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

　　此外，《韩非子》还多次提及或引述“商君之法”，但从未说过“商君之书”，那么，商君之法是否即商君之书？容肇祖先生曾提过这样的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他举出大量例证，说明战国秦汉文献中所谓“商君之法”可有二解：一指商鞅学说，即富国强兵的理论，载于“商君之书”，故“商君之法”即指“商君之书”；一指商鞅制定的法律政令。《五蠹篇》中“商、管之法”既与“孙、吴之书”对言，当指“商君之书”［1］。

　　此说固可成立，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韩非所见的“商君之书”是否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商君》二十九篇，亦即我们今天所见的《商君书》？《韩非子》所引“商君之法”有不见于今传《商君书》者，例如，《定法篇》说：“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而《商君书?境内篇》说：“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 ，乃得入兵官之吏。”二者不尽相同。又如，《韩非子?和氏篇》中商君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的说法，也不见于《商君书》。此外，《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上书二世云：“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商君列传》裴駰《集解》引《新序》曰：“今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鈇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凡此皆不见于今本《商君书》。再者，《定法篇》批评商鞅为法不言术，无术以知奸，但《商君书?禁使篇》所论主要就是势和数(即“术”)；《盐铁论?非鞅篇》文学亦说：“商鞅以权数危秦。”

　　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来看，秦律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巨细无遗，诚如杨宽先生所说，是“官府统治上需要的各种规章制度”［2］。这其中有无商鞅手订者，已难确考，但商鞅在秦秉政十几年之久，亲自起草制定的法律政令肯定为数不少。又据《商君书?定分篇》 ，秦国各级官府设有专职法官，负责向吏民宣讲法令，“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此言并非夸张，据《战国策?秦策一》的记载，孝公死后，商鞅告归，人说惠王曰：“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而且商鞅死后，其法未败。我们可以推想，“商君之法”后来可能被人逐渐编订成册，在官府和民间流传；或有人如睡虎地秦墓墓主喜那样，把与自己有关的法令抄撮成册。今传《商君书》中只有《垦令》、《境内》两篇是法令或法令草案，因此，如果真有编订成册的“商君之法”，那当然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商君之书”。二者关系当有两种可能：其一，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书，前者失传，遂使后人混为一谈；其二，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经过多次的增删修订而成。《五蠹篇》中与“商法”并提的“管法”其实也存在类似可能。章学诚论《管子》说：“春秋之时，管子尝有书矣，然载一时之典章政教，则犹周公之有官礼也。记管子之言行，则习管子法者所缀辑，而非管仲所著述。” 就是说今传《管子》并非春秋时的管子书。那么所谓“商、管之法”究竟指什么呢？无论真实情况如何，《韩非子》的作者所见者当与今本大为不同，这一点似可断言。
　　
　　二、《商君书》的成书时间及编者
　　
　　《商君书》的成书时间有比较明显的线索可寻。《徕民篇》：“今三晋不胜秦，四世矣。”“四世”当指秦孝公、秦惠王、秦武王、秦昭王。昭王于公元前306年到公元前251年在位。同篇又言及发生于昭王34年(前273年)的秦魏华阳之战、昭王47年(前260年)的秦赵长平之战、昭王51年(前256年)秦灭西周的“周军之胜”，所以一般把成书的时间上限定于前260年左右。例如，刘汝霖说成书于前260至前251年之间［3］；容肇祖说成书于昭王晚年［4］；罗根泽说成书于前260年至前233年之间［5］。前233年当秦王政十四年，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一年韩非使秦并死于秦。此前始皇得读韩非《五蠹篇》，所以说《商君书》的编成当不晚于前233年。此时去昭王晚年不过十数年时间，“而韩非已说藏其书者家有之，可见其推行之速”［6］。刘汝霖、容肇祖、郑良树又根据《定分篇》言及丞相、御史等设立较晚的官名，全篇以天下、天子为说等事实，断定该篇写成最晚，当在秦统一天下到最终覆亡之间［7］。这理由当然不如《徕民篇》提供的证据来得坚实和确切。这种考证方法是以书中写成最晚的一篇来推断整本书的成书时间，但问题是，古书在流传过程中往往经过多次的编订，篇卷分合增删的情况很复杂，可能形成多种不同的本子，某篇何时收入某本，殊难断定。因此，这样考定的时间当然只是包含上述二篇的那个本子的成书上限，其他本子即使有，也只能存而不论了。那么韩非称引的是否即这个本子，就是个疑问。再者，古书往往先是单篇别行的，即使收录成册后，单行篇也不遽废，二者可能并行于世［8］。那么，韩非所称引的是成书还是单篇就难以断定，上述二篇编入《商君书》的时间也难以确考，也就是说《商君书》的成书下限还不能确定。因此，事实也许并不像容肇祖感叹的那样。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自刘向手校后，《商君书》才有了它的“定本”。

