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对西方的普世价值做理性分析

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中很大一部分其实只是西方的地方价值，这需要我们进行理性分析。人们经常讲的西方价值有自由、人权和民主。自由人皆想要，对每个人都有益，因此自由无疑是普世价值。不过人权和民主就有问题了。普世价值必须有普遍有效的解释和论证，如果把地方性的解释说成普遍的，那就是偷梁换柱、暗度陈仓了。西方对人权的解释是基督教式的，是地方文化。人权需要一个真正普遍有效的哲学论证，然后才能成为普世价值，比如说，我提出的“预付人权”的中国哲学根据在学理上就优于缺乏哲学根据的“天赋人权”。至于民主，它肯定不是普世价值，首先民主根本就不是一个价值，民主只是一个政治技术手段，它是用来表达公共选择的一种手段。古希腊发明了民主，但当时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内的一流哲学家都是反民主的，因为民主和专制都同样容易变成暴政。历史上长期以来“民主”在西方一直都是一个坏词，始终和“胡闹”、“低俗”、“暴民”这样的词连在一起，变成好词也不过是一百多年的事。民主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导致血流成河；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也导致社会失控，还有许多其它的民主例子，结果都很差。

不过，民主是潮流，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把民主改造成为一种比较好的制度，减少民主的危害，提高民主的理性和普遍有效性。今天所熟知的民主，一般是指美国式的民主，这个民主模式把古希腊的广场民主模式简化为投票民主，而实际上古希腊的广场民主，投票只是一个辅助性的手段，更重要的事情是“理性讨论”，大概相当于近年来所谓的“商议民主”。商议民主显然比投票民主更符合理性，不过，商议民主也远远没有完善。古希腊人早就发现，民主讨论最后往往是煽动家胜出，低俗的观点往往压倒理性的和智慧的观点。这是一个至今无法解决的问题。观点好不好要靠说理，而不是按人头算，否则声高就有理了。应该说，民主没有那么简单，目前的民主漏洞百出，最好的方案还没有出现，这正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我提出的“双票民主”能够更全面地表达人民的偏好，从而有可能把民主的危险因素限制到最小程度，促进和谐。不知道是否有什么单位愿意实验一下？以便实践地证明双票民主是更好的。

中国能为普世价值贡献什么

有人相信从儒家资源中能够获取中国的普世价值方案。如果实事求是地说，儒家资源中可以拿出来的普世价值并不充分，不足以全面支撑和解释整个社会和制度。因此，我们还需要从别处获得补充，一个重要来源就是西方观念。将来中国的精神价值观体系大概会是一张中西混合的配方。在面对普世价值这个问题时，对于中国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拿出自己的普世价值方案。在参与构建普世价值的过程中，中国和西方都能拿出什么？我相信，西方可以提供的普世价值是自由和个人权利，两者其实是一回事，自由是个人权利的本质，个人权利是自由的制度体现。而中国可以提供的普世价值就是和谐和仁义。

中西方价值观之间的一个根本差异就是，西方是以个体、个人为基本单位来设计政治制度和计算普世价值的，自由和个人权利就是这种计算方式的最优成果。中国思想则以关系（也就是人际关系）为基本单位来进行设计和计算的。以关系为单位去计算什么是普世价值，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普世价值的清单要比西方开出来的丰富一些。个人有了权利，这是绝对必要的，但仍然不充分，假如没有良好关系，生活和社会仍然是可怜的。什么样的关系能让大家普遍接受呢？一种关系能使关系中的人普遍受益，就是好关系，人们才愿意维持这个关系。中国自古推崇的核心价值都是表达好的关系，和谐是最典型的表达。人人需要的好关系所定义的价值就是普世价值。因此可以说，普世价值其实有两个来源，以个人为计算单位的价值和以关系为计算单位的价值，这两种普世价值同样重要，如果只取其一，一定是片面的。

“和谐”和“仁义”所定义的好关系主要用来创造和延伸温暖的“家园”，就是说，通过建立和谐和仁义的关系而使我与他人之间的空间变成可以共享的家园。而西方的价值主要强调“权利为本”，这没有错，但远远不够，权利是防卫性的，权利捍卫的是个人的“领地”，把个人变成一个堡垒。正因为西方价值过分突出个人权利的防卫性而抑制了关系的延伸性，因此导致人人孤独的现代病。人和人在一切事情上划清界限，谁都不管谁，这种冰冷的界限虽然保护了个人权利，但是有损互相感情。处处与他人划清界线所导致的痛苦就是现代特征的孤独无助。巴黎有一年夏天出现酷暑，死了很多老人，死了都没人管。一个法国朋友告诉我，他们当时都觉得非常悲惨和羞愧。有个美国朋友说他和妻子有一回经济困难，就想到有钱的岳父家住几天，有巨大住宅的岳父没让住，拿出一把银币说：baby，l love you, 这够你们打电话找宾馆和工作的了。有个加拿大华人朋友的故事更有趣：他的邻居是个白人，经常借他的汽车用，不下几十次，但有一次华人的汽车坏了，想借白人的汽车，白人不借，说，你经常借我车，那是你愿意的，因此我不欠你什么，而我不愿意借你车，我有这个权利。这些事情完全违背仁义。中国讲究“义”，这是一种先验责任，大概是说，如果你主动对我施恩，并且我自愿接受了，那么我就必然地承担了报恩的责任。这样一种绝对责任，其重要性与绝对权利是等价的，而且能够与之形成互补。这正是我想说的，中国的普世价值，比如和谐仁义，与西方的普世价值，比如自由权利，能够形成非常优越的互补。

和谐不是见着困难绕着走

总的来说，西方最出色的普世价值是“自由”，中国最出色的普世价值是“和谐”，它们都是必不可少的普世价值。不过现在关于和谐的流俗理解是有害的，和谐好像是“和别人搞好关系”，“和平”，有矛盾，就互相忍一忍，让一让，回避问题。这不是真正的“和谐”，因为这样没有解决矛盾。“和谐”的真正含义不是道德上的互让，而是政治意义上的互相形成积极合作，总之和谐不是一种消极的和平，而是一种积极的合作。和谐的要义在于创造最佳合作的最佳条件，让所有人普遍受益，让各种不同的人、事物、文化都能够在合作中得到更好的发展共荣。现在一说和谐就想到孔子的“和为贵”，“和而不同”，这些是比较肤浅的说法。“和谐”的思想早在孔子之前就有了，是周朝的核心政治概念。《尚书》第一章就说天子要做的事情就是“协和万邦”，意思就是创造世界万民万国的普遍政治合作。当然，“和谐”并不是万能的，即使孔子再世恐怕也无法解决巴以问题。没有一种普世价值是万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