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要：中华民族、英语民族和犹太民族可谓是世界三大民族，三大民族都为世界文化、人类进步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三大民族的传统文化、思维方法却存在很大的差异，传统中国文化曾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但从近代开始中国的科技文化经济落后了，这里有历史的客观原因，也不排除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中国科技、教育、文化所带来的缺陷性影响。中国人是很难打破传统的，在中国，习惯、传统一旦形成，就很难打破，就象石膏一样，除非摔破它，否则，你是很难改变它，我们也经常思考这样一类问题，诸如：中国人为什么心智混乱，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公共精神，中国人为什么漠视精确？为什么中国人重做人而不重做事？为什么中国人缺乏真信仰精神？为什么中国人倡导天地人合一？为什么中国文人难以承当知识分子的大任？阐述此类问题需从中国传统文化与思维方法上去剖析。

本文所坚持和论证的观点：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有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就有什么们的思维方法，思维方法反过来影响、制约着民族文化的发展。现在的中国需要发展新文化，更需要改进思维方法。

-一．关于“文化”的涵义和中国人思维方法特点的简述。

“文化”从内涵来讲，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包括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1]。文化从层面上讲，一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即物质层面的文化（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的总和）；制度文化（人类社会的各种不同政治制度）和观念（即各个不同民族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式）[2]。本文所讲的主要是指中国传统文化，尤以儒家、道家文化为主，因为儒家、道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主线，其它文化的影响是一时或是有限的，儒家、道家文化也是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推行的思想文化。

中国传统思维方法的总体特点是：从整体性出发，以整体的观点来描述世界；从“致用”出发，强调认识的实践性；思维的直观性和概念的模糊性，以及认识论上的伦理倾向，等等[2]。

二．从思维方法发展概况看思维方法与文化发展的关系

恩格斯指出：“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同时，他又说每一时代的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 [3] 。

在古代，由于科学文化知识非常低下，思维方法具有相互直观的经验方法并具有一定的思辩方法。

人类思维方法的重大进步是从14世纪末15世纪初开始的。这时期，欧洲开始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这一时期科技发明及文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及大地推动思维方法论的发展，以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的“太阳中心学”的提出到以经典物理学家牛顿的“上帝的第一次推动”作结束；以孔德和斯宾塞等人实证主义哲学及其带来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统治人类思维近200年。

近代的实验论的方法曾经大大推动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但它本身又存在着妨碍科学发展的缺陷。

由于近代欧洲工业革命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思维科学的发展。进入19世纪以后，自然科学由原来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发展为“整理材料的科学”，各门学科纷纷建立起来，特别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的原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4]。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提供了科学基础，唯物辩证法的诞生为从整体上把握思维对象和客观世界。也就是普遍联系和辩证发展的思维方法。到19世纪中叶已出现数理逻辑，数理逻辑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重要的思维方法和科学研究的逻辑方法，成为计算机的人工语言。

20世纪中叶前后产生的系统方法和控制论、信息方法是新的科学思维方法，对于丰富和充实科学思维方法的内容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之，从人类思维论的发展概况可以看出文化与思维方法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发展的。中国传统思维与西方思维方法的不同是由不同民族文化差异造成的。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思维方法的影响。

如前所述，文化内涵包括三个层面，即物质制度和观念，这里着重简述的是中国的儒、道、佛、墨、法、名等十家文化，尤以儒家、道家为主。

一定时期的思维方式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产物。中国今天所继承的传统思维方法主要是封建时代，特别是秦统一到明清时代的遗存，担追根溯源，至少在商周时期就已基本确定了它的发展趋势。很早以来，农业生产就是古代中国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血缘家族的长期存留和延续，华夏中原地区统一氏族的较早形成，是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孕育和形成的广大浓厚的土壤。以象形文字为主要制作手段，体现奴隶制严格规范的“礼”，表现在先民们情感生活的“乐”，这些古代人们思维活动的主要工具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形式，既是古代思维方式初步形成的表现，同时又作为基本不变的因素，绵延于五千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中，规定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发展的总的走向。

