的源头活水,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
《宣言》说,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它具有“一本性”的传统,“中国古代文化之有一脉相承之统绪。殷革夏命而承夏之文化,周革殷命而承殷之文化,即成三代文化之一统相承”此即所谓道统之相传。在这个“道统”中具有宗教性超越情怀的道德心性之学是其“本”根,并由它构成了“中国学术思想之核心。”
由于清代乾嘉学术反宋明儒,讨厌谈心论性,后又经西化东渐,中国人羡慕西方的船坚炮利,科学技术,政治法制。至“五四”运动,批判传统文化,高倡科学民主。“由是中国传统的心性之学,遂为数百年之中国思想界所忽视”,造成本根湮没不彰,本源大流不能舒畅的窘境。正基于此,当代新儒家对“心性之学”重新进行厘定、疏导、畅通、阐扬。他们指出,心性之学“非只限于一表面的人与人之关系之调整,以维持政治社会秩序,而其目标实在人之道德人格之真正的完成”“由此而人生之一切行道而成物之事,皆为成德而成己之事”“于是人能尽心知性则知天,人之存心养性亦即所以事天”。概括起来说,践履外在伦理道德规范,源于人本心之内在自觉,由此内在自觉通于天道,上达天德,而赞天地之化育,心性之学便具有了形上的意义和超越的信仰。
通过这样一种论证,当代新儒家确认了中国文化的“一本性”,确认心性之学为其“本根”并以此来重建“道统”,完成了正本清源的“返本”工作。
这样一种文化,按照它“伸展出之文化理想”,则中国人由其心性之学,不仅自觉成其自我为一“道德实践的主体”,同时在政治上,亦自觉成其为一“政治的主体”,在自然界、知识界成为“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的活动之主体”,以此融纳会通科学、民主并同现代化接上源头,实现“开新”。然而,通过对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之艰难和民主建国之屡屡不成的痛苦反省和总结,当代新儒家已经较少意气和较多客观、冷静地认识到,中国文化确实缺少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并使中国未能走向现代化。
在《宣言》中,他们说:“我们承认中国文化历史中,缺乏西方近代民主制度、西方近代的科学及各种实用技术,致使中国未能真正的现代化,但是“我们不能承认中国之文化思想,没有民主思想之种子,其政治发展之内在要求,不倾向于民主制度之建立。亦不能承认中国文化是反科学的,自来即轻视科学实用技术的”。
先说科学。《宣言》承认,中国文化缺乏西方文化中希腊为求知而求知的科学态度和超实用技术动机之上的科学精神。至于实用技术天文、数学、医学,中国亦发达甚早,高出于西方。由于缺乏科学精神,“因而其理论科学,不能继续发展;而实用技术之知识,亦不能继续扩充;遂使中国人之以实用技术,利用厚生之活动,亦不能尽量伸展”。原因在哪儿呢?“中国思想之过重道德的实践,恒使其不能暂保留对于客观世界之价值的判断,”“而直接的过渡至内在的道德修养,与外在的实际实用活动”,“闭塞了此道德主体之向外通的门路”。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怎样补上这个缺环呢?《宣言》提出了“暂忘说”。“此道德主体之要求建立其自身之兼为一认识的主体时,此道德主体,须暂忘其为道德的主体。即此道德之主体,须暂退归于此认识主体之后,成为认识主体的支持者。直俟此认识的主体,完成其认识之任务后,然后再把其价值判断,从事道德之实践,并引发其实用之活动。”《宣言》把此当作“仁”之道德主体的内在要求,这样,就可以由道德性的道德统开出科学知识之学统。
牟宗三还提出了道德主体转化为认识主体的“自我坎陷说”。“由动态的成德之道德理性转为静态的成知识之观解理性,这一步转,我们可以说是道德理性自我坎陷,经此坎陷,由动态转为静态,从无对转为有对,从践履上的直贯转为理解上的横列”。①道德理性之良知经此一自我否定,让开一步,让知识理性之科学精神从中分化出来。这样,就可以从道德心性之本中开出科学理性来。
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科学理性必须由德性之知中开出,没有“良知”的“坎陷”是推不出外王事功的。蔡仁厚做过概括说明,“在中国,知识之学的开出,仍须通过良知。良知当然肯定知识之学的价值”,因为“良知、道德的动机在本质上即要求知识作为传达的一种工具”;结论“良知亦必然能够自觉地坎陷它自己,而转为认识心”。“这就是说,良知要做一步‘自我打开’的工作,使自己开为两层:一层道德心(德性主体),亦良知自己;一层是认识心(知性主体),这是良知自觉地坎陷自己转出来的”。②归结起来说,科学的开出,必须返回“良知”之本,而且,由此“良知”之“本”的“自我坎陷”就可以开出“知识主体”的科学来。