　　《商君书》的编者一般认为系商学派中人，但张觉提出异议，说当是主官秦国图书档案的御史，所以才会把档案性质的《更法》编在开头第一篇；如果系其弟子所编，则不应直称公孙鞅之名，而应改称“子”［9］。此说似是而非。首先，说《更法》属档案性质便没有根据，因为如系档案则应为实录，而《更法》首尾完具，且描写生动，绘声绘色，看得出是一篇着意写成的文章。更重要的是它与《战国策?赵策》中赵武灵王与臣下辩论“易胡服”的一章大同小异。论者多认为是《赵策》直接套用了《商君书》，但刘汝霖说：“大约此类语乃当时主张变法之一种公同主张，本无一定著者主名，故其后或归之武灵王，或归之商鞅。”［10］我们认为刘说近真。又，《更法篇》中公孙鞅驳斥杜挚说：“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神农最早见于《孟子》，伏羲最早见于《庄子》，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这样的“五帝”系统更是战国晚期才形成的 。因此，公孙鞅是说不出那番话的。但他与保守派的御前辩论应该是确实发生过的重要事件，即使具体的辩论对手并非甘龙、杜挚。此事影响既大，流传必广，当特别为商鞅学派和变法者所津津乐道。他们依据有关的记载和传说，再援引当时有利于变法的理论和历史，加以增饰推衍，写出这样一篇文章，为变法作鼓吹，是完全有可能的事。其次，所谓商鞅的弟子，并不能与孔门七十子之徒或孟子弟子公孙丑、万章之流相提并论。商鞅是所谓“实行的政治家”，并不以聚徒授学为事，从师以求仕进之风也不行于当时的秦国，所谓及门弟子，其实就是门客之类，有名可考者如尸佼，“秦相卫鞅客也，卫鞅商君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之也。” 而其后学则是赞同并发挥商鞅学说、主张变法的一些人，与管仲、晏婴后学相类，并不见得恪守师徒之谊，谨遵弟子之礼，因此编书时直称商鞅之名并不为怪。再次，容肇祖曾说过，“古子书第一篇往往是后人增入的事略”，“《更法》第一篇，更是《商君书》依讬做成了若干时后所加入的事略。”［11］余嘉锡的观点与此类似但更为准确：“古书既多后人所编定，故于其最有关系之议论，并载同时人之辩驳，以著其学之废兴，说之行否，亦使读者互相印证，因以考见其生平，即后世文集中附录往还书札赠答诗文之例也。”《商子书》以《更法》为第一，《垦令》为第二，“盖亦编书者著其变法之事于首，以明其说之得行也”［12］。

　陈启天曾疑《商君书》为刘向所编［13］，张觉亦予以反驳，说秦宗奉鞅学，《商君书》自不在摧烧之列，西汉有传本，刘向校书并未留下《商君书》叙录，此书应保存完好，无校订重编之需要［14］。陈启天的推测固然无据，而张觉的驳议也殊难服人。刘向校书一般先罗致众本，细加勘对，去其重复；然后校订脱简讹文，条别篇章，定著目次；最后命定书名。经他校订的书并不限于遭秦火而残佚脱散者。例如《韩非子》亦属法家著作，未被秦火，而经刘向校订，并写有叙录。刘向为各书所写叙录大都失传，现仅存七篇。既已失传，安知刘向未曾为《商君书》写下叙录？

　　因此，我们认为，《商君书》为商鞅后学或商学派所编这个结论是能够成立的；后来又经过刘向手校，编定为二十九篇，最终成为流传后世的这个本子，也是完全可能的。
　　
　　三、《商君书》的命名与改名
　　
　　余嘉锡说：“古人著书，多单篇别行；及其编次成书，类出于门弟子或后学之手，因推本其学之所自出，以人名其书。”［15］至如诸子书，则多以“某子”名之，“某”多为其姓氏。而“商君之书”却有点儿特别，《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商君》。据《商君列传》，商君本姓公孙氏，卫国公子，故称公孙鞅或卫鞅，至建功于秦而得封於、商之地，遂号商君。先秦乃至西汉人称引商君说，不曰“商君之书”或“商君书”，而曰“公孙鞅之法”或“商君之术”，司马迁在《商君列传》中也只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可见彼时“商君之书”尚处于未名状态。然则《商君》作为一个正式的书名，当始自刘向，《汉志》沿用不改。至《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则改称《商君书》，而实际上这个书名在三国时已出现了。《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所载先主遗诏敕后主曰：“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

　　至于《商子》这个名称，《四库全书总目》说“自《隋志》始也”，然而《隋志》明明著录《商君书》五卷。严万里校本《商君书》“总目”按语云：“隋、唐志及唐代注释家征引，并作《商君书》，不曰《商子》，今复其旧称。”高亨先生也说：“以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商君书》五卷。”［16］其实，《旧唐志》是著录为《商子》的，并注曰：“商鞅撰。”《新唐志》虽著录为《商君书》，但注曰：“商鞅。或作《商子》。”其后，郑樵《通志?艺文略》著录为《商君书》，而《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均著录为《商子》。可见至迟在宋代已是《商君书》和《商子》二名并存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以至近代，比如《四库全书总目》是著录为《商子》的，而注释家则像严万里一样多称《商君书》。同一本书，而称名如此随意多变，正因为古书原本是无名的，以人名名之，一则为表明其学之所自出，一则为称谓方便。后来这人名也被题为撰者了，如余嘉锡所说，那是后人所增。《商君书》既为诸子书，人们便也就按成例称为《商子》了。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