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一个社会文明是否属于低级或者高级形态，主要的判别标准应该有这样的几条，1，该文明是否是建立了符合天地人和谐生存发展规律的经济生产、开发、销售、交流和贸易的系统管理体系；二，该文明是否是已经具备了国家政治组织里的官员的选拔、监督、上下有序流动及其政治制度的自我变革和自我修复的规范系统；3，该文明是否是已经具备了完善的文字语言体系和平民普及教育系统及其教育与社会应用的互动系统。一个国家文明内部所持有的科学技术程度的高低，与一个国家文明的能量程度相关，但是和这个文明的高低级社会形态本身无关。

根据以上所说，我们来估价一下中国古代的社会文明应该属于什么样的层级。中国在秦汉朝两朝通过长时期的努力，已经在西汉后期基本建设出了以上所说的三个社会高级社会文明形态形式，所以，我们应该肯定地说，中国在汉朝已经先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而进入了人类文明的高级形态了。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由于中国的自然科学技术一直不发达，所以，中国文明的能量一直不强大，以致于中国在外族侵略的时候，往往处于守势；而之所以导致中国的科学技术长期不能够飞跃的原因很多，但是，却也与中国社会文明形式中的一些固有的结构功能有相当的关系，其中，和中国的教育体系的性质和形式有相当的关系。中国传统的教育结构和功能性质不仅仅遏制了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还扭曲了许多读书人的身心，从而给中国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内耗。下面，我梳理论证中国的科举制度的形成及其在社会中的利弊：

纵观中国社会文明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在汉朝自建立了“太初历法”以后，中国的农牧业生产就完全进入了一个有序时代了，这点，是当时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文明所无法比拟的。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政治组织结构建设是和中国的教育形式建设一直是紧密相关的，这点，中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文明中的教育和宗教的紧密相关的情况大不一样。这就是说，了解中国和西方的国家文明的差异，审查两者各自的教育形式和发展脉络，是一条重要的法门；或者说，我们今天要改革中国的社会形态，也主要应该从中国教育系统的研究和改造上去着手。

中国商周时代，当时的教育就已经开始和社会文明中的经济生产及科学技术存在发生了分离，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教育开始与国家政治组织的管理体系建设的关系开始紧密联系了起来；之所以中国的教育这样早的和政治组织建设联系起来，很可能与当时的中国需要建设一个大一统国家文明的迫切历史任务直接相关。

中国历史上的教育，有两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一个，就是孔子在春秋末期创造了“有教无类”和重视礼乐的“齐鲁之学”。另一个重大教育标志事件，就是中国在汉景帝时代形成了中央和地方有嫡系联系的教育新形式——蜀学，蜀学在与中原文化沟通一致的前提下，一直保持了自己充分的文化特性。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系统教育文化体系，实际上主要是由“齐鲁之学”和“蜀学”去代表的。某种程度上讲，齐鲁之学代表了黄河文明的思想文化学统，蜀学则代表了长江文明的思想文化学统。

中国乃至于世界上最早的民间教育形式，当然是由孔子所开创的！孔子在中国历史上开创的那种漂流式的“有教无类”的私家教育模式和同时传播自己学派的礼乐思想体系的教育方式，带有亚宗教的性质，这，是我们今人所应该充分注意到的。但是，由于春秋战国时代背景和其他多种复杂原因，孔儒学派最终没有演变成一门宗教，而是成为了一门积极入世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学术派别。中国的教育和政治的紧密关系，一直是中国教育的主要特征，即使是已经进入了 21世纪的中国，也不能够说就已经摆脱了这样的教育特点，而且，恐怕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去摆脱这样的特点；因为，纵观世界教育的发展情况，就可以发现，教育要么和宗教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要么就和政治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教育本身并不可能独立的存在。当然，我这里说的政治，和以前人们说的“政治”概念是不一样的，它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式：A（政治）== C（文化）·B（经济），或者是：CB/A==1 式中，A、B、C不能够为零，1代表社会的系统和谐程度。从这个等式中可以看出，政治A和文化B及其经济C有彼此相因的关系，政治对经济和文化有反作用影响。