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思想异常活跃，具有互补关系的儒道两家，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的理论基础，进而确立了传统理论思维的基本框架。秦汉代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的建立。导致了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体化，从统一度、量、衡、文学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的统一，导致了传统思想方式的一体化，随后虽几经演变，虽有佛学传入的交融；但以儒家为主体、儒道互补的思维模式却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到了宋明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高度成熟阶段，宋明理学对传统思维方式作了理论的总结，从内容到形式，从原则到方法，被全面定型为一套系统程式。鸦片战争后，传统的思想和传统思维方式未能被根本动摇。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五四”动动后，才开始有了新的转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被一再积淀和不断强化的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极鲜明的特点[2]。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儒家和道家都强调整体观念。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派主张把内心的道德修养和外在的治国平天下融为一体，而以内圣为外王之本。儒家认为，大学之道可表述为“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5]。”“八条目”对由内圣到外王的途径的具体的具体规定，把内心的道德修养和外在的治国平天下融为一体，而以内圣为外王之本，成为儒家普遍认同的理想诉求。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学术高潮。所谓百家只是形容其多，其实只有九流十家，即儒、道、墨、名、法、阴阳、纵横、兵、农九流和小说家。小说家不入流，但也算一家。故称九流十家，或十家九流。九流中，只有儒、道二流流传到后世，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他七流入汉之后便渐失其传了。入汉之后，儒道即有合流的趋势，儒家最大限度地吸取了道家思想；儒家的很多概念是从道家著作中转化而来的。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个大官场，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基本上以官场为活动中心，一切以权力为中心，一切为权力服务。中国的市场，情场也被严重地官场化。中国人为什么讲“礼”而不讲“理”？“礼”在中国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仪礼，“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5]“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5]。“礼”的另一层意思即是现在人们通常理解的“请客送礼”、礼物人情的“礼”。“公事公办，就是顶着不办”，“办公桌上谈不如饭桌上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导致了中国是世界三大腐败之国之一，如果一味地只怪罪当官的也未必公正客观，中国人的文化决定了中国人的思维。“理”是什么？就是道德、规章制度，法律、契约、原则等。纵观中国古典文化，几乎找不到“真理”。中国人的“理”不与“真”字相连，而是与“天”字相连，谓“天理”。而中国人的“天理”就是“权大一级压死人”，谁最有权谁最有理。“一句顶一万句”。“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存在着某种利益的交换，皆大欢喜。所以国人最讲“感情”，而常常不讲“道理”，如此思维方式可谓心智混乱。

中国不大愿意讲真话，成人讲真话常常被认为是傻冒，儿童讲真话才算是可爱，因为童言无忌。中国人缺乏真信仰精神，而只有对宗教的伪信仰，“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在中国，再大的杀人犯，只要“放下屠刀”便可“立地成佛”；再卑鄙的小人，只要一登上皇帝的宝座，便立即是万民景仰崇拜的圣君。中国人没有摩西十诫，根本没有人胆敢对极权者进行任何道德评判。中国人为了成功，从来可以不择手段，所谓“成者王，败者寇”的思维方式，鸿门宴，项羽动了真心，放走了刘邦，后来二人立约，平分天下，项羽相信刘邦。约成后项羽领兵归彭城，刘邦却趁其不备追杀于后。中国人不讲“理”，其实质是讲逻辑。中国人吃了亏不愿打官司，在法制不够健全的社会，打官司其实质是打“关系”普通老百姓没有过硬关系，靠什么来打，自古至今都是如此。“官府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钱”就是“礼”。现在中国讲以法治国，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依法行使权利等是与其说思维方式或在变；不如说是思想观念在变，从一定程度上讲、思想观念、文化制度决定着人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反过来影响人的思想观念。

中国人重做人而不重做事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大特点。也是传统中国思维方式的一个怪圈。儒家的全部学问即在做人。从孔夫子的“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到孝悌为本，到“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到”四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到“三纲五常”、“有天理、天人欲”，所有这一切，全都是教人做人，做一个符合自己身份的人。中国人最爱讲面子，而“面子”里含有太多的虚情假意，即使知道了底细、也碍于情面，谁也不会去揭穿或纠正，心照不宣。传统中国人出乎做人的需要，讲假话、大话、装腔做势，不讲假话、办不成大事，实在丑陋，“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反映中国官场上人的思维方式。前不久，有报纸报道一位镇党委副书记拒绝在虚报材料签字被打成伤、而镇党委书记居然认为受伤者太固执，实在不可理喻。儒学教人做人，有不少观点是教人做伪君子。“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真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者”是高尚者，极少者，因为“微斯人，吾于谁归？”，“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者，也是“曲高和寡”。

