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黄帝其人及索证

    大约自东周的春秋晚期到西汉之时，相当于西元前五世纪到西元前一世纪的四百多年间，至少在传下将近十部的经史古籍中，可以窥见黄帝的事迹，后世又传《今本竹书纪年》，也有补遗。现试作摘译，贯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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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帝为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史记》）；少典是娶有蟜氏女，生黄帝与炎帝（《国语》）。黄帝在神农氏没落之后兴起（《易经·系辞下传》、《庄子·山木篇》、《管子·轻重篇》），初时建都有熊，最先制作百官穿戴的官服和官帽（《今本竹书纪年》）；教导人民用钻木及借日光的方法生火，来煮熟肉类，使老百姓不患胃病（《管子·轻重戊篇》）。之后，势力日渐壮大，曾在阪泉战胜炎帝（《春秋左传》、《史记》）；又在涿鹿擒杀蚩尤（《庄子·盗跖篇》、《史记》），于是天下大定，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史记》）。

    有一次，黄帝要到大隗具茨山去游赏，在襄城附近迷了路，于是向牧马童探问，牧马童见闻甚广，回答了他，他很惊讶，就又请教治理天下的方法；牧马童经黄帝一再恳请，回答说：“治理天下如牧马一样，只要铲除害群之马就行了！”（《庄子·徐无鬼篇》）。黄帝又曾在洞庭湖之滨，弹奏《咸池》的乐章（《庄子·天运篇及天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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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帝在位十九年，政令遍行天下，听说空同（崆峒）山上有位贤人叫广成子，于是就去崆峒山问道，广成子遂教他放任无为而治天下的道理（《庄子·在宥篇》）。黄帝闻道后，善于治理人民，能使人民勤奋工作，并顺应民心，使人民自然而然接受教化；同时，黄帝制定的法律，简明不乱，百姓都能安心守法，于是各地人民相率来归，自动自发从事各类生产建设，所以黄帝能够无为而将天下治理得很好（《易经·系辞下传》、《管子·任法篇》）。黄帝在位二十年时，看到天上五彩祥云出现，于是就用各色彩云制定官名（《春秋左传》、《今本竹书纪年》）。

    黄帝也曾到赤水北边去游玩，还登过昆仑的山丘，然后向南回来（《庄子·天地篇及至乐篇》）。黄帝在位五十九年时，仁义远播，于是有外国人贯胸氏和长股氏前来臣服（《今本竹书纪年》）——可能是当时的边疆民族。

    黄帝在位一百年，曾经发生大地震，地面坼裂，于是黄帝驾崩（《今本竹书纪年》）。黄帝崩后，他的第八世孙——虞舜和夏禹，先后治国，每隔五年都要隆重禘祭黄帝（《国语·鲁语》、《礼记·祭法篇》）。

    春秋时候，曾传说黄帝在位三百年，宰我很奇怪，就请教孔子，孔子解释说：黄帝是个劳心勤政的君主，他能教导百姓节省民生财物，因此他在位的时候，人民蒙受他的德政一百年；死后，人民敬奉他的神灵一百年；等到后人忘记他时，也还用他的教化一百年，所以说黄帝在位三百年（《大戴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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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内容，大多出自距今二千年前的典籍载记，其中不免有浮托教化之说，但总显现黄帝确然存在于先秦时期中国人的心中。不过，上举的先秦竹帛典籍，所用文字原非楷书，乃皆东周古文，当时各国文字结构，依然本于商及西周文字（见于铜器铭文）一脉而传，除字形长扁别致，笔画略有增减外，可谓大同小异。到了秦及西汉，则是小篆及隶书通行之世，文字结构已多变化，当时对先秦典籍有否进行移译传抄，不得而知，但东汉之时，楷书盛行，诸籍势必用楷书改写，一如今本；因此今人所读黄帝故事，并非直接由先秦典籍古字识得，其真实性终究仍有一些存疑。