汉景帝时代，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市开办了第一个地方官学“石室学校”，并依据这个“石室学校”而建设出了西蜀地区的教育系统，因为当时这个学校是由石头砌成，所以，这个学校又叫做“石室”，“石室”这个名称不仅仅是“蜀学”的一个代名词，也是中国教育的一个代名词。西蜀的“石室学校”的建设经历，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的教育和政治发生联系的范例，因为，当时文翁之所以要在蜀地建设石室学校，就是为了要使用中央政府的官方思想文化路线去“大化”蜀地，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实行教育同化的政治措施。

齐鲁之学和蜀学的合成，标志着中国汉学文化基础体系的形成，后来的中华文化，就是在这个基础文化体系的平台上不断地融会百川文化而逐步壮大的。

文明如同生物形态，也有生长和消灭的对待关系，有内在活力的文明文化，都是要对外扩张的，缺乏活力的文明文化，就会消亡。但是，纵观人类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文明的扩张和西方文明的扩张的途径和方法是大不一样的，西方的古罗马和16世纪以来西方各国的对外扩张，主要是使用的是军事武力杀戮和贱买贵卖的商贸方法；而中国历史上的扩张，则主要是使用的文化扩张政策，也就是主要通过去帮助发展当地地方的经济和教育而实现这个扩张目的的。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这个“文化”词汇，最早就是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西汉末期刘向就总结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说苑·指武》）。刘向对中国文明的历史任务和发展战略还有许多很睿智的看法，他曾经这样精辟的总结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礼，治定作乐，礼乐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是故圣王修礼文，设庠序，陈钟鼓，天子辟雍，诸侯泮宫，所以行德化。诗云：自南自北，无思不服 。此之谓也。”（《说苑·修文》）。刘向这里说的“庠、序”就是指的学校教育，由此可知，汉朝时期的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还不是发展经济，而是为了移风易俗而行化天下，这样的教育取向，当然和汉朝时期的一统历史任务直接相关。

综上所述可知，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内涵，并不单纯指社会的知识形式，同时蕴涵着扩张自己文明的因素在其中。纵观人类历史，就可以发现，刘向实际上已经发现了人类文明进化中的一个规律，这就是，文化如运动中的水，文化也是要向外扩张渗入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特别是思想文化的价值体系上，几乎没有多元共同存在的可能性，否则，就要发生各自为阵的冲突情况。所以，我们应该承认，中国由于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走过了自己武力扩张的历史时代，历史经验使得汉朝以后，中国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军事和经济的侵略扩张性的国家了，但是，汉朝以后，中国保持和延续了自己在思想文化价值体系上的强大扩张性能量！也就是坚持了“先礼后兵”的国家扩张战略方针，所以，中国后来反而是“柔弱胜刚强”，使得中国的文化价值观不断延伸同化各地各民族，甚至影响和同化了整个东南亚地区。

我们当然不能够一说到“扩张”就觉得这是丑恶的，这正如刘向所说的那样，即使是扩张，那也是有武力野蛮征服和文化和平同化的两种形式，前者是强加和人为的，后者是选择与自然的。由于种种原因，西方的扩张历史就是野蛮和血淋淋的历史，往往只能够造成别国对他们的反抗和背叛；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一旦到了一定时候，也就是大家都生活在了统一的文化平台上的时候，各民族就成为一家人了，这个时候，反而各民族的社会生活文化的多元性可以长期并存不悖了，因为，这样的社会生活中的多元性文化已经不对各民族整体的和平系统发生威胁，反而是和平系统的必需内涵了；根据中国漫长的历史经验看，中国文化的扩张性质，是非常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的，这样的经验是中国参与世界一体化建设的重要法宝；思想文化价值的一元性和社会生活文化的多元性，是一组并行不悖的辨证关系；由于时间关系，这个论证到此为止。

中国历史上，一统和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思想文化价值体系一旦普及，标志着国家文明高级形态形式中的从各地选拔人才共同参与国家管理的制度也会因此而应运而生，这就是汉武帝时代的“察举”和“荐举”的人才选拔制度的出现。

