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传《尚书》中的二十五篇古文，学术界历来定为“伪书”。其中一条最重要的论据，是古文晚出。如朱熹说：“孔书至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朱熹：《朱子语类》，卷七十八，《尚书一》）崔述亦谓：“自东汉逮于吴晋数百年，注《书》之儒未有一人见此二十五篇者”；古文《尚书》安得诸儒皆不之见，至梁陈时而突出乎？（崔述：《古文尚书辨伪》，卷一，《古文尚书真伪源流通考》）然而只要稍加稽查考核就会发现，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一种情况。现将笔者查考结果陈述于下，以讨教于学术界的同仁们。

　　 一、古文《尚书》自西汉以后的长期流传

　　自西汉、东汉以至魏晋，古文《尚书》一直在民间流传，曾有不少学者见过其书。现根据时间顺序，把许多大学者所见古文《尚书》的情况，列举于下。

　　1.西汉中期司马迁曾见过古文《尚书》的《汤征》、《汤诰》、《泰誓》等篇。《史记·殷本纪》述“汤征诸侯”，引了汤和伊尹的三段话后谓：“作《汤征》"；又说：“既绌夏命，还毫，作《汤诰》"，然后引述了自“维三月”至“女毋我怨”的一大段文字；《史记·周本纪》述“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后，“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接着引了大段的讲话。显然，司马迁曾见过上面三篇《尚书》，故能大段引述。这三篇《尚书》在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中是没有的，无疑属于古文。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两《本纪》中，司马迁还谈到不少古文《尚书》的写作情况，如：“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伊尹作《咸有一德》；“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康王命作策，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诫太仆国之政，作《冏命》。”对于上述古文的是否存在，司马迁未置一词，而独对于《仲丁》篇曰：“《仲丁》书闻不具。”这里只有一种解释：大量的古文《尚书》有残篇断简的存在，而惟有《仲丁》一篇已经看不到。无毋讳言，司马迁见到的古文《尚书》，远不止引述了大量文字的《汤诰》等三篇。

　　2.西汉末年刘歆曾见过古文《尚书》的《伊训》、《武成》、《毕命》等篇。《汉书·律历志》转载刘歆的《三统历》，其引《伊训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云云；又引《周书·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等三段文字；再引《毕命》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王命作策”云云。显然，刘歆时这三篇古文俱在，故他能一再加以引用。值得注意的是，刘歆在《移太常博士书》中说：自伏生以后，“天下众书，往往颇出”；“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由此可以推断，刘歆见到“秘府”的古文《尚书》，肯定要比司马迁所能见到的更多。

　　3.东汉后期郑玄曾见过古文《尚书》的《大禹谟》、《毕命》、《周官》等篇。郑玄注《书序》，对于古文的保存状况，有的云“已逸”，有的云“亡”，分明有两种情形。对于郑玄所云，孙星衍解释说：“案逸者，不立学官，逸在秘府也；亡者，竟亡其文。”（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十，《书序》）据此，注为“已逸”的《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汤诰》、《伊训》、《咸有一德》、《旅獒》、《冏命》等八篇古文，“逸在秘府”，郑玄肯定是见过的。孔颖达《尧典正义》述郑玄“注《禹贡》引《胤征》云”，“注《典宝》引《伊训》云”；《毕命正义》又引“郑玄云：今其逸篇有册命霍侯之事。”由上所述表明，郑玄确实见过古文《胤征》、《伊训》，他还见过古文《毕命》逸篇。记述郑玄与弟子问答之词的《郑志》，有一段记赵商之问。他先引述成王《周官》的话：“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然后双方展开问答。由此可见，东汉后期，古文《周官》其篇俱在。郑玄与其弟子还曾就篇中某些文句的意义做过讨论。