    大地无秘藏，但看早发掘。幸而有东周的战国中期，齐威王所铸的一件“陈侯因◆敦”出土在世（图一），因◆通因齐，是齐威王的名字④。这件铜礼器的腹内铸有铭文七十九字（图二），我们将它楷写并通读（图三），内容译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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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在六月癸未这一天，齐威王——陈侯因齐在器铭上铸曰：我孝武双全的父亲桓公（指田午——陈侯午），你的兴邦大计能够实现，是我最敬佩的啊！我因齐为了弘扬父亲，并继承先祖黄帝及效法齐桓公（指春秋初之齐桓公——小白）和晋文公的霸业，大会诸侯，以炫耀祖先的盛德。诸侯献来纯好美铜，就以它为孝武双全的父亲桓公铸造这件祭祀用来盛饭的敦器。此敦可供秋冬祭用，愿祖先庇佑我保有齐国的强大，使万世子子孙孙，永远引为典范。

    本铭的器主是“陈侯因齐”，他就是《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以下简称“田完世家”）中的威王‘因齐’，原乃田敬仲完（陈完）的十二世孙；陈完是春秋初陈厉公之子，因恐罹祸而在齐桓公十四年（672B.C.），从陈国投奔到齐国，并改姓田氏⑤。但我们现在见金文所记，凡陈国之“陈”都作‘◆’，奔齐后就都改写作‘◆’，不过是将原本从“攴”而“陈”声之字，改为从“土”之小异而已。由此一端，亦证商周铜器铭文原貌之珍贵，远胜典籍移译传抄的失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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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称：（齐威王）因齐初即位九年之间，诸侯并伐，国人不治，到在位廿四年（355B.C.），楚、赵及燕诸国才不敢来侵，泗上十二诸侯（邾、莒、宋及鲁等国）皆来朝；在位廿六年（353B.C.），救赵败魏，最强于诸侯，于是始自称为“王”，以令天下；在位卅六年（343B.C.）卒，其子辟疆立，是为齐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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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铭中之“因齐”自称“陈侯”（田侯），是尚未称王之时；而六月之前，大会诸侯后，用诸侯献来的美好纯铜，为其父桓公——陈侯午（田午）铸制此一祭器。据此研判，本敦便应铸于大会诸侯之后，自称为王之前，是可能即铸于廿六年（353B.C.）的六月，当器铸成，致祭其父桓公后不久，睥睨时势，有不可一世之概，于是称王！

    齐威王（因齐）的祖父叫田和，原是齐康公时丞相，由于齐康公淫于酒及妇人，不听政，田和遂篡夺其位，五年后周天子立他为齐侯（386B.C.）；立二年卒，子田午立，称桓公（384B.C.），就是齐威王的父亲。此齐桓公田午即铜器上的“陈侯午”，他在位第七年时，用诸侯送来的美铜铸了一件“陈侯午七年敦”（图四）⑥；在位第十四年时，又用群诸侯进献的美铜，铸了二件“陈侯午十四年敦”及一件“陈侯午十四年簋”（图五—七），显然这位齐桓公在位十四年时还威武显赫的活著！但很遗憾《史记》竟载齐桓公是在位六年时卒，而其《年表》单列了原本的齐康公二十六年卒（379B.C.），太公望的后代至此绝祀，田氏遂并齐而有之，并未列桓公的六年卒，接著就是齐威王因齐元年（378B.C.）了。

    因此，若不是齐桓公（陈侯午——田午）在七年及十四年所铸的诸器出现，这位战国豪雄岂不就被《史记》白白早葬了许多年；《年表》虽然也只跳脱了一小节，可是他儿子齐威王的年代，以及齐威王与列国所有关连的事迹，必然都有错乱不实之嫌。由此一例，乃证《史记》载述之有误，而商周铜器铭文（金文）保存史料之可贵且可信。倒是唐代司马贞著《史记田完世家》之“索隐”，引了《纪年》提出异议云：

    案《纪年》，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后威王始见，则桓公十九年而卒，与此不同⑦。

    由于齐桓公陈侯午诸器的现世，正与唐人所见的《竹书纪年》记载可互证为真，而《史记》称齐桓公六年卒，则是一大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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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文既然信而有徵，齐威王所作“陈侯因齐敦”铭中自述“高祖黄帝”，就比移译传抄的经典史籍真实。那么，我们再来追索齐威王与其高祖黄帝的谱系脉络。