汉朝产生所谓的“察举”，就是由各级地方官员经过自己的考察和考核，而向上方举荐的人才的一种制度，他们推选的人才，在当时是分了类别的，当中有尊长爱幼品德廉洁的“孝廉”；有善于天地和国家大事研究的“贤良方正”和“茂才”，有巧于技术发明的“异能”，也有敢于批评劝谏的“直言”等，当时的官员按照这样的分类科目去考核人才，然后向上方推荐入档备用。所谓的“荐举”，则是当地官员和乡绅及其老百姓按照一年一度的时间，定期向上方推荐各种他们认可人才的一种固定政治制度，这样的“荐举”制度往往是与“察举”是配套的，只不过“荐举”的渠道和范围比“察举”更为宽广，带有相当的群众自由公选性质。

汉朝开辟的“察举”和“荐举”，已经使汉朝具备了寒门布衣可以直接走上国家高级职位的社会良性运作功能，这在2000多年之前的时代，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根本不能够相比的。其中，比较典型的实例，一个是奴隶出身，后来成为了汉武帝时代的大将军的卫青；一个就是后来被人称之为“东道孔子”的扬雄走上国家高层思想文化领域的事迹。扬雄家道本十分贫寒，他生前曾经做《逐贫赋》讲述了自己当年极其穷困和不得志的景况，“扬子遁世，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邻垣乞儿，终贫且窭，礼薄义弊，相与群聚。惆怅失志，呼贫与语。……”（《扬子云集·逐贫赋》四库全书本）。扬雄几近乞丐的贫困情况，反映了社会中无权无势的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窘迫和失意心境，后来，扬雄的乡人扬庄有意向汉成帝举荐他，便故意在汉成帝面前朗诵扬雄的《绵竹赋》，汉成帝听后以为是司马相如的作品，扬庄便乘机说这是当世的自己家乡人扬雄的作品，汉成帝赞叹之余立即拜扬雄为朝中给事黄门郎，从此，一介寒门的下层书生便直接走上了国家上流社会阶层。如果当时没有这样的“荐举”制度，象扬雄这样的人是根本不可能冒现出来的，中国也许就因此少了个伟大思想家、文学家和语言学家了。

新莽改革时期的文化革命主将刘歆编篡了“三礼”，推崇出了据说是孔子的《孝经》经典，又编辑了《左传》，这就是说，刘歆在新莽时代，创造了一套以《左传》史学和《孝经》及“三礼”（周礼、礼记、礼仪）而配套的的“新儒学”思想文化路线，后来，虽然新朝灭亡，但是，东汉“白虎观会议”实际上是继承了新莽刘歆等人的“新儒学”路线，这就是说，新莽王朝的许多文化革命举措，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儒学”，而这样的儒学的创造者，并不是孔子，而是刘歆！刘歆的这条以“左传、孝经、三礼”为中心的“新儒学”思想文化体系在中国实行了近2000年，即使是程朱理学崛起的时候，也没有从改变上改变这样的“新儒学”思想文化的基本理论架构。“新儒学”一直使用到了康有为时期，才由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及其梁启超的“新史学”去动摇了这条“新儒学”理论架构。当然，康梁之所以能够动摇这个统治中国近两千年的“新儒学”理论体系，有着深刻的历史缘由，还不能够说他们的几部著作就有如此大的能量，但是，他们的言论和行为，的确又是动摇这条“新儒学”理论架构的导火索。

刘歆的“新儒学”是中国宗法制度的催化剂！也是魏晋南北朝时代世族门阀制度猖獗的历史原因。同时，新莽时代实行的军政一体化改革，造就了后来中国的地方军阀的出现和屡禁不绝，这些，都是新莽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历史副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国的吏部为国家选拔人才，按照品格、知识、才能、出身的综合情况，将社会中的人们分成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这样的九等，然后，考评的“中正官”再根据自己对这些人的考核情况向上方推荐他们去做官。这样的“九品中正”制度，虽然也是撒大网网络人才的有效作用，但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世族门阀和军阀现象严重，一般平民百姓中的人才由于身份低贱而很难登上社会管理阶层，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教育曾经严重萎缩，许多佛教寺院和道教道观承担了平民教育的责任。如果不是后来的隋唐及时产生了科举制度，中国完全有可能因此而蜕变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

