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立法

慎子曰：“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西人亦有此百，法学家常称道之）此慰情胜无之沦也。若语于圆满之法治主义，决不能以是即安也。管子《法法篇》曰：“不法法则事毋常（房注：不设法以法下，故事无常）。法不法则令不行（房注：虽复设法，不得法之宜，故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故管子之言法治主义，以得良法为究竟者也。

然则欲得良法，其道何由？管子曰：“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不明于则而欲出号令，犹立朝夕于运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房注云：均，陶者之轮也，一正朝夕所以正东西也，今均既运，则东西不可准也．檐，举也、夫欲定末者必先静其本，今既举竿之本，则其未不可定也）。此管子对于法之根本观念也。则者何？即西儒所谓自然法，又称性法者是也。孟德斯鸠曰：“靡异不一，靡变不恒”又曰：“物无论灵否，必先有其所以存，有其所以存，斯有其所以存之法。”（俱见《法意》卷一）此言自然法之性质也。吾中国古籍，于此义最多所发明。诗曰：“有物有则。”孟子释之曰：“有物必有则，谓其则存于物之中也”诗又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易·象传》曰：“乾元用九，乃见天则。”《系辞传》曰：“天垂象，圣人则之。”《春秋左氏传》曰：“易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威仪之则，以定命也。”凡以明此义也。吾国先哲，谓自然法为万法之本，凡立法者不可不根据之，故《易·系辞传》又云：“是故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管子所谓必明于则然后能出号令，即此意也。管子又日：“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心术篇》上）此之谓也。

管子又曰：“凡物载名而来，圣人因而财之（按：财同裁），而天下治实不伤”（《心术篇下》）。又曰：“修名而督实，按实而定名，名实相生，反相为情。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名生于实，实生于德，德生于理，理生于智，智生于当”（《九守篇》）名实者，即法之所由起也，而综核名实，即法治之精神具矣。

管子之言立法，贵画一而重简易，故曰：“法不一则，有国者不祥”(《任法篇》）又曰：“数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则奸不为止”（《七臣七主篇》）。管子之言立法，贵适时而贱保守，故日：“民不道法则不祥，国更立法以与民则祥。法者不可恒也”（《任法篇》）又曰：“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轻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管子之言立法，以偏至为大戒，故曰：“骤令不行，民心乃外。举所美必观其所终，废所恶必计其所穷。" (《版法篇》)。管子之言立法，最重平等，而不容有阶级之分，故曰：“禁不胜于亲贵，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重令篇》）管子之言立法，贵与人民程度相应，故曰：“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使民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为大功”（《乘马篇》）凡此皆管子立法之条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