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城区30多名拆迁户集体上访，反映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问题。随着聚集和围观群众的陆续增加，最终在少数不法分子的煽动下，发生部分人员打砸政府机关的暴力事件。

但凡群体性事件，常常夹杂暴力的阴霾，无论暴力的拳脚带有多少正当的理由，都将因对法律的漠视、对公共秩序的损害而带有无法推脱的“原罪”。暴力的终点永远是暴力，如同那句名言:由剑得到的亦将因剑而失去。因此，观察近年来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制度的反思必不可少，法律的缺失急需修补，空白的机制尤应建立，但对暴力的谴责也当表明，历史上不计其数的暴力重复、现实中不计其数的暴力演绎，从来也“打”不出文明的演进、进步的坚实。暴力不应当有任何特权而言，无论强势还是弱势群体，对暴力的任何同情很容易陷入一种 “暴力循环”的思维中，而暴力思维是无法给公众和社会带来长远利益的。

与“谴责暴力”相提并论，甚至尤显重要的是执政者思维的革命性改进。

甘肃陇南市政府新闻办的一纸情况说明，固然释放出诸多信息，固然以某种公开的方式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然而，除此之外，依然透露出一种似曾相识、传统僵化的执政思维。

在当地官方的信息说明里，事件经过以一种线性、单向、混沌的特征显现在公众面前，公众看到的总是“群众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利用”，是“一些不法分子”的“唆使、冲击”……不可否认，武都事件中确有不法分子在捣乱，他们应当受到谴责，直至被依法打击。但我们的认识不应只停留在这一步。

信息的表达方式，归根结底是一种思维模式，这种模式与此前很多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思维惊人相似，贵州瓮安事件曾有过，云南孟连事件曾有过，安徽池州事件也曾有过，这种动辄就把群体性事件简单定性、模糊定性的思维，正是传统专政思维的某种延续。在过去历史阶段的专政思维里，我们常常看到无视规律、无视科学后的某种思维定势和做法，比如“只要闹事，必定是与人民作对；只要有群体闹事，必定有一小撮破坏分子在操纵”。当那种思维得以诞生、生长的土壤、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时，以彼时之矛岂能再攻此时之盾？

无论从逻辑还是从经验而言，有什么样的思维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有什么样的行为就有什么样的结果。正是有上述这般简单定性、模糊定性的思维作祟，很多群体性事件不是在一种公平的、及时的、妥协的、宽容的状态下得到处置，反而是在一种简单的、固化的、迟滞的乃至粗暴的方式下得到处置，结果不仅不利于群体性事件的妥善解决，反而容易导致矛盾激化、酿成悲剧。

“贵州瓮安事件”已经成为当下政府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反思标本，而前不久的“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也成为瓮安事件后政府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一种进步样本，那就是摒弃传统那种 “非敌即友”“非白即黑”的简单思维，把群体性事件作为一种任何社会都很难避免的正常社会现象看待，继而从科学研究的角度重视它、研究它、剖析他，最终找到规律，按照社会规律运用非暴力的、多样化、公平与妥协的手段处置群体性事件。

当各级执政者对诸多群体性事件的思维认识发生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一旦科学和规律在手，从容应对当水到渠成，群体性事件也将不再是洪水猛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