公元583年，隋文帝出于政治上的统一需要，他打破了以往根据门阀等级风俗而选拔仕员为世族军阀所用的举仕方法，按照国家统一需要的人才科目，诸如研究语言文字工作的“明字”；研究法律伦理的“明法”，研究财经和天文历法数学的“明算”，研究经学大义的“进士”等，不分身份地位的直接从社会中考评人才。当时，这些科目的考试还非常的简单，并无严格的考试程序。隋炀帝时代，一些官员向隋炀帝建议道：由于以前世族门阀制度遗留的社会原因，导致“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张之义，瑟无胶柱之理。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才，敢陈管见，伏听裁处 。帝览而嘉之，于是遂罢天下诸郡。寻拜瀛州刺史，未之官，奉诏巡省淮南。还除兵部尚书。俄转礼部尚书，授上仪同。”《隋书·赵煚传》。就这样，隋炀帝时代严格了通过平等考试从社会中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当然，科举制度的宗旨是一开始就确定了的，“其选举先德行而后文才，务在审慎”（《隋书·牛弘传》），也就是要求举子们必须遵守“三纲三纪”的伦理。

从这里可以看出，隋朝开辟的科举，还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化教育改革举措，而主要是一种改革时弊的政治举措，也就是隋朝皇权要通过这样的科举选拔人才的新形式，去消解掉世族门阀制度所造成的冗员冗吏过多和国家工作效率低的问题，历史也证明，改造政治官员的选拔制度，的确消解掉了世族门阀和冗员冗吏过多的时弊，所以，某种程度上讲，隋朝的科举对于中国今天的政治变革有相当的启迪意义。科举，实际上也可以被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和平方式的政治变革，所以，隋朝以后，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政治改革，都要对科举进行变革；这样的变革，当然就是主要指官吏的选拔和教育的两个改革；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同样是从这两个改革措施上去进行自己的社会革命的。

隋朝开辟科举，使社会中的平民知识者开始有了发挥自己才华的机会和有了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社会荣耀的出路，这样，不但刺激了社会各阶层的人敬慕知识和人才，也使得国家的管理开始进入了有序和知识化时代，中国的教育也因此而得到了刺激大发展。

唐朝建立以后，“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新唐书·选举志》），这就是说，唐朝开始将科举举士制度逐步完善起来。

秀才是唐朝最为人们所重视的功名，“秀才”是指经过科举而被社会承认的人中俊秀之才的意思。而“道举”这一功名，就是专门为研究天地人内在关系的“玄学”所设置的学科。由于唐朝实行了科举举士的考试科目，必然要带动从中央到地方的学校和学生的增多，这样，使得当时中国各地方上的教育事业也大为发展了，当时，中央设置有官办的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崇玄馆，主要招收国家功臣和官僚的孩子入学学习。同时，地方的州县也设置有各种官办和半官办的书院和学校，以招收社会中各阶层的读书人入学学习，这样，又带动了民间各种私塾的大发展，中国的教育，就是这样被科举促进发展了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学校教育和科举，是两条渠道，他们并不是一回事情；虽然宋朝的王安石曾经打算将科举和国家官办的学校联系起来，以节约国家教育投入和精简烦琐的考试科目，但是，由于王安石的这种改革举措违反了政治和教育不是一回事情的内在规律，所以，他的这项改革措施后来被取消了。

中国隋唐以后的政治格局和科举考试有一种互相作用的关系，政治变革会带动教育变革，教育变革也可能带动政治变革。比如，唐朝为了应付当时的科举，便组织大量的人力对当时社会流行的各种经典进行了统一的选编，就象现在统一高考的参考教材一样，“贞观四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前中书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太宗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 》，付国学施行。”（《贞观政要·崇儒学》）。这些统一了的经典文本反过去又影响了国家的政治格局。