　　4.东汉末年应劭见过古文《尚书》的《泰誓》、《太甲》等篇。《风俗通义·过誉》篇曰：“《太誓》有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应劭此处所引，前句见古文《泰誓上》，后句见古文《太甲中》。值得指出的是，《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了《太誓》同样的话，而杜注谓：“今《尚书·太誓》亦无此文。”杜注称“无此文”，可能他所见的《太誓》版本不同；应劭称“有云”，他当见过古文《太誓》，并非因袭《左传》而言。《孟子·公孙丑上》引《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这里的“逭”作“活”，是引错了。孔传：“逭，逃也。”与“活”的意思完全不同。而应劭所引，与古文完全符合。可见应劭并非转引自《孟子》，而是真见过古文《太甲》的。

　　5.三国时期韦昭见过古文《尚书》的《泰誓》、《五子之歌》、《说命》等篇。《国语·周语上》引《汤誓》曰：“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韦昭注：“今《汤誓》无此言，则散亡矣。”同书《周语下》又引《太誓》曰：“联梦协联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韦昭对《太誓》和这句引文作了详细的注释，但未说“今《太誓》无此言”或“《太誓》已逸”这样的话。可见古文《太誓》在三国时期确实存在，韦昭和应劭所见是同一个古文本。《国语·晋语九》引《夏书》曰：“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此句见古文《五子之歌》。韦昭对此句在文字上作了多处注释，但未言“逸书”。可见当时此篇古文同样存在。《国语·楚语上》有一段与古文《说命上》相似的文字，韦昭为之作详细注释，并引《书序》曰：“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之傅岩，作《说命》。”韦昭不厌其烦地引《书序》中述“作《说命》的原委，却丝毫不说它是“逸书”。这不可能是韦昭的疏忽，而是他见到古文《说命》的确证。

　　6.魏晋之际皇甫谧见过古文《尚书》的《五子之歌》、《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君牙》、《冏命》等篇。皇甫谧作《帝王世纪》，其书虽然已经亡逸，但从今存的他书引文来看，仍可见其载古文《尚书》之多。《太平御览》载其书引《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云云；又引《仲虺之诰》曰：“乃葛伯仇晌，初征自葛”（《太平御览》，卷一五五，《州郡部一叙京都》），“我后，后来其苏也。”（《太平御览》，卷八十三，《皇王部八·殷帝成汤》）《尚书正义·汤誓》载其书引《汤诰》曰：“王归自克夏，至于毫”；又引《伊训》曰：“造攻自鸣条，联哉自毫。”《艺文类聚》载其书曰：“穆王即位，命伯冏为太仆，今《尚书·君牙、伯冏》二篇是也。”（《艺文类聚》，卷四十九，《职官部五·太仆》）其中《伯冏》即古文《冏命》，可能在当时尚以臣名作篇名。皇甫谧作书多引古文《尚书》，并称《君牙》、《伯冏》二篇古文为“今”传，可见古文《尚书》在当时已成流行之势。
此外，三国时期的王肃也可能见过古文《尚书》。《经典释文·序录》称：王肃注《尚书》，“解大与古文相类，或肃私见《孔传》而秘之乎？ ”孔颖达《尚书正义·舜典》又云：“王肃之注《尚书》，其言多同《孔传》。”《左传·哀公六年》引《夏书》“乱其纪纲，乃灭而亡”一段，贾逵、服虔、杜预诸家，皆解为“夏桀”之时。但此段《夏书》见于夏太康时的古文《五子之歌》，故王肃注云：“太康时也。”由于这种现象，孔颖达《尚书正义》指出：“疑肃见古文，匿之而不言也。”又赵岐注《孟子》，杜预注《左传》，遇到所引古文《尚书》，往往注为“逸篇”、“逸书”，其含义可能也是“逸在秘府”或散失、流落，不易见到，并非“竟亡其文”。
由上可知，自西汉中期以来，古文《尚书》的存在一直绵延不断，有许多人见到后加以引用，并据以作注和进行讨论。所谓“未有一人见此二十五篇”，到东晋、南朝时才“突出”的说法，只是未加深考的主观武断之语，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古文《尚书》在魏晋之际的完备和传授

