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黎津平博客：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8/2/18/99802.html
美国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撰文指出，跨国公司正控制中国。
跨国公司在中国已经发动了一场全方位的经济进攻，目的是：一，控制银行和金融体系；二，控制中高端的国内消费市场；三，渗透到电信部门；四，增加文化、娱乐、宣传和商业市场的份额。
一、方法论和概念的说明
在计算中国的出口、投资、生产、融资和进口等时，几乎所有的学者、记者、顾问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官员都把中国企业和外资企业混在一起。此外，他们普遍忽视了如下事实：外资企业增长越快，它们占中国出口（和进口）的份额、利润和对中国经济新增长部门的控制就越强。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深化和扩大它的自由化战略以来，这种状况尤为真实。
如果我们把跨国公司看做是主要帝国（美国、日本和欧盟）的延伸，视为帝国嵌入中国经济中的前哨或飞地，我们就应该把它们的扩张视为帝国增长的一部分。这将降低中国经济表现的级别。
中国实力的增长是建立在如下观念之上的：在金融、制造和出口等战略部门中，由中国所有和控制的经济单位比帝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投资机构增长得更快。正如我们在下文将证明的那样，数据并不支持这样一种假设。
另一个可疑的假设是：就像美国利用英国的铁路投资来发展美国的资本主义一样，外国投资和跨国公司屈从于中国，并被用来为中国的战略目标服务。这个论证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由于跨国公司控制了一些部门的制高点，或者至少控制了一些关键企业的管理，因此，“利用”外国资本来为中国的发展战略服务的观念也就失去了意义。在外国投资上，中国在21世纪的战略与美国在19世纪的战略背道而驰：中国把有利可图的增长部门让给外国资本，同时中国的财政又为高成本的、长周期的、大规模的、低回报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
第二，中国的增长成就仅仅局限于某些地区和部分劳动人口。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两个中国”：沿海和内地。事实上，中国的生产性地区仅仅局限于与内陆矿产地区有联系的港口地区。由于全国经济缺乏一体化并且沿海与外部大帝国（日本、美国和欧盟）建立了高水平的一体化，我们很难称中国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体。当沿海地区几乎集中了所有的外资企业时，这种状况尤为真实。在这些有限的地区内，最有活力的企业并不属于中国。从分析上来看，所谓中国的增长毋宁说是外资城堡的扩张。
把中国作为一个无差别的实体来讨论它的经济表现，所存在的第三个问题是积累和分配过程中的阶级性问题。极少数的外国和国内资本家阶级、国家的部分管理人员及其裙带关系网控制了整个积累、再生产、集中和分配过程，并且从中受益，但是中国的贫富差距在短时期内迅速拉大。一些精英以中国之名来行动，但却制定与其阶级利益相一致的发展政策。在评价中国的生活标准时，人均货币收入掩盖了5%的最上层与75%的最下层之间的巨大不平等。
二、外国资本建立前哨基地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资产阶级精英得到长足的发展。与之相随，外国大投资者在一些关键部门中建立了制造业的前哨和据点。转折点出现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大规模地关闭国有企业的长期政策随之出台；与此同时，国有财产被私有化和转移到民族资本或外国资本的手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明确地改变了私人资本和国有资本之间的均衡和后者的意识形态优势。
私人资本在产值、出口值和提供的就业机会上都超过了国有资本。私人大公司开始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得越来越多的贷款，而在过去它们则受到排斥或限制。在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待遇平等的幌子和保护下，日本、美国、香港、台湾和欧盟的跨国公司加速进入中国内地市场，进入到从面霜到高尔夫球场、从工厂到高技术企业的大部分经济部门。实际上，并不存在任何 “禁区”。
“官僚国家主义者”对此采取了各种抵制行动，经常拖延和不贯彻政治决策，以此来放慢私有化的步伐。一些人是基于政治信念，而另一些人是为了榨取利益。然而，最终国家主义者显然在步步后退。