唐朝初期的学校教育往往带有很强的社会政治需要目的，这从当时学校所开的课程上就可以看出来，“凡《 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 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凡治《孝经》、《论语》共限一岁，《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各一岁半，《 易》、《诗》、《周礼》、《仪礼》各二岁，《礼记》、《左氏传》各三岁。学书,日纸一幅，间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凡算学，《孙子》、《五曹》共限一岁，《九章》、《海岛》共三岁，《张丘建》、《夏侯阳》各一岁，《周髀》、《五经算》共一岁，《缀术》四岁，《缉古》三岁，《记遗》、《三等数》皆兼习之”（《新唐书·选举》）

唐朝开元年间，李隆基亲自对据说是孔子的《孝经》进行了审定，使得《孝经》的身价倍增，李隆基说：“朕闻上古，其风扑略。虽因心之孝已萌，而资敬之礼犹简。及乎仁义既有，亲誉益著。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于是以顺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扬名之义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是知孝者，德之本欤！”（《孝经·序》四库全书本）。从这里看出，唐朝时代，官方主要推崇的还是“孔子”的学说，也就是实际上继承了新朝王莽刘歆等人所制造的“儒学”思想文化路线。所以，中国科举制度动摇了世族门阀制度，但是，同时又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等级结构，这样的社会不平等，一种是“君、父、夫”和“臣、子、妻”的不平等，一种就是“士、农”和“工、商”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过去以往，士、农、工、商本是平等的社会阶层，社会从不歧视工商行业的从业人员，但是，科举制度形成以后，士、农的地位上升，特别是读书人的地位上升，而工商从业人员的地位则下降了，工商业从业人员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尊重，这使得科技赖以生存的商贸流通业就受到了相当的遏制，这也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和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公元583年开始科举到正式取消科举的1905年的1300多年中，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种根据科举及第的情况而划分新的社会贵贱阶层的新的社会阶层大分化，在大量人才被选拔出来充实官方政治组织机构的同时，也压抑了许多并不擅长于科举科目的其他知识人才，甚至导致了许多知识分子在科场连连失意以后而反过去仇恨和报复自己的祖国的异常情况！洪秀全因为屡屡考取不到功名而最后转而造反，他并不是中国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已经就有许多这样的变异社会现象了。

唐宋时代，特别是宋朝时期，许多汉族知识分子因为科举场上无门进士，而投身到少数民族政权中去挣出身，他们一旦在辽、金、西夏政权中谋求到了高位，他们攻击起自己的祖国，是毫不手软的。宋朝刚开国不久的嘉祐年间，一个叫张元的书生因为多次殿试失败，他十分愤恨宋朝当局，便投奔到西夏去充当了参谋，屡屡献策侵略宋朝国土。辽、金、西夏时代，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和部族因为尊循汉制，他们都在争夺汉地的知识分子为已所用，少数民族政权从宋朝科举制度的弊端中得到了许多好处，汉地科举中落第的举子跑到少数民族政权中的谋求荣华富贵，在当时并不鲜见，汉地的教育学校好象是在专给少数民族政权培养人才一般。无可否认，大批汉族知识分子进入少数民族政权中供职，客观上，他们为融会中国各民族及其在传播汉族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他们的这种举动，同时也是中国各族长期内战的根源之一，是不值得提倡的。自洪秀全太平天国以来，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一批因为个人名利场原因而转而仇恨自己祖国的“知识分子”呢？想来，大家心中是有本帐的。

我们今人在谴责和蔑视那些因为没有得到国家重用就去仇恨和报复自己祖国的变异“知识分子”现象的时候，也的确应该检讨科举举士制度中的一些弊端！同时，也应该检讨中国汉地知识分子中的过于在乎自己在社会中的名誉地位而反过去仇恨自己祖国的变异社会心理现象。综上所述可知，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摆正自己的社会智能者的位置和作用，中国如何通过合理社会机制去人尽其才的发挥所有知识分子的作用，可能是中国社会转型于新时代的关键因素。一个社会文明现代化的标志，往往首先是由这个社会文明中的知识分子的现代化程度去体现的；而知识分子是否是现代化的标志，则主要是由该知识者是否是将个人名利场放在自己言行首位还是将探索真理放在自己言行的首位去体现的。

