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进入中国百年来，极大拓展了我们的历史视野，今天考古学家能描述过去万年来中国从无数小村庄凝聚为复杂政治共同体的进程。无疑，这有利于提升中华民族的共同体认同和中国文化的自信。

1928年到1937年，李济先生主持河南安阳考古工作，发掘出数以百计的精美青铜器、将近25000片甲骨，还有诸多宫殿、宗庙和墓葬遗址，证实殷墟是晚商的都城。这一发现深刻影响了公众对考古学的认知，当时甚至到了迷信的程度。有人认为只有考古发现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历史，没有考古证据的记载都值得怀疑；利用考古资料总结的规律才是中华文明的根本规律，尽管考古学家能总结的中国特色微不足道——即使忘记“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的学术规范，面对出土器物，考古学家们也只能“知其然”，很难“知其所以然”。

除非偶然发现文字，考古所挖出的只是不会说话的、死的器物，它们并不能还原历史事件本身，不能说出先人们的所思所想，更不能道出一个族群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模式。

只有历史资料能还原历史，只有经学能锚定一个族群的特色和原则——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绵延不绝数千年的文化、政治共同体，考古资料只能是历史学和经学的补充。

章太炎先生(1869-1936年)早就注意这一点。他在《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一文中指出：“今人以为史迹渺茫，求之于史，不如求之于器。器物有，即可证其必有，无则无从证其有无。余谓，此拾欧洲考古学者之唾余也……况器物不能离史而自明。如器有秦、汉二字，知秦、汉二字之意义者，独非史乘（史乘，泛指史籍——笔者注）所诏示耶？如无史乘，亦无从知秦、汉二字为何语也。即如陕西出土之秦、汉瓦当，知陕西为秦、汉建都之地，乃史乘之力。据史乘，然后知瓦当为秦、汉之物，否则又何从知之？且离去史乘，每朝之历年即不可知，徒信器物，仅如断烂朝报，何从贯穿？以故，以史乘证器物则可，以器物疑史乘则不可。以器物作读史之辅佐品则可，以器物作订史之主要物则不可。如据之而疑信史，乃最愚之事也。”【1】

他形象地比喻说，书如同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合同、契约，通过检察是可以确定其真伪的。如果不相信经史，只相信考古器物，如同人们不相信合同、契约，只相信当场交易之商品、金钱，何其愚蠢！“以为书篇易伪，器物难伪。曾亦思‘书者，契也’，前人契券，流传至后，后人阅之，即可知当时卖买之情状，虽间有伪造，考史如官府验契，亦可以检察真伪。如不信史而信器，譬如讼庭验契时，法官两造（两造，指诉讼的双方——笔者注），并不怀疑，忽有一人出而大方言曰：‘契不足恃，要以当时交易之钱作证。’此非至愚而何？”【2】

今天，我们研究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色和基本模式，不能依赖死的考古学，更主要的还是要靠活的经学，那才是中华文明的根和魂，是历经数千年提炼的优秀传统文化。

为何是这样，因为经学是圣贤为万世制法，经学定义了从政治模式到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东汉经学家刘熙《释名》解释说：“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周礼·天官·太宰》有“以经邦国”，东汉郑玄注：“经,法也。王谓之礼经,常所秉以治天下也;邦国官府谓之礼法,常所守为法式也。”

经为“常法”，这里的法，不是法律中具体的法条，而是法度原则的意思。就是说经学锚定了基本原则和价值理念，决定了中华文明的特色。汉代经学家有“孔子为汉制法”一说。张向荣博士解释说：“春秋时期的孔子，怎么可能为汉朝制法呢？这是因为，在儒家今文经学的话语里，孔子是素王，为千秋万代制定了法度，这里的‘法’不是法家的‘律法’，而是以伦理教化为基础的政治原则。用今天的话说，孔子是‘大立法者’。他虽然早已死去，但留下的法度始终支配着社会的运转。”【3】

近代经学家李源澄先生（1909-1958年）认为，经学足以统一中国之思想，不能只从训诂上理解“经”字的含义，经学既不同于中国之史学、子学，亦不同于西方之宗教、哲学。他说：“经为明道之书，故经学为万古不变之道，故吾以为以‘常法’释经学，最为得当……经本是史文，但自经学成立以后，即变其性质。历史之于人生，言其意义，充其量不过知往察来，惩恶劝善而止耳，而经学则有为人生规律之意义。哲学者，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已，而经学虽非宗教，而有宗教之尊严。故吾谓经学非史学，非子学，而为子史合流之学问，为一特殊之学问，自具独立之精神，而非史与子所能包含。”【4】

遗憾的是，过去百年来西方学术体系全面取代中国本土学术体系。中国传统学术分类为经、史、子、集。史、子、集大体可与西方历史学、哲学、文学分别对应，唯有经学，立象尽意，借事明义，似西方宗教，又是以理性为基础；似西方学术，又有宗教的权威性。结果“中国文化之源泉”【5】经学干脆被肢解、丢弃了，当前极少按其内在理路研究者，更别说阐述其时代意义了。

过度夸大考古学的学术潜力，轻视乃至否定反映中华文化独特个性的经学，就如同否定《圣经》，只相信圣经考古学——这将导致西方文明大厦的坍塌，外人也将无法理解西方基督教文明，这是多么荒唐啊！

圣经考古学是根据《圣经》所述地区——西亚、北非的古代遗迹及出土文物研究《圣经》，揭示其历史原貌的学科。19世纪末期，西方人普遍着迷于如何用考古挖掘证实《圣经》中的相关描述。这催生了现代考古学。现代科学考古学之父、英国埃及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Flinders Petrie，1853-1942年）最早也是带着这个目的去埃及测量大金字塔的。但西方人并没有因为考古学的兴起而否定或轻视《圣经》。

我们学习西方考古学，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因此忽视经学。

立足中国，借鉴国外，这才是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理性态度。

注释：

【1】章太炎：《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收入作者《国学十八篇》，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版。

【2】章太炎：《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收入作者《国学十八篇》，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版。

【3】张向荣：《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00-601页。

【4】李源澄：《经学通论》，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版，第4-5页。

【5】李源澄：《经学通论》，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