　　经过长期流传，古文《尚书》大约在魏晋之际已经相当完备，并形成传授关系。《尚书正义·尧典》引《晋书·皇甫谧传》云：“姑子外弟梁柳边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又引《晋书》云：“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愉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谧之外弟也。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赜，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遂于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

　　上述古文《尚书》的传授关系，由于今传《晋书》中并无其语，而苏愉、臧曹、梅赜这些传授者，今传《晋书》亦无其人，于是古文《尚书》“伪书”论者又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崔述《古文尚书辨伪》卷一引述以上两段《晋书》，称其为“尤诬妄者”，“莫非子虚乌有之事也哉！”卷二再补充说：“此盖传伪书者假设此言以欺当世，孔氏道听途说而未及覆核耳。”上述指责和推测，也是崔氏未加深考的主观想象之语，必须予以纠正和澄清。

　　首先，今传《晋书》存在着较大的弊病。新版《辞海》“晋书”条指出：“本书词藻绮丽，多记异闻，对史料的鉴别取舍，不甚注意，‘竞为绮艳，不求笃实’，是本书的缺点。”今传《晋书》是在唐初流传的“晋史十八家”的基础上撰成的，但由于上述原因，故唐人李善注《文选》、徐坚编《初学记》、白居易编《六帖》，仍征引王隐、臧荣绪等的十八家旧书。《四库提要》申述：“是旧本实未尝弃。毋乃书成之日，即有不惬于众论者乎？ ”《文选》有潘安仁《马汧督诔》一首，记述“马敦立功孤城，死于非罪，后加赠祭”的传奇经历，但新《晋书》不为立传，亦不附见于他传，故注者只得征引臧荣绪、王隐的旧《晋书》为说。对于古文《尚书》的传授情况，新《晋书》中亦不见记载，孔颖达只得引用十八家旧《晋书》，这难道能说是“以欺当世”、“道听途说”吗？

　　再看，上旧《晋书》叙述古文《尚书》传授脉络的各个人物，据已故著名史学家陈梦家考证，在历史上都有根据。郑冲《晋书》有传；苏愉见《三国志·魏志·苏则传》，是苏则之弟，“咸熙中为尚书”；梁柳附见《晋书·皇甫谧传》，官城阳太守，而臧曹正是城阳人；梅颐（颐当作赜）见《世说新语·方正》篇：“为豫章太守”，刘孝标注引《永嘉流人名》：“颐，领军司马。”由此可见，“自郑冲到梅颐的传授，皆有史籍可考，其时、地、人三者都相符合” [1]（ P117）。特别是皇甫谧作《帝王世纪》，多处引述古文《尚书》，前已列举，更足以证明其传授脉络的可靠和谧得古文《尚书》的真实性。

　　魏晋之际古文《尚书》的本子已较完备，还可以从晋立经学博士的情况得到证实。《晋书·荀崧传》载崧上疏云：晋初武皇帝崇儒兴学，“置博士十九人”中有“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当代经学家周予同注：“按孔即孔安国《古文尚书》。据此，则《古文尚书》西晋已立学官。” [2]孔氏《古文尚书》既已立学官、置博士，其有供学习的本子，自不待言。《荀崧传》又记东晋元帝时“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东晋初年“简省博士”，由十九人精简为九人，而“《古文尚书》孔氏”犹不废，足见其源远流长，为世人所重视。丁晏《尚书余论》已有“《古文尚书》西晋已立博士”的论述，陈汉章《西晋有书孔传说证》对此更有详细阐发[3]。惟崔述《古文尚书辨伪》称《晋书·荀崧传》“为误衍孔氏一家”，其不承认历史事实，强词夺理，显而易见。