关于民主政治。新儒家承认中国缺乏民主精神,并造成中国历史一治一乱的循环之局;而且认为,“欲突破此循环之唯一道路,则只有系于民主制度之建立”。他们进一步认为,“中国今虽尚未能完成其民主建国之事业,然我们却不能说中国政治发展之内在要求,不倾向于民主制度之建立。更不能说中国文化中,无民主思想之种子”。
他们指出,中国君主制度之下,代表中国文化力量的知识分子是对君主专制的一种限制力量和反抗力量,因而,这种要求必然倾向于民主制度之建立。至于代表中国文代的儒道二家政治思想,“皆认为君主不当滥用权力,而望君主之无为而治,为政以德”,更主要的是儒家“一贯相信在道德上,人皆可以为尧舜为贤圣,及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等来看,此中天下为公,人格平等之思想,即为民主政治思想根源之所在,或者说“道德上之天下为公,人格平等之思想,必然当发展至民主制度之肯定”。
他们指出,在中国君主制度之以德治天下政治下,人民之真正的道德主体并未建立起来;如果能真正返回儒家道德主体之建立,必然同时即肯定人人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肯定人人皆平等的为一政治的主体,以此建立民主政体。正因为“中国文化中之道德精神,与君主制度之根本矛盾。而此矛盾,只有由肯定人人皆平等为政治的主体之民主宪政,加以解决,而民主宪政,亦即成为中国文化中之道德精神自身发展之要求”。
总之,在当代新儒家看来,道德心性之学是中国文化之“本”,所谓“返本”即建立道德的主体,这种道德精神是同君主专制相矛盾的,而且,真正的道德主体的建立,只有在民主政治下才有可能,同时,道德主体的建立,亦是政治主体之建立的先决条件。因而,返回儒家道德心性之“本”,就可以开出科学精神,实现民主建国。通过这样一种论证,当代新儒家完成了内圣开出新外王的逻辑。问题在于,事实是否真如他们所由逻辑论证和设想的那样能够完成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超越。
二
作为现代儒学大师,当代新儒家对于儒家文化的研究和把握是十分精到的,确也抓住了儒学的本质特征;但是,由于他们主张“抱着温情与敬意”去对待儒家文化,因而主观性、情绪化的东西仍很多,使他们对儒家文化热爱过甚、期望过高,提出了儒家文化无法承担的任务和使命。
确如当代新儒家所指出的,儒家文化具有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和人文主义倾向,无论是先秦儒学,还是宋明理学,贯穿于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道德心性,走的是“尽心知性以知天”的思想路线,问题恰恰在于,正是由于当代新儒家所强调的儒学道德心性之“本”否定了科学和民主,走向了支持君主专制的道路,再来由此去融纳现代民主、科学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儒家文化中,道德心性之学是其核心和根“本”,“内圣外王”是最高价值。由于儒家文化仅仅把人规定为道德的人,把人的本质规定为道德本质,把人性先验地设定为“良知”的善性即道德性,把最高的价值规定为“内圣”的个人修养的道德价值和“外王”入世的政治价值,于是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被扭曲变形,人也成了畸形的人。作为人生存需要的社会经济生活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下被取消了,认识自然的自然科学知识更没有地位了。正是由于没有独立的科学价值观,当然也无法产生“为求知而求知”的科学精神。由“仁”去涵盖“智”,德性主体压倒了知性主体,知性主体只有依附于德性主体而存在,因而失去了独立存在的价值。
对于这一点当代新儒家提出“暂忘说”和“自我坎陷说”试图补救。但我们说,无论“暂忘”也好,“自我坎陷”也好,仍然是把德性主体视为“本”,视为最高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真的如他们所说德性主体“暂忘”,允许知性主体独立活动,可结果呢,知性主体的求知活动完成以后,仍然要靠德性主体“再施其价值判断”《(宣言》),知性主体还是德性主体的附庸,无法独立出来。牟宗三先生把“自我坎陷”看成是解救的法宝,可是,我们要问,德性主体能够允许把他自己“坎陷”到否定自身吗?如果德性主体为了开出知性主体的科学而“坎陷”到否定自身,那要返回的“本”已经不是德性主体的“本”,而是另外一个“本”了,这样,不又否定了他们的设定?