为什么“科举”会如此这般地吸引中国读书人去奔这条道呢？下面，我们来看看科举中的程序和社会对举子的优待，就知道了。

实际上，中国隋唐以来国家选拔各级官员的途径并非科举一条单行道，而是在科举产生的“进士”中，国家各级官吏中，及其地方经过察举和荐举上来的人员中的三条渠道中去选拔新的官员。但是，由于国家政治直接干预科举，所以，科举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教育和考试制度，而在客观上成为了一种社会的政治荣耀，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表达；这种情况，和前些年中国政府重视大学教育的时候，人们就把大学生称之为“社会的宠儿”的情况一样，同时，现在政府重视留学生，于是，留洋回国的身价往往就因此而倍增的那样。这就是说，中国科举带来的许多社会副作用的主要原因，还不主要是在科举制度本身，而是在于国家政治干预太多所致，这反过去又造成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明清两朝，三年才一次会试，一次会试只产生300名左右的进士，大家想想，全国又有多少举子试图及第登科呢，这怎么不造成科举中的一系列腐败和专营投机取巧呢！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弊端，实际上是由政治干预太多而造成了社会价值趋向失衡的一种社会表达，这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任何一种带有现实功利性的人为政治措施，往往都有不良社会后果的紧随表达，所以，政治干预经济和文化太多，往往是阻碍社会自然发展的，甚至还会带来许多不良社会后遗症。

唐朝完善了文武两种科举程序以后，为了鼓励人们读书习武参加科举，国家规定，凡是科举合格者，国家都要免去举子家庭中的税赋钱粮和各种征缴，这实际上就使得举子家中大为得利了；同时，朝廷还规定，凡是通过科举而获得功名者，当地政府官吏必须礼待他们，还要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这个措施，本来是国家为了鼓励社会尊重知识和人才的一种政治措施，这样一来，就使得在科举中取得功名者的社会身份大为升值了。虽说科举中得到功名的人并不都能够去做官，但是，由于自唐朝到清朝取消科举的1300多年中朝廷一直高度关怀和干预科举，所以，许多得到了功名的人即使一辈子不做官，他在地方上也是非常荣耀的，自然有很多人给予他们的礼待和经济补助，他们一生几乎就成为一方百姓的知识和荣誉的象征，活象个变相的“活佛”一般。这样的政治和文化氛围，当然要刺激许多人会拼命去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了。这样的科举氛围直接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重视虚名而不注重读书人实际能力的社会后遗症，这样后遗症，恐怕在今天也还没有从我们现实社会生活中真正消除掉，这，严重弱化了中国知识人才追求真理的素质！也是中国的国力之所以不强大的重要原因。

由于唐朝科举名目繁多，致使许多教育资源白白浪费，所以，宋朝王安石改革时期，曾经对科举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王安石改革有如下几条措施，1，罢取各种科举项目，而独取进士科；2，以学校养士，也就是通过考试和举荐，收取一些学子进入国家官办学校，并由学校包养他们，然后再通过科举考试选拔这些学子中的优秀人员去做官；3，统一科举考试中的行文格式，创造了八股文的前身，即做经学大义文章的“破题、接题、小讲、缴结”的“四股文”格式。北宋末期，宋微宗还曾经取消过科举考试，实行过直接从学校中选拔官员的方法，但是，这是在战争时期的应急措施，所以，南宋以后，又恢复了科举考试，甚至把王安石的许多科举考试改革措施也取消了，但是，四股文却延续下来并演变成为了后来的八股文。