    据上引“田完世家”，知齐威王的身世，可溯出他是陈完（田完）的十二代孙；再据“陈杞世家”，可由陈完溯出齐威王是陈胡公满的二十三代孙，而《左传》及《国语》又称陈胡公为虞胡公，是虞帝舜的后裔。最后据“五帝本纪”的串连获知，虞帝舜是帝颛顼的第七代孙，是黄帝的第九代孙；因此，黄帝便真是战国时齐威王的“高祖”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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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帝有二子，其一为昌意生帝颛顼，其二为玄器生孙帝喾；由这两系的家族成员，共同缔造一部五帝及夏、商、周、秦共达2500年的中国上古史。如今，帝喾为殷商始祖的真实性，已用安阳殷墟出土商代晚期的甲骨卜辞证明⑧；同样的，黄帝的真实性，用战国中期的铜器铭记证明，也应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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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黄帝时代的活动范围

    黄帝其人，既得证实并非汉代传译的先秦古史所虚构，而是由2350年前的战国中期之人（齐威王）所铸记，并多见当时人对黄帝的载述，则有关黄帝的事迹就非全然乌有。因此，前章从先秦古籍摘译勾画出的黄帝行踪，我们一一指出当今的地理位置，更得时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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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有熊：黄帝都邑，学者称其地在今河南省的新郑县西北，此处有黄水，出于有熊山之黄泉，黄帝是因居于黄水而得名⑨。按新郑县西约60公里处，是今中岳的嵩山地区。

    2、大隗具茨山：钱穆著引《水经注》考称，在新郑西南20公里有大隗山，今名具茨山。按读《庄子·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的语气，具茨山应是大隗山的支脉，所以黄帝向牧马童探路，既问具茨之山，又问大隗之所在。

    3、襄城：在今新郑西南约60公里，黄帝应是迷路跑过了头才到此地。

    4、洞庭湖：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处，从新郑南下约600公里。

    5、阪泉：钱穆著引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考称，其地在今山西省西南隅河曲的盐池解县东境，该处有蚩尤村。

    6、涿鹿：钱穆著考称与阪泉相近，在解县之西约12公里处。

    7、空同：即崆峒山，钱氏《黄帝故事地望考》称在河南省中部的临汝、许昌、禹县及密县之间，不在陇山之西⑩；其与大隗具茨山及襄城接壤，都在河南省中部，而位于有熊（新郑）之西。

    8、赤水：在昆仑山下○11，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赤水出罢谷川东，谓之赤石川，东入于河”。地在陕西省宜川县之北，是知黄帝游踪到过陕北。

    9、昆仑：按昆仑山是中国最大山脉，西起新疆省葱岭，向东横贯以至海滨，长达4000公里左右○12；其中昆仑东北走为祁连山（在甘肃省）、贺兰山（在宁夏），绵延至阴山（在内蒙古），正属河套地区。黄帝既游陕北而登上昆仑之丘，便应是到了阴山，然后向南返回其都，至为合理。

    上述地理脉络，大多出自2300年前的《庄子》一书所载，比较齐威王铭记其高祖黄帝，约晚50年左右，而当时传闻的黄帝活动范围，应该是以河南为中心，向北到山西，经陕北，登内蒙古河套北的阴山；向南到湖北和湖南交界，在南北来去约1500公里的区域内。

    晚于庄子约250年后，汉武帝时司马迁记述黄帝的活动范围，则是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长江，北至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约相当于现今的山东、甘肃、两湖及河北等省，南北东西方圆皆1500公里的范围，但都城已改迁涿鹿。此涿鹿的注解颇为分歧，一说涿鹿即在今河北省北部的涿鹿县，其远在新郑之北约800公里，似不如在山西省南部河曲的解县附近，并居于活动范围之中心为合理。

    据《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崩，葬桥山”，后世注说都指在陕西省中部的桥山，并设黄陵县，其位于洛河之西，有支流沮河三面围绕。自汉武帝远征朔方凯归，途中在此致祭黄帝（见《史记·封禅书》、《汉书·武帝纪》），历代皇帝相继立下祭祀碑碣已七十多通。按此处地居陕北黄土高原的真正分界点，在河套阴山昆仑之南约700公里，由河曲涿鹿来此约150公里，若径取水路由西北流向之洛河往来，还称便利；若称黄帝所都涿鹿是在河北省的北部，则黄帝崩时，欲向其西南深入黄土高原近千公里之遥觅葬，不管是埋真人，或立衣冠塚，从地缘上看，都难言之成理，故宁信黄帝迁都是在河曲的涿鹿之说。