过于偏重道德心性之学的价值取向严重限制了儒家文化在自然观、认识论、逻辑学方面的开拓进展,特别对逻辑学的不发达,造成了直接的影响。我们说,走向现代社会之路,根本离不开严密的逻辑,不但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形式逻辑,一切现代社会组织和复杂的商品交换,民主化、法制化、契约化、社会合理化进程,离开了严密的逻辑和社会成员较高的逻辑运算能力,都是不可想象的。
儒家和现代新儒家固守道德心性之“本”,将道德价值视为最高价值并与功利价值截然对立,坚持其道德的理想主义,同现代社会功利价值置于一切价值的中心的价值观是相对的,不但不能为现代化提供正面的价值导向,而且是现代化的一种逆向精神力量。如果新儒家仍然一味在道德心性之学中打转转,无论其用心多么苦,立意多么高,仍然无法开出科学之统并走向现代。
再来看看,儒家文化心性之学道德主体能够为民主政治提供人人平等,人格尊严,个性独立,天下为公的基础吗?在现代新儒家看来,中国官僚政治中的宰相制度,谏诤君主的御史制度,及提拔知识分子从政的征辟制度、选举制度、科举制度等都表示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力量,“是君主的一种限制力量”。
其实,只要我们简单考察一下历史,就会发现,事实决非如此。从中国历史来看,官僚政治兴起的春秋末战国时期,正是君主专制步步强化的时期;而且,官僚政治的兴起正是适应君主专制强化的需要而产生的。从历史长河来看,官僚政治始终是君主专制的工具,这种历史事实是无论如何抹煞不了也不容忽视的,它绝对不像钱穆先生说的,自文官制之兴“形成了一个士人政府,是读书人的天下”。③所以,官僚政治并不是中国文化力量政治上的表现,也不是为着知识分子而设立的。
儒道二家之政治思想,能够提供民主政治思想的种子吗?确实,儒家讲过“天下非一人之天一,乃天下人之天下”“君位之可更迭”,还说过“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一类话,再激烈一点,儒家甚至主张尧舜禅让,汤武革命,可是,这些跟民主政治没有关系。
我们知道,民主政治从根本上说主要表现为一种制度的规定,一种权力的制约和制衡。可是,我们上引儒家之思想,根本没有涉及这些问题,可以说是同民主根本不沾边。讲来讲去,无非是说,君位不是固定的,应当让好一点君主做君主。根本没有设想可以要一个没有君主的制度。按照当代新儒家所指引,无论我们从儒家思想中再发掘出多少这种东西,怎样努力去实践,我们仍然跳不出君主制度的圈圈。
道家确实不同于儒家,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于君主制度的否定,特别是庄子和杨朱。《老子》讲君主要无为而治,不可滥用权力,但并没有否定君主权力本身,无为仍然要达到“治”的目的。至于庄子和杨朱,要同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联系起来看。在他们看来,回复到人的自然本性才是人的最高价值,而社会历史和文化越进步,人的本性越堕落,只有否定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回到“与禽兽居”“与万物并”,像牛马自由漫步草原,有如童子牧羊式状态,才能找回人的价值。我们说,在这种状态下,不但君主制度给否定掉了,民主政治亦同时给否定掉了,能期望它提供民主的种子吗?
在儒家文化中,确实有“人皆可以为尧舜”一类话;从梁漱溟、熊十力到冯友兰都从儒家文化中找出这样一类话,来论证儒家文化讲人格平等,并进而论证这种人格平等正是民主政治的基础。细绎起来,我们却认为并不如此。从上面这些话来看,其实际的意思无非是说,在道德修养上,人人有这样可能性;同时还说,人人皆有道德修养之必要;而可能性并不是现实性,有修养之必要,亦不能说是人人平等。从这种前提的可能性来说,人是平等的,假定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人还会是平等的吗?不会。因为“人皆可以为尧舜”不是“人人皆尧舜”如果“人人皆尧舜”,真的“满街都是圣人”,提出这样的命题让人实行,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无论儒家的道德心性之学,良知讲得多么高深、玄奥或精致,最终都不能不落在现实性上,因为“内圣”是为着“外王”服务的。从落在现实性上的儒家文化来看,在中国历史上充当了专制主义帮凶,成了君主专制主义的手段和工具,抹煞了人的主体性,取消了人的个性独立和个性自由。
在现实性上,儒家从来不反对等级制的社会秩序,道德心性和良知具体下来正是为着等级制的社会秩序服务去践履的。从前者说,儒家讲道德本心之“仁”,从来也没有去掉“礼”“(理”其实亦是“礼”),而且,离开了“礼”的“仁”就没有着落,无法安置。
至于“礼”,不管赋予它多少解释,说穿了就是要讲“分”讲“别”。讲“名分”,讲等级,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等级秩序之下,人一生下来就被固定在某个等级和名分之下,成了他人的附属物,怎么能谈得上独立人格和个人尊严呢?