严格说，八股文是一种论文的格式，其本身并无什么问题，这就象我们今天无论是写作社会科学论文还是自然科学论文，都必须遵照一定的格式的那样。八股文之所以后来的名声不好，主要是因为元朝和明朝的科举严格要求学生按照朱熹注释的“四书五经”而作文，这，才是中国科举在元明清三朝很压抑人的关键因素。八股文的主要格式是：破题（类似于现在论说文的论点）、承题（对论点的详细说明）、起讲（简要的论证思路）、入手（进入论证）、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后四个部分，是八股文的关键，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论证和结尾阶段，是具体表现考试学生才华和独特观点的部分。

1306年，元朝为了体现中华民族一统化的决心，也为了向汉族人证明蒙元皇权尊敬孔子等圣人（注：中原文化长期对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有很大影响，加之汉族的许多知识分子在少数民族政权中担任职务，所以，儒道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同样是很大的，这是今人应该注意到的），元成宗命在大都北京建设祭祀孔子的圣庙，诏封孔子先圣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董仲舒和朱熹等人也得以谥封。1313年，元朝承接宋朝科举方法，并首次以朱熹注释的四书五经为科举版本，也就是要求参加科举人员发人员必须以朱熹的注释去理解圣人言论，这样，就压抑了许多学生自己对经典的理解，朱熹的思想文化开始占据了科举的重要位置，程朱理学就是这样借助科举而登上中国思想文化神坛的。四股文经过元朝和明朝的不断发展，到了明朝弘治九年，也就是1496年，在该年的会试题目《责难于君谓之恭》的作文要求中，八股文正式完善于世。

中国科举的科考科目和科考形式，在历史上根据不同的朝代的具体情况曾经有过不同的形式，以明清两朝为例，科举和学校教育的情况如下：

因为宋朝王安石的改革取消了唐朝时期的烦琐科目，只留考取经学大义的进士科，这样，明清两朝的科举也是这样只按照进士的科举程序去选拔人才的，象以前的“算学、律学、字学”等事关民生的学科都不再是科举项目了。当时，国家设置的学校情况如下：清朝学校分官学和地方学，官方学校又称太学，设有国家全费包养的国子监，国子监主要招收国家功臣和高级官员的孩子入学学习，学习结束以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参加国家的科举程序去考取功名，也有少数人直接去做官。地方设有半官方的书院，凡是能够进入书院学习的人，官方都有许多物质和名誉的优待。除了这些官方和半官方的学校外，民间还有许多私塾学校。清朝的科举程序是：不论身份和年龄，一律都得经过童试（含县级的童试、州府的府试、省级的院试）——乡试——会试——殿试的科考程序。

凡是经过考生所在县的县试的，就算童生，童生不算功名，但是是一种社会荣誉，往往会得到社会相应的尊重和资助。童生都具备了进入府试的资格；经过了府试的童生就取得参加省级院试的资格，省级院试过关，就取得了秀才的功名了，国家要给秀才免掉他家庭中的税赋，还要给予资助。乡试三年举行一次，大多在秋天考试，所以又称之为“秋闱科考”，秀才才有资格参加这样的考试，经过了乡试考试的合格者就叫做“举人”。会考三年举行一次，举人才有资格参加科考，经过了会试考试的合格者，就叫做贡士。贡士的名额很少，一年只有300名左右。取得了贡士功名的，其实已经获得了进士的功名，但是，他们还要参加殿试才能够最后得到这个功名，所谓的殿试，就是皇帝要在太和殿再进行一次御前考试。殿试在宋朝之前属于科考程序之一，还有淘汰名额，但是，自宋朝出了张元因为殿试落选投靠西夏反攻击自己祖国的事情以后，宋朝皇帝就取消了殿试筛选制度了，这就是说，凡是经过会试考试关的，都是进士了，不再会落选，但是，殿试要产生重新排名，第一名就是状元、第二名叫做榜眼，第三名叫做探花，总称“鼎甲”。取得进士功名的人，国家可以直接放官，也就是可以直接选他上任做官，但是，国家派官要根据国家职官的空缺情况来定，所以，也有一些进士一生并没有做过朝廷官员。同时，也有许多8品以外的官员可以参加这样的科举考试，以获取功名去求取仕途宽广。

