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儒家的主要社会功用是人文教化，道家、法家的主要社会功用是治国理政。一旦国家只重文教，独尊儒家，忽视治道，国家必然转向衰弱。这是历史上为何“儒兴则国衰”的根本原因。

所以，一般来说在一个朝代转弱或衰弱的时代，儒家就大行其道，大体直到这个朝代灭亡为止。推动这一进程的是主张儒家治国的士大夫阶层。春秋战国世袭贵族制削弱后，士大夫阶层通过官僚体系试图取代世袭贵族，形成新的特权阶层。

中国古典政治理论社会功勋制保证除皇族之外所有人在法律上都平等，都可以通过为社会做贡献（无论军功还是事功）参政。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列出“农、虞（虞主要指资源生产类的行业）、工、商”四种相辅相成的行业，认为：农、工、商、虞这四个方面，是人民衣食的来源，来源大则富裕，来源小则贫困。来源大了，上可以富国，下可以富家。（《史记•货殖列传》原文：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

到150年后班固写《汉书》时，却将社会分为“士、农、工、商”四民，什么是“士”呢？班固所说的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不从事实际生产，只是在闲宴上空谈仁义道德就行了，所有与实际生活相关的事都是“俗事”、“鄙事”。军官要少谈军事，官员也要少谈律令（清朝时判案多交给刑名师爷）。

盐铁会议上儒生回应桑弘羊对儒家议论不切实际（“道古而不合于世务”）的指责时，儒生们忘记了自己“有为”臣下的身份，将君主混同于君子,理直气壮地回应说：士人都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大夫都能很好地管理自己的事情，公卿只是统管主要的事情，掌握大略就可以了。所以任用有才能的人只要交待一下任务就行了，并不感到劳累，那些自己去干的人会耽误公事且没有成绩。齐桓公对管仲，既亲自听管仲的话又亲自看着他。所以君子只要在选用人才上多下功夫，到使用人才时就可以一劳永逸，难道可以说君子懒惰吗？（《盐铁论·刺复第十》原文：士守其职，大夫理其位，公卿总要执凡而已。故任能者责成而不劳，任己者事废而无功。桓公之于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劳于求贤，逸于用之，岂云殆哉？）

历史上士大夫阶层与儒学共进退。汉武帝独尊儒术，本质上是中央皇权与新兴地主阶层（儒家）的博弈，中央将教育权给予新型地主阶层，新兴地主阶层拥护汉武帝的统治。儒家虽然掌握了教育权力，但远远没有主导国家政权，董仲舒的政治作为甚至还不如孔子。因为人们发现儒生多是空谈家，而不是力行者。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就指出，儒家并不能治理好国家，只是无功受禄罢了。

问题是，儒家一旦控制了教育和考试权，就很容易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建立起变相的贵族世袭政治。西汉经营百年确立了在东亚大陆无可辩驳的主导地位后，乱汉家者、“纯任德教”的汉元帝刘奭开始用儒家原则选官。他先将太学博士弟子增到千人，然后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授以相应的官职。这种做法影响了整个社会的风尚，当时流传一句话：“遗子黄金满籯（yíng，竹笼），不如一经。”只要读书、表忠心就能当官进爵，社会功勋制被全面破坏。当时的大儒夏侯胜这样教导他的弟子：“儒者最怕不懂经术，经术如果能通晓了，要取得高官就像捡起地上的小草一样简单。学经不精，还不如回家种地。”（《汉书·夏侯胜传》原文: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正是元帝将大批儒生引向政治中心，通过考试制度儒家逐渐成了新贵族。 

从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到唐以后的科举制，儒家对政权的控制越来越紧，中国向黑暗滑入得也越深。柏杨痛苦地写道：“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像一条壮观伟大的河流。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时，开始由灿烂而平静。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理学道学兴起时，开始沉淀。本世纪（十四）末期，这河流终于淤塞成为一个酱缸，构成一个最庞大最可哀的时代。明王朝使中国文化淤塞成为一个酱缸的工具有二：一是文字狱，一是八股文。” 

为了说明儒家异化后“准贵族阶层”的特点，我们不防详细考察一下九品中正制。由于魏晋各级专任官员（就是所谓的“中正”）在选官时是按儒家道德标准将知识分子分为九个等级——九品，而道德又没有办法客观“度量”，所以干脆以看得见的“门第”为标准。又因为血缘关系相当明晰，于是就形成一个松散的“儒家血缘世袭制”，这些特殊利益集团既不关心国家，也不关心民众，它们只关心自己的门第世家，是纯粹的寄生集团。

柏杨总结说：“知识分子如果他既不是大地主而老爹又没有做过大小之官，纵有很高的学识能力和很高的道德声誉，也不会被评为上品。大地主和大小之官（二者事实上往往合而为一）的子弟，即令不识几个字而品德又很恶劣，仍然是上品。有门第的士大夫分别担任大小中正，他们不允许利益外溢。于是，同一士大夫阶层，又分为二：一是世家，一是寒门。就在本世纪（三世纪）末，已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家’的丑陋现象。”（柏杨，《中国人史纲》，同心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90页）这种儒家复古政治存在了300多年，后来才被科举制所取代。

儒家思想垄断选举几乎将中华文明毁于一旦——支撑社会结构的法制体系变成了官僚们的道德说教。这些官僚是有史以来最贪婪的物种，从酒食相亲到挪用军费无所不为，国家资源很快被这个中间层吸干，即使像宋朝那样强大的国力也会迅速衰弱。

1259年，南宋宰相贾似道面对蒙古兵团对鄂州（湖北武汉）的进攻，唯一的策略就是派遣密使和解，承诺以下三点：一是宋向蒙古国称臣，降为藩属；二是以长江为两国疆界，宋全部割让江北土地；三是宋每年向蒙古帝国进贡银币20万两，绸缎20万匹。当时正赶上蒙古大汗蒙哥在合州城下逝世，主帅忽必烈为争汗位北归，接受了贾似道的条件。 

道学家的同盟贾似道开始耍起了小聪明，他下令截杀蒙古殿后的散兵游卒，用他们的人头作战利品。就如同所有善于作假的官僚一样，贾似道成了民族英雄，皇帝亲帅文武官员到郊外欢迎，作家廖莹中专门写了《福华篇》为贾似道歌功颂德。但是道学家就是道学家，士大夫的朝代就是士大夫的朝代，20年后，经济虚假繁荣、儒家大行其道的宋朝就灭亡了。 

让我们用中国兵平均作战能力的大跨度比较来说明，儒化会导致一个民族丧失最基本的保家卫国能力：

西汉时，据熟知西域事务的陈汤统计，一个汉兵可当5个胡兵，匈奴据汉法改良兵器后，还能当3个，主要原因是胡人兵器质量不行。（《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载陈汤言：“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 

两千年后，抗日时期，据日方统计一个日本兵的作战能力相当于5～7个中国兵，台湾方面有人说相当于6个；主要原因也是中国军队装备太差。1937年时，中国陆军一个师有11000人，才配有3800条步枪，机枪328挺，火炮46门，战车0辆；而日方一个师团22000人，配9500条步枪，机枪600挺，火炮108门，战车24辆。数量上只是一方面，我方机枪还老是卡壳。

儒者忽视政治经济和军事技术，宋人所谓：“儒者不言兵，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将儒家文教说得神乎其神，胡说“一部《论语》退强敌”，“半部《论语》治天下”，所以儒化的中华民族只能为人鱼肉，任人宰割。

（节选自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