就后一点说。《论语·颜渊》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请问其目’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再加上一句“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人完全被限制死了,能谈得上个性自由吗?如果真的按照这条道走下去,实行“克己复礼”,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越大,人的自我剥夺就越多,只能走向自我泯灭之路,还能谈得上个性和自由吗?
当代新儒家希图通过建立道德主体的方式来发展政治主体,开出政统。我们说,这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先不管按照他们的方法能否树立道德主体,也不管这种道德主体能否提供人格平等和个人自由,个性独立,退一步说,即使能完成,能够实现民主政治吗?当然不行。
我们知道,道德上的平等同政治上的自由、平等、人权本来就是两回事,道德上的平等不能保证政治上的平等。希望通过加强道德修养,建立道德主体的方式来转化政治,只能走向人治、德治,而不能走向制度化、法治化,道德和政治并不是两个可以互相代替的领域,而民主政治只能靠制度来建构,靠制衡的力量来支持,靠道德是行不通的。
其实,新文化运动的勇士们早已揭破了儒家文化同君主专制之间胶固不可析分的关系,他们已正确总结出,共和政体之所以建立不起来,专制主义的文化未能得到彻底扫荡是重要原因,他们断定“旧文化与新国体断不相容”,因而才发动新文化运动,可谓一针见血,切中肯綮。
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已为历史所证明。由于传统文化之根深蒂固,影响深远,又由于这种文化从根本上说缺乏民主精神,使中国民主政治长期以来未能走向发达,这也已为历史所证明。
三
在中国文化遇到空前危机的情况下,现代新儒家抱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热爱中国的历史文化,试图通过自己的卓绝努力,疏通中国历史文化的本源大流,并以此融纳会通西方优秀文明,使中国文化现代化,以此达到民族的复兴。对儒家文化,真可谓热爱甚切,寄望甚高;为其复兴之努力,亦真可谓沤心沥血,苦心孤诣。
然而,经过以上我们对当代新儒家的一个关键问题“返本”“开新”的论述分析,我们却发现,他们为之进行卓绝努力的“返本”“开新”却是不能完成的。
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在我看来,恐怕还在于那个“本”中。无论是儒家的先秦代也好,宋明代也好,现代也好,他们一致认为道德心性之学为圣贤代代相传的“道统”,一代又一代固守在这个“本”上。而这个“本”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如同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这个“本”把人性和人的本质仅仅规定为善性和道德本质,并以此作为最高价值去剪裁社会,只能使丰富多彩,全面发展的人和社会僵化、窒息。由“尽心知性以知天”的思想路线通之社会,必然形成“内圣外王”的政治路线,“内圣外王”的政治路线表现在实际政治上只能是君主专制,顶好是行仁政、德治的较贤明一点的较开明的君主专制。其实,在任何一种文化传统中,都有传统和反传统两种传统,舍此任何一方,文化都不能健康发展。
而当代新儒家仅仅把中国文化定义为道德心性之学的正面传统,而把从实际上大大推进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文化运动骂为“丧心病狂”,骂为“斩断中国文化血脉”,又一味固守道德心性之“本”,尽管用心良苦,终是显出了气魄不够宏大、心胸不够宽广,自然亦无法成功。
在现代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当代新儒家如果真的希望儒家文化能以现代化的姿态出现,成为现代化的正面力量,仍需以更加开阔的胸襟对自家传统进行一番彻底的清理,对他家优秀文明进行大胆吸收;反之,如果仍一味拘守于道德心性之学“内圣外王”之道,希图实现“返本”“开新”,只在原地打转转,看来只能钻入死胡同,已到穷途了。
注:
①牟宗三《政道与治道》
②蔡仁厚《新儒家的精神方向》,《中国文化论文集》(二)
③王连升、张元城《中国传统文官制与西方近代文官制辨异》,《天津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