    四、考古发掘黄帝时代的四方文物

    黄帝可以称为中华民族的共祖，但中华民族的文明并不始于黄帝时代。在这块地貌约略作60度角斜分的广大沃土上，西北是高原，东南多丘陵与平原；早在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先民便已孕育著生活用品日趋精美的工艺文明；黄帝的时代约活动于距今4700年前后的百年间，只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约8000～4000年前）的晚期，据现代新兴考古发掘文物的呈现，从出土的陶器、玉器及工具等，最能总览通观当时的四方文明。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晚期（约3000～2500B.C.）○13，在黄帝都邑有熊（新郑）附近的黄河中游地区，有洛阳的王湾二期文化○14，所见彩陶为大口曲腹小底的碗钵与盆，又有罐、瓮等；其早段有不少红陶是先施一层白色陶衣，再用红、黑二色画上纹饰，纹饰有带状网格纹、豆荚纹、细腰纹及新月纹等；其后红陶减少，灰陶增加，陶器表面不施陶衣，单用红或黑色作彩纹，但多简化成各式线纹，也有作弧线交叉及弯曲如钩之纹；到了二期后段，年代便约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相当（图八），大多是细泥磨光的灰黑陶，彩陶已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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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王湾遗址西去约70公里，经渑池县的仰韶文化遗址，再西约50公里，就是黄河南岸陕县（三门峡市）的庙底沟遗址；它的年代可早到西元前39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遗存，晚到西元前2780年的早期龙山文化遗存○16。庙底沟仰韶文化类型的陶器，大多用泥条盘筑法，少数用捏制法，质地多为细泥红陶及夹砂红陶，纹饰以黑彩为主，画在上腹作弧纹或回旋钩连纹，并加缀圆点，也有作花瓣纹，另有少数简化的蛙纹和鸟纹○17。与庙底沟类型相似的彩陶，还有陕西华阴县的西关堡，及黄河北岸的山西夏县西阴村等地；若观属于庙底沟期的遗址分布，则向西可沿渭河流域扩及黄河上游的兰州地区，向北可溯黄河两岸经陕北及太原之西直上河套，向东只到郑州一带，向南可达汉水的上游地区○18，纵横近千公里的范围。

    庙底沟的二期文化，年代下限在西元前2800年左右○19，与王湾二期文化及黄帝时代约相当，其陶器中已百分之九十七为灰陶，彩陶极少，有盆形的鼎和斝出现（图九——一一），接近早期的河南龙山文化遗存○20。

    六、七千年前的西安半坡类型彩陶，及稍晚的庙底沟类型彩陶，从关中渭河流域向西越陇阪而扩散，在甘青高原黄河上游的兰州地区落户生根，造成马家窑、小坪子、半山及马厂诸类型的彩陶体系。黄帝时代则应处于马家窑类型（3290～2880B.C.）与半山类型（2655～2330B.C.）之间的小坪子期；在兰州附近出土的小坪子期彩陶，作橙黄色，其早期的器表用黑彩而当中变宽的条纹，画出旋涡纹、波形纹（图一二）和局部网格纹等，与马家窑期条纹粗细均匀者有异，较晚者其纹饰亦全用黑色，又与半山期红黑相间的彩纹不同，而彩纹上的锯齿也不如半山期细小○21。在黄帝时代的西土兰州地区，所用橙黄色彩陶，实较黄帝都邑所在的中原地区演变成灰黑陶要炫丽得多。

    近乎河南龙山文化（2600～2000B.C）早期盛行的灰黑陶，显然与黄河下游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2800～2500B.C），有了密切的来往。此时山东的彩陶已少，代之而起的是灰黑陶及黄陶，有篮纹鼎、袋足鬶、折腹豆、瓶，黑陶高柄杯（图一三、一四）及篮纹大口尊等；也烧制一种质地坚硬、胎薄壁匀，色泽或白或微黄、或粉红的光素白陶○22，明丽娇美。也见玉铲及玉石装饰品（图一五、一六），还有透雕的象牙梳、象牙筒及镶嵌绿松石的骨雕筒等，表现当时制骨工艺的高度技术○23；尤其说明黄帝时代的山东地域有象群的栖息，给制骨工艺提供上好的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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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黄河中游相对的南方长江中游，便有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屈家岭文化（图一七、一八），其后期的年代为3000～2600B.C.正是黄帝南来洞庭湖滨奏乐的时段。当地的陶器主要是灰陶、黑陶和黄陶，而以圈足的凹底器较多，还有少量的朱绘陶和彩陶，以及新出特有的薄胎晕染彩陶和彩陶纺轮，也有朱绘的石钺○24。

