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三姐的故事，发生在民国，在那个时代，几乎一切行政、司法大权都把持在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手中，杀人放火、草菅人命而逍遥法外者可以说是屡见不鲜。
　　
　　众多既无钱也无势的平头老百姓，往往冤无处伸，苦无处诉，最后只能“打掉门牙和血往肚里吞”。

　　不过，事情也并非全然如此，有时候也会出现极个别的例外情形。杨三姐告状就是这么一种情况。新凤霞在《杨三姐告状》中饰演杨三姐。

　　二姐被害，杨三姐偕兄鸣冤

　　清朝末年，在今河北省滦县甸子村有一户杨姓人家。杨家是当地雇农，其主人名叫杨玉清，杨玉清就是杨三姐的父亲。他前后共育有一子三女，杨三姐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其学名为杨国华。

　　遵循结“娃娃亲”这一风俗习惯，杨玉清便在她们尚且年幼时就为之选好了婆家：大女儿嫁给了滦县绳家庄一户姓金的小康之家，二女儿则许配给本县高家狗庄高贵章的六儿子高占英为妻。在高、杨两家订亲时，高占英的父亲高贵章只是一个走街串巷的小贩，但高贵章不久之后却突然发迹，成了远近闻名的暴发户。

　　高贵章成为财主以后，高占英因此被送进滦县传习所(即滦县师范学校的前身)去读书，期满毕业后又回到村里教书。

　　眼看着儿女都已渐渐长大成人，杨玉清和高贵章便依照原来的婚约，为高占英和杨二姐举办了婚礼。这场婚事办得有声有色，相当体面和排场。那时候，不少人都夸杨二姐“真有福气”，可是，婚后的生活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美满，自从进入高家的大门后，她就发现丈夫高占英对自己的态度很冷淡，原来高占英自恃家中有钱，且又念过几年书，因而觉得高人一等，看不起家境贫寒的杨二姐。高占英火气很大，有时甚至对妻子毫不留情地大打出手。杨二姐心中虽然感到颇为凄苦，但她身为一个贫弱的小女子，也只好百般忍耐，忍气吞声。

　　在1918年农历三月十三日。杨二姐突然于当日夜间死亡。次日一早，高家立刻派人赶到甸子村，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杨家。

　　当时，杨玉清、杨国恩父子正在外面打短工未归，家中只有杨二姐的母亲和妹妹杨三姐。送信的人告诉杨家母女说：杨二姐因患“血崩”，已于前一天晚上不治身亡。二人惊闻噩耗，顿时如遭雷击，痛彻心肺。但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既然杨二姐是“患病”而死，杨家母女也没什么好说的。

　　随后，杨三姐陪着母亲前往高家吊孝。母女二人含悲忍痛，看到杨二姐的尸身时，禁不住又悲从中来，痛哭失声。

　　杨三姐生于1902年，此时仅有十六七岁。但别看她小小年纪，却心细如发，而且一向很有自己的主意。正当母亲在那里呼天抢地放声大哭的时候，杨三姐突然发现二姐的嘴角尚有一丝不易为人察觉的血迹，而且她的右手中指被人用布包扎起来了。

　　见此情景，杨三姐顿时心生疑窦。但没有真凭实据，她也不敢断定高家到底是否故意隐瞒了事情的真相。

　　过了几天后，恰逢甸子村举行庙会，附近许多村庄的人都纷纷赶来参加。有几个从高家狗庄来赶庙会的乡亲碰见杨三姐时，又和她谈起了杨二姐突然死亡的事。这些人似乎了解一些内情，他们颇为气愤地告诉杨三姐：“你姐不是好死的！在她死亡的那天夜里，我们村有人上厕所时听见从高家传出了哭闹声。当时声音很大，折腾了好一阵子呢。”

　　闻听此言，杨三姐心中的疑团更重了。这些话使她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怀疑没有错，遂断定姐姐的死其中必然大有文章，高家的人一定在撒谎！

　　她立即匆匆赶回家，将高家狗庄乡亲们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家人，并说出自己的怀疑。此时，杨国恩已经随父亲从乐亭回来了。他听了妹妹一番话，认为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兄妹二人当即决定去县城告状鸣冤。

　　左遮右挡，杀人者欲盖弥彰

　　1918年农历四月十四日，杨三姐在哥哥杨国恩的陪同下，骑着一头毛驴来到了滦县县衙。他们拿着事先请人写好的状纸，伸冤告状。

　　当时，出面审理此案的是滦县县衙里一个名叫牛成的帮审。所谓帮审，其职位相当于副县长，主要职责就是处理各种刑事案件。面对牛成，杨三姐口若悬河，义正词严，滔滔不绝地详细说明了自己对姐姐死因的几点怀疑，断定她并非因病死亡，而是另有原因。同时，杨三姐又举出了高家狗庄几位村民的说法为证，可谓言之凿凿，情理俱在。

