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法治与君主

论者曰：“今世立宪国之言法治，凡以限制君权；而管子之言法治，乃务增益君权。此未得为法治之真精神也”应之曰：“是诚有之，然不足为管子病也。一国之中而有两独立机关以相维系（独立机关者，谓非由他机关之委任而自能成工也。专制君主国只有一独立机关．即君王是也。立宪君主国则有两独立机关，其一为君王，其他则国会也），此乃近世所发明，岂可以责诸古代？夫当代议制度未兴以前，非重君主之威权，不足以致治，此事理之至易见者也。况管子时，乘古代贵族专政之旧，政出多门，而主权无所统一，其害国家之进步莫甚焉。昔在欧洲封建时代，亦尝以此为患。而能以君主压服贵族者，则其国日以兴。贵族专横而无所制者，则其国日以亡。然则得失之林，既可睹矣！管子之独张君权，非张之以压制人民，实张之以压制贵族也。”（管子非压制人民说详次节）

虽然，管子之法治主义，又非有所私于君主也。管子之所谓法，非谓君主所立以限制其臣民，实国家所立，而君主与臣民同受其限制者也。故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任法篇》）又日：“明君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房注云：服行也，先自行法以率人）又日：“禁胜于身（房注云：身从禁也），则令行于民矣。”（俱《法法篇》）又曰：“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法法篇》）凡此皆谓君主当受限制于法，然后法治之本原立也。

管子日：“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权修篇》）夫所谓度量者何？则法而已矣！由此观之，则法之所以限制君权者可见矣！

管子既极言法之期于必行，而谓法之有不行，其首梗之者必君主也。故曰：“凡私之所起，必生于主”（《七臣》《七主》篇）又曰：“有道之君，善明设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无道之君，既已设法，则舍法而行私者也，为人君者释法而行私，则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君臣篇上）＿又曰：“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君臣篇下》）由此观之，则管子之所谓法者，乃国家所立以限制君主，而非君主所立以限制臣民，其义益明。

管子重言曰：“圣君任法而不任智，故身佚而天下治。”（《任法篇》）又曰：“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又曰：“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俱《明法篇》）又曰：“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以度量断之，其杀戮人者不怨也，其赏赐人者不德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是以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匈以听于上。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今乱君则不然，有私视也，故有不见也；有私听也，故有不闻也；有私虑也，故有不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听私说，故群臣百姓，皆设私立方以教于国，群党比周以立其私，请谒任举以乱公法，人用其心以幸于上，上无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说日益，而公法日损，国之不治，从此始矣！”（《任法篇》）统观管子全书，其于人主公私之辨，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所谓公者何？从法而已矣！所谓私者何？废法而已矣！以君主而废法者，管子所悬为厉禁，犹之以君主而违宪者，立宪国所悬为厉禁也。商君之言法，不过曰法行自贵近始，而犹未及于君主；而管子则必致谨于是焉，此所以为法家之正宗也。

虽然，管子仅言君主之当奉法而不可废法，然果由何道能使君主必奉法而勿废，管子未之及也。其言日：“有为枉法，有为毁令，此圣君之所以自禁也。”（《任法篇》）如斯而已。夫立于无人能禁之地，而惟恃其自禁，则禁之所行者仅矣。此管子之法治所以美犹有憾也。虽然，当代议会制度未发明以前，则舍君主自禁外，更有何术以维持法制于不敝者？此岂足独为管子病也？

即在今世立宪国，其君主固以违宪为大戒，然使其君主而有意必欲违宪，固亦未始不可矣。其所以不违者，鉴于利害安危之途而有所惮也。夫管子亦欲使人主鉴于利害安危之途而有所惮焉尔，是故不足为管子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