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是史学家高度称赞的我国历史上的几大盛世之一，而中国历史一向以汉唐盛世而著称。笔者认为，道家的“主静”、“无为而治”的思想是指导“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的思想核心，在其中起了重大的作用。本文就试图从种找出道家思想在贞观之治中是如何体现和实施的、李唐王朝建立之初对道家思想的态度和其他王朝有什么不同。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人物，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一是唐太宗李世民，另一个世贞观名臣魏征。他们两位既是道家思想的承受者和执行者，也是贞观之治的领导者和参与者，是双重载体。他们在实际执行中是如何体现和运用道家“静之”、“无为”思想的，本文也将评述之。
一
唐初，六朝门阀政治的余风还在影响着整个社会。在世人的眼中，门第是十分重要的，对于这个问题，本文就不在展开论述了。李唐王朝为了巩固其自身的统治，必须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说白了，就是以要提高自家门第，提高自己祖宗的地位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于是乎，道家的圣人——老子李聃就因为其是“李”姓，被糊里糊涂的请进了李唐王朝的宗祠，做了李唐王朝的祖宗。
从高祖李渊到太宗李世民对“崇道尊祖”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武德八年（625）颁布的《先老后释诏》云：“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老先、次孔，末后释。”[2]其余像修建道观、官方翻译道经诸事不可胜举。值得一提的是，从东晋以来就流传着“老君当治，李弘应出”的政治预言，隋朝末年也流传着“李氏将为天子，老子将度世”等符谶，李渊重道，以老子后人自称在为自身制造政治舆论，取得民心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封建帝王，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人物之一。他对道家也是崇尚有加。他遵循着“崇道”的途径去提高李唐皇室的社会地位，以“自高门第”。贞观十一年，唐太宗李世民继高祖李渊之后，又一次诏令“道在佛上”，并认老子为其祖宗。诏令称：“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俗，畅于九有，尊祖之风，贻诸万叶。”[3]这件事虽然遭到了佛教方面的强烈反对，但在“语诸僧等，明诏即下，如也不伏，国有严科”面前，也只好“饮气吞声”，只有恨佛教生不逢时、释伽牟伲不姓“李”的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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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篇札记是笔者读书时突然想到并写出的，资料可能不全，待以后补充。
[2] 《唐文拾遗》卷一。
[3] 《广弘明集》卷二十五《叙太宗皇帝令道士在僧前之诏表》，收入《全唐文》卷六。
二
唐太宗李世民“崇道”的另一方面，也是本文重点论述的方面，集中体现在贞观前期以《老子》的“清静”、“无为”的思想治理天下，减轻赋役，与民修养生息。唐太宗说：“朕夙夜寅畏，缅惟至道，… …今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1]
朝代的变更是以血泪和白骨为资本的。战争对社会的破坏力是有目共睹、无以复加的，每一新王朝的建立之初，面临的都是满目疮痍的江山、国破家亡的流民。庆幸的是每一新王朝的开国君主对此都是有深刻体会的，因此也大都采取了“与民修养”、“与民生息”的“无为”政治来恢复经济。采取这种“无为”政治是现实的需要，是被迫接受的客观，像两汉的“文景之治”、明初的“洪武之治”、清初的“康熙之治”等等。而李唐王朝除了客观上必须接受之外，其在主观上也是非常乐意接受并实施的。这是道家思想在贞观之治中不同于其他盛世的地方。
元人李道歉曾称颂：老子重教，“启众妙之门，示重玄之旨，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以之修身则身修，以之齐家则家齐，以之治国平天下而天下平。是盖秉要执本有常道存焉。”[2]在贞观之治的背后，道家的思想是显而易见的。
谈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另一个重要人物请出来，那就是魏征。魏征是贞观名臣，是贞观之治的领导者，也是具体的参与者。唐太宗评价魏征的功劳时说：“贞观以前，以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难，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与我，献纳忠之党，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3]又如后来太宗追忆说：“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容，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我宾服，… …皆魏征之功也。”唐太宗认为魏征是“佐成贞观之治”的第一功臣。魏征这个人早年曾出家做过道士，道家的思想对他的影响是深刻的。大多数史家都把魏征看成儒家，笔者认为，魏征的思想已经融道、儒、术、纵横为一体，已经不是单纯的某一家了。魏征进谏太宗行“王道”、“帝道”，而其中“王道”、“帝道”的内容也已经非传统的儒家的“王道”思想政治了，而是道家、纵横家色彩很浓的“王道”了。这些在魏征向太宗的进谏中可以明显的看出来。贞观十（636），他答对太宗“草创与守成孰难”的问题时说：帝王之业，“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4]贞观十一年（637）五月又上书云：“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自。昔隋之未死也，自谓必无乱；其未亡也，自谓必无亡。故赋役无穷，征伐不息，以至祸将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鉴形莫如止水，鉴拜莫如亡国。伏愿取鉴于隋，去奢从约，亲忠远佞，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5]
通过这些谏言，可以知道，魏征的劝谏思想的核心就是行“王道”、“帝道”。行“王道”、“帝道”就要“静之”，就是老子思想所说的“主静”、“无为而治”。具体实施就是实行对农民相对让步的政策，“唐初贞观之治的秘密即在于此”[6]
[1] 《广弘明集》卷二十五《叙太宗皇帝令道士在僧前之诏表》，收入《全唐文》卷六。
[2] 《左楼观志·楼观太宗圣宫重修说经台记》。
[3] 《贞观政要》卷二《论任贤》。
[4] 《贞观政要》卷一《论君道》。
[5] 《旧唐书·魏征传》。
[6] 《汪笺隋唐史论稿·唐太宗“贞观之治”与隋末农民战争的关系》。
三
明臣只有遇到明君才能成为名臣，明君采纳明臣的建议才能称之谓名君。这就如同千里马和伯乐的关系，没有伯乐，千里马也只有拉车的命，同样，没有千里马，伯乐也无从谈起。
对于魏征的劝谏，唐太宗基本上都采纳了，其为政也“但以清静抚之”，用“清静”、“无为而治”的思想指导，用相对减轻对农民剥削和压迫的方法以求巩固其统治政权。这在他的也已经表现的很明白。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卷一《论君道》）
“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之所欲者放逸，百姓之所不欲者劳弊。… …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与百姓。”（《贞观政要》卷六《论俭约》）
“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不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步行，年谷丰稔，百姓安乐。”（《贞观政要》卷一《论政体》）
等等。诸如此类言语在《贞观政要》中不可胜举，“先存百姓”、“不夺农时”、“不尽其力”、“劳弊之事诚不可加于百姓”。… …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要想巩固统治，恢复经济，旧必须用相对减轻对农民剥削和压迫的方法，而其知道思想就恰恰是道家“主静”、“无为而治”的思想。
思想是方向，是旗帜，正确的思想指引人。在道家“静之”、“无为”思想的正确指导下，唐太宗及其大臣对农民采取相对让步的政策，与民休养，让其生息。经济上轻徭薄赋，不夺农时；政治上精简机构和官员，紧缩国家开支，提高行政效率。同时命令大臣重新议定律令，减轻刑罚。收到很好的效果，终于演成史学家高度赞颂的“贞观之治”。史料记载说，唐贞观年间（627——649）“海内生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1]“米斗不过四五钱”、“民物蕃息”、“号称太平”。[2]“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佃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囿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侍，成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3]虽然这些记载有些夸张，也大可反映当时的富足。而这一切都有赖于道家“静之”、“无为”思想的指导，“赖无为之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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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武德九年十月。
[2] 《新唐书》卷五十一《食货志》。
[3] 《贞观政要》卷一《论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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