大周女皇武则天按照科举程序开辟了武艺科举制度，所以，自唐朝开始还有武艺科举，程序和文科科举程序基本一样，只不过内容是武艺类别和兵法等，这些武艺科举士员直接充实军队管理阶层。

由于政治干预太多的缘故，中国的文化结构的确有很矛盾的一面，科举的目的，本来是隋唐以来国家打破身份地位和情面实行平等选拔人才的一种政治改革措施，但是，由于宗法教育，也就是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所以，即使是科举考试，凡是有功名的考试，也就是秀才以上的考试，都有拜师门的习惯，也就是考取了功名的人都要拜本次主考官为自己的老师为恩师，同学之间也要互相拜同年，这样，就在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和学术中，就造成了互相拉帮结派的情况，这，对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和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当然是不利的。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存在着很严重的社会悖论情况，科举的公平目的往往因为科举的内容而互相矛盾，从而给社会带来了许多副作用。现在，我们依然在现实中感受得到的师门习惯和学术中根据毕业学校和职称身份而拉帮结派的情况，以及那些讲出身而轻视人才实际学力的现象，这，都和这些历史上的科举中的悖论社会现象有直接关系，所以，现在的人们，特别是学界中的人们，要清除掉中国传统中的一些腐朽现象的侵蚀，还任重道远啊！

同时，过去的科举还有有事先向科举主考官“投卷”的习俗，也就是一些考生将自己平时写作的文章献给一些当朝的名人和主考官阅读，以获取他们对自己的好感，但是，由于中国的科举考试有很严格的保密和封卷打分制度，所以，这样的“投卷”往往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但是，却也因此发掘了一些人才。比如，苏轼三父子同朝参加科考，苏询事先将自己的文章投卷给当朝大员欧阳修阅读，后来，苏询落榜，却因为欧阳修非常看重苏询，以至于他将苏询推荐去做了个小文官，发挥了苏询的才华。如果不是欧阳修这样的举荐，苏询也不会和他的两个进士儿子一样，成为后来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我之所以花了这么多笔墨去介绍中国历史上的科举，那是因为至今为止，中国的许多人，特别是中国的教育、学界和政治行业中的许多人至今还套在科举的陈腐习俗中。即使是我所要评说的中国近现代中的十大思想文化人物中，他们也不能够说就从中国旧科举的阴影中走出来了！他们几乎都和中国的科举文化有着各种渊源关系。洪秀全连续四次没有进入童试的第二阶段，这对于他的自尊心的伤害是很大的，甚至导致了他的疯疾，这，也是他之所以造反和愤恨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张之洞曾经在四川试图进行教育改革，他最终促成了中国持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的灭亡。康梁利用科举的场合而进行变法，这是众所周知的。严复虽然将官做到了北洋海军学堂的教育总长的位置，但是，他就为了自己不是科举出身而后来屡屡去参加科举考试，试图得到一个“进士”功名，这，是何等的可悲。孙中山虽然一直没有参加科举，但是，他的哥哥却多次逼迫他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陈独秀本人是秀才，他一生的言行中有没有旧时代的士员味道呢？胡适、鲁迅、毛泽东到是没有参加过科举。但是，这十个人物中，除了胡适一直是在新式教育的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外，其他九人都和中国的旧科举有着各种羁绊。这些，都是我们研究评说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人物不可忽视的背景资料。

如果中国的许多事情能够象五四以来的激进者那样仅仅依靠激烈的反叛就可以解决问题，那，这世界也就太简单了！我们要剔除掉中国旧时代给今人带来的腐朽因素，只能够小心翼翼的去研究问题和分析问题，这样的研究分析过程，就象是诊断医治一样，必须对各种问题的系统内在关系进行仔细梳理。我，从来不相信那些只会喊激进口号的人就是社会革命者，他们，不过就是些现代的洪秀全而已罢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身上，本身就带有许多旧科举的后遗症因素。建设，往往是很难的，建设，要比爆破更艰难千倍，建设，就是先要仔细研究分析，然后批判和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