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０年前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历史的转折点。而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序曲，当年秋冬之交的中央工作会议则不为人所熟知。身为这些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在这部著作中详细披露了此次会议的前因后果，对广大读者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应有助益。

　　１９７６年４月上旬，北京群众为悼念周恩来总理举行的自发集会遭到“四人帮”镇压，酿成了被称为“天安门事件”的冤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正是陈云同志和包括作者在内的其他与会代表的积极呼吁，促成了“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为随后的“拨乱反正”创造了良好开端。

　　１．把“天安门事件”说清，群众才能服气

　　关于１９７６年４月“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和它的伟大意义，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的认识一直是十分明确和坚定的。在领导机关中负有一定责任的干部和学术界人士对之也给以高度评价。

　　“四人帮”粉碎后，党中央对１９７６年４月７日中央政治局所做出的决定和同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对“天安门事件”所作的宣传，在看法上有所改变。在１９７７年３月，华国锋就讲了这样一段话：

　　“关于１９７６年４月天安门广场事件的问题……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

    也就是说，他虽然对１９７６年党中央、《人民日报》所宣布的结论有所改变，但还肯定存在“反革命事件”。对这种关于“天安门事件”性质的说法，广大群众和干部是十分不满意的。在这种情况下，华国锋要求“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人们当然不能答应。因此在这个讲话后，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并没有停止下来。

　　中央工作会议恰好在此时召开了，对这个党内和社会上普遍关心的问题，在会议讨论时大家就踊跃发言。最早发言的是华东组的陈再道，他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已经有了，“真理”也有了，就是不敢去“检验”——不敢说真话。群众悼念周总理，实践证明是革命行动，是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行动。如果说“天安门事件”有反革命，这反革命就是“四人帮”。只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全国人民也就服气了。

　　２．《北京日报》大胆打破禁忌

　　发言的第三天即１１月１５日，《北京日报》上出现了一篇关于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长篇报道，对“天安门事件”说了这样一段话：

　　“１９７６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这段话与１９７７年３月华国锋的讲话比较起来有明显进步：首先是对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去活动的意义评价提高了；更重要的是，三月讲话中有一句“确有少数反革命乘机制造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北京日报》的报道对这句话的意思虽然没有否定，但也没有再提。

    这一小段话插在长达三四千字的报道中，当天并未引起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多数人的注意。可是新闻界的三位同志——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却敏锐地注意到了。他们从报道全文中抽出这段话专门发了一条新闻，加上了一个《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标题，一下就把这条消息的意义拔高了。

　　新华社１１月１５日发出电讯后，１１月１６日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都在头版重要位置刊出了这则稿件，当天早晨参加工作会议的同志为此兴高采烈。值得一提的事是，新华社发出这条新闻时没有送中央政治局审批，也没有向常委中任何一个人报告。事后，连胡耀邦也对胡绩伟说：“这样重要的事情也没给我打招呼？”而曾涛等人当时的考虑是：这件事以不请示为好，就由新华社自己负责。

　　我接触到的人都赞赏曾涛同志的勇气和果断，华国锋也明白这一点。这件事原本并不是会内的事情，但对会议发生了影响。因为在新华社的这条新闻发表后，经过三天的考虑，华国锋在１１月１８日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天安门诗抄》题写了书名。他用这样一种方式，做出了支持曾涛等同志的行动的表示。

    新华社的这条新闻同时也报道了在“天安门事件”中被判刑者全部宣布无罪的消息。但中央工作会议上还是有人希望中央对“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再做一个明确的表态，认为在华国锋题书名之后，“天安门事件”这件事事实上应该说是完全解决了，唯一还要做的事，便是要求中央再正式发一个文件，再做一个明确的表示。

　　３．华国锋做出正面回应

　　中央工作会议一共开过四次大会。１１月１０日开幕是第一次，１１月１３日纪登奎作关于两个农业文件的说明是第二次，１１月２５日开了第三次大会，第四次大会是在１２月１３日。第一、第三次都由华国锋一个人讲话，其他的副主席没有发言。在１１月２５日的大会上，华国锋表示：前十多天的会议让他感到满意，还赞扬了这次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他说这些话对于大家发言也是种鼓励，这以后的发言就更加敞开了。

　　华国锋在这次讲话中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回避，态度诚恳。这样的问题他讲话时讲了８个，后来定稿时又补上了对“批邓”的平反。关于“天安门事件”，他承认“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这是对当时的情况恰当的判断。因此，他便代表中央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这就是党中央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所做的正式而庄严的声明。

    华国锋的讲话肯定是经过中央常委讨论通过的，是中央集体讨论的结果，华国锋本人的态度值得肯定。我参加过不少会议，但几乎没有见过党的最高领导人能够这样听取大家的意见，问题解决得如此彻底明确。他的讲话也很实在，不提事实上做不到的事，也谈了一些应该注意的事情。他说，这些问题涉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曾经分裂为两派的广大群众，一定要慎重周到地处理好，防止重新引起派性斗争。总之，这次讲话给人感觉是很好的，有了它做铺垫，讨论就能够更加深入地开展了。

　　４．指名道姓批评副主席并没受指责

　　１１月２５日晚上，我到卫生部代表江一真的房间，同他商量应否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

　　我们认为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要讲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对邓小平出来领导工作的阻挠，对解决冤假错案的消极态度等等，汪东兴欠的账就很多很多。特别是，在坚持“两个凡是”的事情上，他起着大后台的作用——不把他的名字点出来，许多事情就讲不透彻，说不明白。左思右想，我们认为会议开到这样一个阶段，是到了该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时候了。

　　当然我们也不是没有顾虑。我们知道，我们想做的事是在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会议上直截了当地批评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不过，做这样的事在党章上是完全允许的，我们也相信我们的批评是看准之后才采取的行动，应当可以收到积极的效果。但这毕竟是一件大事，而且不知道历史上是否有类似的先例。我们也想过请示领导同意后才做这样的事，但又觉得不便，因此就决定自己来担当这个责任了。

    我们决定立即行动。次日上午，由江一真先开了第一炮。之后，我和杨西光也做了联合发言，与江的发言相呼应。我们着重批评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后坚持“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阻挠真理标准讨论等情况。杨西光知道汪东兴的事比较多，讲得比较具体。比如他能准确地转述汪东兴某次讲话的具体内容，并把讲话的时间、地点交代得清清楚楚，还举出当时在场可以作证的人名。他讲的事情，组内不少人当时还都不太了解，因此大家很感兴趣。

　　我当然关心我们采取这样的行动之后，会议的领导会有什么反应。很快，我们三人的发言就在会议简报中如实地登了出来，从简报登出的速度来看，完全不像请示过什么人的样子。另一方面，我也关心我们领头之后，其他５个分组对批评汪东兴的反应。果然，和我们的发言相呼应的声音，虽然不是立刻就有，但慢慢地都出现了。

　　各组的情况我记不清楚，我只记得西南组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的第一人正是胡绩伟。他在长篇发言中讲了不少有关汪东兴的事，举的材料更具体，对汪批评得也更加集中，更有力量。这之后各分组对汪东兴的指名批评就很多了，不少老同志揭露了汪东兴的许多错误言行，有的语言还很尖锐。

　　总之，整个会议的进程中，没有发生因为在大会上公开批评一位副主席而受到任何指责的事情。这表明这次会议的确做到了充分发扬民主，使我们原先的顾虑成为了多余。

（节选自《１９７８：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月第２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