    屈家岭文化北与仰韶文化晚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从相似的陶器形制，反映出它们曾先后发生接触和交流○25。向西溯长江而上穿巫峡，与大溪文化（4400～3300B.C.）也有关连，而大溪文化彩陶罐上的五出花瓣纹，又与庙底沟仰韶文化的彩陶罐相似○26，显见黄河中游与长江中游当时在文化上的互通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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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长江而东进入下游的太湖地区，是良渚文化的温床，年代约为3300～2200B.C.。晚期以黑皮陶器为常见，并有薄胎黑陶，器形有T字形足的鼎、甗（图一九）、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及罐、侈口圆腹罐、簋、大圈足盘与宽把带流杯等；彩绘石斧（图二○），石制农具有三角形犁形器（图二一），及略呈三角形的斜柄刀○27。手工艺的玉器制作，最盛且突出，有长筒形的十一节玉琮，高三三·二公分（图二二），及直径二六·二公分的大玉壁可为代表（图二三）；大多玉琮四周刻有兽面纹（图二四）。以位处长江与太湖中间的江苏武进寺墩遗址三号墓葬为例，所出土的一座青年男墓，其随葬玉器即达百余件，单是玉琮就有三十三件，玉壁十数件，还有玉钺及玉刀等。另一座位于浙江余杭县的反山二十三号墓，几乎是座纯玉壁的陪葬墓，数约五十件左右。整个太湖地区所发掘墓葬的良渚文化玉器，量及数千，雕工精美，形制诡奇○28，可以说是黄帝时代的东方文化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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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太湖南岸，有吴兴（湖州）县的钱山漾遗址（3300～2600B.C.），出土可能早过黄帝时代的丝织品，是用家蚕丝线织成的绢片和丝带；另有一件石斧上还留有黑绘的回纹○29。但读史料及载记，黄帝的足迹似未到过太湖之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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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长江中游南下，则有江西鄱阳湖边修水的山背文化，年代为西元前2800年，见夹砂红陶，盛行装饰凹凸弦纹，细颈瘦袋足鬶、圈足壶、子母口豆等；有些陶器与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和广东石峡文化的陶器近似○30，足见黄帝时代江南各文化的交流融合。

    广东的石峡文化，在珠江之上北江的曲江县出现，年代约为2900～2700B.C.，盛行三足器（图二五）、圈足器和园底器，主要是鼎、鬶、盘、釜、豆、壶、罐，而以子母口的三足盘、盘式鼎等较为典型。石制工具有石锛、石凿，又有大量石镞、斜弧刃石钺等兵器。晚期也有精美的琮（图二六）、璧、瑗、环、玦、璜和笄等玉器○31。

    向南更到珠江口的香港马湾岛，一九九七年也从东湾仔北遗址发掘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出土有陶器、石器、玉器和蚌器等，制作工艺相当精湛○32。

    远在青藏高原的藏东，澜沧江上游昌都，海拔3100公尺高的山区，发掘到卡若遗址的文化，年代约为3300～2100B.C.，有镶嵌石叶的骨刀梗，细磨的骨针、骨锥、骨饰等；早期陶器多红陶，偶见简单纹饰的彩陶；晚期多灰陶，器类有钵、盆、罐（图二七），多属小平底陶器○33。
    一九九六年在长江上游四川岷江流域的成都平原，还发掘到郫县古城、都江堰的芒城古城及温江的鱼凫古城，年代都在5000年到4000年之间，大约与黄帝时代相当。