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基础是国有资本、民族资本和外国投资的三角联盟。现在，这种模式已经被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的新双重联盟所取代。到2005年左右，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达到了权力的顶点，超过国有资本，但尚未挑战冉冉上升的外国跨国公司的主导地位。廉价劳动力储备正在减少。竞争正在加剧，对外国资本渗透的反对仍然局限于官僚部门。中国大多数资本家很喜欢转包合同，并且与外国资本建立伙伴关系。许多大学生试图在私人民族垄断企业和外国跨国公司中求职。国有企业的职位是一个次要的选择。由于竞争加剧和利润下降，许多中小企业开始破产，被新的更大的垄断企业取而代之。
中国不仅仅是中国资本家的“乐园”，也是全世界资本家和投资者的磁石：每一个资本家都希望对中国近乎无限的劳动力进行无限制的剥削、进入由2亿中产阶级消费者、上千万个百万富翁和数千名超级亿万富翁组成的中国市场。
三、跨国公司正在控制中国
外国投资者和跨国公司正在快速地增长，开始走出它们最初建立的前哨，不再满足于只担当某些公司的少数派股东。从现在到未来的十年里，跨国公司和外国投资银行将把触角伸入整个沿海经济的生产、分配、交通、电讯、房地产和服务业部门。这一进程将通过三种方式进行：一、对新企业的直接投资；二、最常见的是与战略伙伴共建合资企业；三、购买现有企业的股份。在这三种方式中，有一个明确无误的趋势：跨国公司将不断扩大它们的影响和投资，最终控制这三类企业的战略性的管理职位。
随着大城市中劳动力、租金和“创业”成本的增加，随着内陆地区出现了一个相对繁荣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跨国公司可能把它们的活动扩大到中国内地。尽管在中国内地大多数工人、农民和失业者的生活标准很低，但却有1亿到2亿活跃的消费者。由于中国继续充当外国公司的组装和出口平台，外国投资和跨国公司正在向获取大量乃至绝大多数的国内市场份额转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跨国公司已经发动了一场全方位的经济进攻，目的是：一，控制银行和金融体系；二，控制中高端的国内消费市场；三，渗透到电信部门；四，增加文化、娱乐、宣传和商业市场的份额。
在银行体系中，外国资本将获得国内巨额储蓄和并控制大中小公司的贷款途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将能够用中国人的储蓄为跨国公司的投资提供资金。中国主要的商业银行已经在向外国投资者出售股份，而且几家国际大银行已经收购了一些地方银行。到2006年当对外资所有权的限制放松的时候，外资对商业银行部门的接管将会加速。到本世纪20年代初，外国银行很可能控制中国经济的金融杠杆。由于贷款、信贷、再融资和投资具有杠杆作用，外国资本将能够掌控中国工业。
外国投资者倾向于控制现有的消费市场，而不是创造一个大规模的平民化市场。当前的趋势是：外国投资者的目标是市场的高端——新资产阶级和比较富裕的小资产阶级。
在不久的将来，外国投资者可能利用新的世界贸易协定来渗透中国的电信和服务部门，尤其是大众传媒、娱乐业、广告、营销渠道以及重要的零售渠道。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头五年的渐进主义接管战略将被直接的买断和对新垄断公司的直接投资取代。
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密集型部门中，中国的公司仍然将占据优势。然而，它们的利润将受到跨国公司转包商的更大挤压，而且破产的比例将会很高，从而为所有权的更大集中开辟道路。
外国资本家和中国资本家之间的“劳动分工”已经开始形成。跨国公司将控制营销、融资、设计、技术、研发、生产目标和海外销售。它们的中国伙伴将负责政府公关（拉关系、支付“佣金”或贿赂，等等）、劳资关系、招聘工人（但不一定负责中高级职员的招聘或解雇、升职和奖励）、公共关系和运营。
在某个时候，最可能是在本世纪20年代，由于在金融、生产、政治和出口中权力的不断增长，跨国公司所积聚的权力将会出现一次“大跃进”。“中国的经济”将失去它的“民族身份”，进而成为外国银行和跨国公司的附属物。量的渗透将会导致经济的制高点被外资抢占，中国执政阶级将发生质的变化。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企图将会遭到失败。相反，中国将变成帝国主义大国的一个巨大代理人，而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将利用不同的政治精英、军队、学生等等来加剧对控制的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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