　　于是，牛成当即派人传讯被告高占英到堂受审。高占英来到后，仍然口口声声地辩称杨二姐确实是“因病而死”，杨三姐的怀疑毫无理由，其推断根本不成立。

　　在大堂上，原告与被告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双方唇枪舌剑，见此情景，牛成感到一时无法判断是非对错，于是宣布休庭，并说等到进一步调查后再对此案开庭审判。

　　几天后，牛成再次审理此案。不料，这次他的态度与上次相比突然发生了很大变化，居然当堂屡屡为高占英进行开脱。而对杨三姐的说词，他却完全置之不理。牛成还申斥杨三姐说：“你小小年纪，无端猜疑，不足为据。杨二姐确系因患‘血崩’而亡，这一点已经有人证实了。”

　　随后，牛成煞有介事地说：“传证人上来。”当证人上来后，杨三姐扭头一看，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高占英的同族人高作庆。此人是高家狗庄的村医，平日里常给乡亲们看病。高作庆以当事人的身份一口咬定说，自己曾经为杨二姐诊治病情，可以证明她确系患妇女病“血崩”不治而亡。

　　杨三姐明白，高作庆与高占英不仅是同族，而且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正因如此，所以，她认为高作庆的话中肯定有诈，因而不足以作为证据。为了揭穿他们的谎言，澄清事实真相，杨三姐当即向牛成提出了开棺验尸的要求。牛成略略迟疑后，即对杨三姐的请求表示不同意。他说，如今人证俱在，本案事实一清二楚，根本没有开棺验尸的必要。

　　实际上，杨二姐根本不是因为什么“血崩”病致死，而是被高占英杀死的。如前所述，高占英之所以杀死妻子，原因之一就是嫌贫爱富，除了这一点外，高占英杀妻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他与五嫂金玉的奸情。高占英自己奸情败露，嫌杨二姐碍眼，所以便欲除之而后快，心中渐起杀机，终于痛下毒手。此时，高占英发现，杨三姐和杨国恩是不好啃的“硬骨头”。于是，他多次托人到杨家说和，表示愿意用20亩地加1头牛作为赔偿，劝杨家人不要再上告。结果，所有上门的人无一例外都遭到杨家兄妹的严词拒绝。

　　开棺验尸，露真相沉冤昭雪

　　杨三姐、杨国恩提出开棺验尸以查明事实真相的要求被牛成一再否决后，他们渐渐感到，此案在滦县县衙已经不可能获得公正的解决。但是兄妹二人并未因此绝望，而是准备继续上告。

　　杨家兄妹奔走呼号、勇敢告状的举动，当时得到了众多乡亲的支持。因杨家原来是由本县门庄村搬到甸子村的，故在事件发生后，门庄的杨姓家族更是群起相帮，每户捐献了一块大洋，赞助杨家伸冤告状。

　　在滦县告状失利后，杨三姐、杨国恩又把一纸诉状递到了天津高等检察院。该院人员接到诉状一看，很快断定此案十有八九存在冤情，于是决定接受杨家兄妹开棺验尸的请求，并由检察院院长亲临坟地现场，负责指挥处理具体事宜。

　　天津高等检察院将开棺验尸的时间定为1918年农历七月初二，此时距杨二姐死亡已将近四个月了。早在验尸前两三天，人们就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高家狗庄周围十数里的客店均已住满，方圆数十里的人纷至沓来。

　　由于围观的人太多，而且大家都想凑到近前看个清楚，前面的人戴着的凉帽上都落下了被维持秩序的法警用马鞭抽开的口子。等到验尸完毕，众人纷纷散去后，地上留下了许多被踩坏的草帽，从这里也可以想见当时围观者的拥挤情况。

　　当有人把杨二姐的坟墓掘开、棺材启盖后，负责验尸的人便开始验尸，很快便从死者阴部取出了一把尖刀。在死者的裤内还塞满了白灰，这是高占英杀人后用来止血的。

　　据知情人说，杨二姐被害的当天晚上，有人曾看见高占英在磨一把尖刀。杨二姐似乎也对丈夫的杀机有所察觉，便去找公公高贵章哭诉，说担心自己被害。

　　高贵章却说：“他不敢哪！你就安心睡觉去吧！”结果，杨二姐便在当夜遇害。

　　至此，杨二姐被残杀的真相完全大白于天下——无论高占英如何狡赖也已经没用了。

　　1919年10月6日，当时天津出版的《益世报》在“本埠新闻”中发表了一则短讯，说：“滦县高占英谋杀其妻一案，经高等审判厅判决，判处死刑。”

　　杨家兄妹的艰辛终于有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