    越过长江与黄河两流域直上北方，更有5500年前后红山文化的朴拙玉器，散布在辽河流域的内蒙古及辽宁地区；到了晚于红山文化的小河沿文化（图二八），便入黄帝的时代，其生产工具依然使用石器，陶器则以夹砂褐陶及灰陶为主，并未见玉器出土。再向辽东半岛，还有长海县小珠山文化的三期遗存，所见多为磨制石器，陶器皆手制而多呈黑褐色；此地先后期的文化，都分别受到渤海对岸山东大汶口及龙山两个文化的影响○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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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藉著近年考古发掘的成果，对黄帝时代的中原及其四方文明，作一概要的鸟瞰（图二九），乃知黄帝活动的区域，不过是占当时整体范围的五、六分之一，而中华民族的文化孕育面，实在比黄帝时代更大、更早。

    结 语

    黄帝其人的真实性，已见于2300多年前战国中期的铜器铸铭，及典籍载述，比起后来两汉时期的传录应较可信。黄帝活动的范围以中原为主，未越黄河上、中游之外地区，最北经陕北到过河套，最南只达长江中游的洞庭湖滨；现经考古发掘地下文物的再现，乃知4700年前后黄帝时代及其域外的文明真相实况○35。总括来说，黄帝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也是从各地彩陶盛行的末期过渡到早期龙山文化的阶段，所以当时民生用器，除兰州的小坪子期仍制彩陶外，其他各地彩陶已少，大多改用灰陶、灰黑陶及黑陶；在生产工具及武器方面，是以石器为主，兼用骨器；在祭礼及佩饰上，则以太湖地区的良渚玉器最盛，在衣著上也以此地的丝织品最多。如此新发现，与俗传5000年前后的文物已多差异，学界似应厘清。

    虽然，黄帝的行踪并未涉足中原以外的文明地区，中华民族的文化早就活跃在四面八方，作多元化的滋长、兴旺与扩散，但经由黄帝及其子孙所历夏、商、周、秦一脉治理天下的大融合，乃造就中华民族悠久辉煌的一体文化。于兹追远探源，藉著考古文物与年代的实证，理应将历史的共祖黄帝链结整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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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一九九四年元月，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国际研讨会”，两岸及海内外学者与会者数十位，依年序约有石璋如、张政◆、胡厚宣、李孝定、李学勤、管东贵、张光直、许倬云及杜正胜等，笔者应邀附骥，发表《论商代金文在中国文字史的地位》一文，证实商代金文为正体字，并早于殷墟晚商甲骨文，而甲骨文为当时宫廷契刻甲骨卜辞出现的简体字，一正过去推崇晚商甲骨文为中国最早文字的误说。

    ②按“轩辕教”总坛设在台北县的淡水镇，每年四月五日为黄帝圣诞举行大祭，并以西元前2734年起推算年数。

    又按：一九二七年万国鼎在南京金陵大学图书馆编《中西对照历代纪年图表》（一九六六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历代兴亡久暂图”表记黄帝自西元前2697年始，其“历代纪要”记黄帝至虞舜凡七世，492年（西元前2697年～2205年）；页一七“黄帝·轩辕氏·100年·西元前2697年”。据此核算，则黄帝距今亦仅4695年，距俗传之5000年，也少300年多些。

    ③钱穆：《黄帝故事地望考》，见《禹贡半月刊》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三五年·三）张光远：《有熊氏黄帝》，《故宫季刊》第十卷，第一期，页三○。（一九七五年）

    ④徐中舒：《陈侯四器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页479。（1933年）

    丁山：《由陈侯因◆◆铭黄帝论五帝》，书刊同上，页517。

    ⑤汉·司马迁：《田敬仲完世家》及其《索隐》，《史记》。（91B.C.）

    ⑥《陈侯午七年敦》之铭，见于省吾编《商周金文录遗》（1957年）页44所收第168拓本，其首句：“唯七年陈侯午”之“七”，原铭作“十”，乃金文习见；若金文在竖笔的中间加肥点才能释为十，请比较二件“陈侯午十四年敦”之铭可证。吴镇烽编《金文人名汇编》（1987年）列作“十年陈侯午敦（录遗一六八）”，恐有出入。

    ⑦按范祥雍编：《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1956年）及《今本竹书纪年》所引“索隐”，皆为“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后威王始见。”现行之标点本《史记》误植为“梁惠王十二年”，应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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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⑧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九。（1923年）

    ⑨晋·皇甫谧：《帝王代纪》之说，及钱穆：《史记地名考》（后文简称“钱著”）。（1968年）

    ⑩钱穆：《古史地理论丛》，页134。（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