　　关于古文《尚书》完备成集的时间，近来有学者认为：“东汉中晚期这种《尚书》本子逐渐传播流行”。[4]从以上所述种种迹象来看，这个推测是极有可能的。

　　三、古文《尚书》来源的诸方面推测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思，即古文《尚书》文本是如何形成的？它的来源在哪里？笔者经过仔细考察，以为其来源可能有下列诸方面：

　　1.伏生壁中。《史记·儒林传》说，“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至“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汉书·刘歆传》又说：伏生“《尚书》初出屋壁，朽折散绝”。显然，伏生在秦时把整部“百篇”《尚书》藏于壁中。经过几十年发壁求书，只得二十九篇是完整的；其余数十篇“朽折散绝”，成了残文断简。伏生撰《尚书大传》，在《虞传》中引《九共》篇曰，“予辩下土，使民平平，使民无敖”；在《殷传》中又引《帝告》篇曰，“施章乃服，明上下”；在《周传》中并引有《太誓》之文。这些都是伏生传今文《尚书》中没有的，当来自“数十篇”残文断简。伏生壁中的残文断简必然还有很多，它可能成为古文《尚书》的来源之一。

　　2.孔子宅壁。《汉书·艺文志》述：“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史记·儒林传》也说：“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孔壁中多得的十六篇，其篇名见《尧典正义》。与古文二十五篇相同者有《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汤浩》、《咸有一德》、《伊训》、《武成》、《旅獒》、《冏命》等九篇。这些可能成为今传古文《尚书》的又一来源。

　　3.河间献王。《汉书·景十三王传》称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之属”。河间献王所得古文《尚书》，其篇名、数量虽不甚清楚，但云“与汉朝等”，可知一定十分可观。这些书其后流传至何人，《汉书》亦未载。但其作为古文《尚书》的一个来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4.河内女子。《尚书序·正义》引《别录》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书于壁内者，献之”；又引房宏等说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有坏老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论衡·正说篇》述：“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经典释文·叙录》亦云：“汉宣帝本始中，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据上所述，有河内女子在武帝末或宣帝初因坏老屋而得《泰誓》一篇（或分上中下），献于官府。由此不能不使人产生疑问：老屋壁中为什么只藏《尚书》一篇而不是整部一套，如伏生和孔宅那样？事实很可能是这样：河内女子所得《尚书》很多，而《泰誓》一篇因比较完整而上献，其余则流散民间，成为古文《尚书》的蓝本。

　　5.宫中秘府。《汉书·艺文志》述：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论衡·佚文篇》记：东海张霸“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秘《尚书》以考校之，无一字相应者”。《汉书·刘歆传》又述：“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隋书·经籍志》还说：“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由上可知，自西汉武帝建立藏书秘府，至晋代犹存。秘府搜求天下遗书，充实其中。但到局势动乱，这些藏书便会散失，其中的古文《尚书》也可能流落民间。

　　6.杜林。《后汉书·杜林传》记：“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他常对前来学习的王宏等说：“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可见古文《尚书》在当时不立学官，受到冷遇。据《隋书·经籍志》述：杜林的古文《尚书》，“其所传唯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非孔旧本，自余绝无师说”。由此推测，杜林的尚书学，因为古文“不合时务”，他只传授今文“二十九篇”的古文之义，而把“自余绝无师说”的古文篇章保存下来，秘而不传。杜林的这种做法当然是出于不得已，由当时的形势决定的；他所保存的“绝无师说”的古文篇目也未见记载。然而他没有传授的“二十九篇”之外的古文，后来很可能被流传的古文《尚书》本所采纳。

　　7.孔氏家族。《后汉书·儒林传》述：孔氏家族“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孔丛子》载孔子后代孔季彦的话说：“先圣垂训，壁出古文。临淮传义，可谓妙矣！……斯业之所以不泯，赖吾家世世独修之也。”（《孔丛子》，卷下，《连丛子》）有学者指出：“所谓‘临淮传义”即指孔安国释读孔壁所出古文《尚书》而言。《孔丛子》一书可以说是孔氏家学的学案。[4]此学案《叙书》并载孔减的话：“臣世以经学为业，家传相承，作为训法。……侍中安国受诏缀集古义，臣乞为太常，典臣家业，与安国纪纲古训，使永垂来嗣。”集中又有孔减《与侍中从弟安国书》云：“旧章潜于壁室，正于纷扰之际，尔而见，俗儒结舌，古训复申，岂非圣祖之灵欲令仁弟赞明其道以阐其业者哉！”此书还谈到：“知以今雠古，以隶篆推科斗，已定五十余篇，并为之传。云其余错乱，文字磨灭，不可分了，欲垂待后贤，诚合先君闻疑之义。”唐司马贞压缩此书载入《史记·儒林传·索隐》中。有学者根据上述记载认为：“孔安国曾尽得孔壁《古文尚书》，并曾以今文写定，为之传注，不应再有怀疑，更不应轻易否定。”[5]陈梦家则提出，推定古文并为之传注的是东晋的侍中“孔安国在公元388一392年所撰” [I]（ P244）。不管推定古文并为之传注的是哪一个孔子后代，孔氏家族长期收藏和修缀，无疑是古文《尚书》又一个相当重要的渊源。

　　还应指出，古文《尚书》由于残缺不全，绝无师说，称作“逸书”或“逸篇”，长期以来不受重视，因而只能藏于秘府或在民间流传。刘歆曾深有感慨地说：

　　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缀学之士，……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按指今文二十八篇已经完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附刘歆传·移太常博士书》）

　　 由此可见，当时抑制古文《尚书》的情况。再说古文《尚书》在西汉末年平帝时始立学官，因王莽篡权和农民起义，局势动乱，不可能受到重视。至东汉，古文《尚书》始终未立学官，故杜林有古文“不合时务”之叹。孔颖达《尧典正义》阐述：“孔注之后，历及后汉之末，无人传说。至晋之初，犹得存者，虽不列学官，散在民间，事虽久远，故得犹存。”清人惠栋进一步指出：
孔安国古文五十八篇，汉世未尝亡也。……特以当时未立于学官，故贾逵、马融等虽传孔学，不传逸篇。融作《书序》亦云：“逸十六篇，绝无师说。”盖汉重家学，习《尚书》者皆以二十九篇为备。于时虽有孔壁之文，亦止谓之“逸书”，无传之者。然其书已入中秘。（惠栋：《古文尚书考》，卷上）

　　上述诸说，都触及古文《尚书》流传的真谛。古文《尚书》到晋时完备成集，立于学官，大放光彩，乃历史之必然！由上述有关古文《尚书》流传情况的考察，便可最终解决二十五篇古文究竟成于何人之手的问题。过去对于古文《尚书》是谁所作，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猜测：梅鷟撰《尚书考异》，论证二十五篇古文为皇甫谧作；阎若壕撰《尚书古文疏证》，认为其是梅颐所作；丁晏撰《尚书余论》，主张古文是王肃所伪造。以上这些说法，都曾被人以充分的证据给予否定，是站不住脚的[6]。钱熙祚谈到古文《尚书》的成集过程时说：“魏晋之际，真古文未尽亡，好事者搜集遗文，重为补缀。盖不出于一人，亦不成于一时。”（钱熙祚：《帝王世纪序》）这个论断，很接近事实的真相。不过真古文不断地被发现、流传、搜集、补缀，应该从西汉开始。特别是孔氏家族在这一方面积极从事，对于古文《尚书》的成集功不可没。

　　既然古文《尚书》自西汉以来长期流传于世，有众多学者见过并称引其书；在魏晋之际逐渐完备成集，形成有史可征的传授关系；其来源可能有七个方面，而非一人一时之伪造。因此，我们对古文《尚书》的流传过程及其学术价值，应当重新认识和评价。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