中国人重做人不重做事，最典型的说法莫过于“君子动口不动手”。中国人重视学习做人，然而人们发现，中国人越重视做人，中国人反而越难做人，而且还发现，越重视做人越做得不像人，真正率性而活的人太少，为什么？因为儒家主张人性本善，把善定为克己，礼让、孝悌、忠恕。在中国人眼里，除非是帝王者，否则只有尊者，极权者，圣人，名人，总是好像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中国人作报告，讲工作中的成就，总是归功于上级领导的英明领导，自己好像没有头脑，在足球赛罚点球时，中国队员不像西方人争着踢，而是互相推让，好像自己是干饭的；中国人写信封上的地址、姓名与英文的大小顺序恰恰相反。可常常又有这样情况发生。一个发明创造申请专利，一篇文章、一本书要发展署名时，真正的发明者，创作者又发难了，因为功利对自己太重要了。谁不知道“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但毕竟权力所带来的利益的诱惑力量在得多。冒一点风险也值得，有一种思维存在，风险越大，利润越高，还有一种心态市场“兔子跟着月亮走，走的比看的强”。

要改变中国人重做人而不重做事的陋习，关键在于把权力的价值从人生价值中心的位置上排挤下来，而代之以真正的信仰和情感价值。

中国人心智混乱是中国人的一种特点，但并不等于是中国人所特有，也并不是每一个中国人具备这种特点。我们知道，汉语的名词没有形态度化的。完全没有“性”和“格”。汉语的形容词没有比较级。汉语的动词不爱“语态”、“语气”、“时态”、“数”和“人称”的任何限制。在名词、形容词、动词之间没有太多的区别，因为任何一个汉字都可以不加选择地用作（或不用作，一些词性，且毫无任何问题）。我们并不是说汉语不能表达人类的思想、也不是说人类的许多思想很难或无法用汉语表达清楚。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一种语言，具有这种结构的语言，会导致“心智混乱”，“思维不清晰”。人们交谈时常用模糊语言、模糊概念，有时弄不清他究竟在说什么。汉语的动词没有时态变化，没有准确的时间和地点标识，这个事实无法澄清一个与生俱来的混沌的感觉。在中国“试图弄明白事情原因的人是不快乐的。”心智混乱有一个重要标，一个普通人无法不走样地把一个想法告知别人。叫某甲去告诉某乙，以便让某丙约束好自己的行为，这在中国是普遍现象，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是这样，上面的政策下面不走样几乎是不存在的，中国哲学有一个重要命题，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本身是不争的真理，但问题，中国人的思维常常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中国传统的理论思维方式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的一个方面，是在古代哲学、政治、文化、科学活动中，隐藏在背后起作用的因素。它的特质及其命运，只有透过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各层面及其变化才能被理解”[6]。在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强的应变能力，对外来的异质文化也有较强的融合能力，尤其是对佛教文化的吸收与融合就表明这一点。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角度看，这种融合同化过程却有明显的排异性。融合首先是选择，对佛教文化的融合与同化，是以中国的儒道传统为本体进行选择和过滤的结果。事实上，佛教文化中也只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近相通的部分才被吸收，而更多的异质因素则被排除。这种排异性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它包括传统思维方式的稳定性和独特性的表现，但同时也日益强化着它的封闭性和保守性。中国古代思想家习惯于用人道直接推断天道。由天道直接规范人道，把日常人伦与形而上学直接结合。用形而上学思辩取代对具体事物的研究，这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共同特点。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论与人们的日常人伦关系密切相关，对思维结构的影响是很深刻的，甚至直到现在人们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理解中也还常常出现的影子。

四．中国传统文化造就了中国思维方法的独特性

中国传统思维注重“统一”，西方强调“对立”。中国传统哲学讲“阴阳一体”，虽不否认对立，但比较强调“统一”，所谓“和为贵”，“冤家宜解不宜结”；与之相反，西方哲学讲“神凡两分”，上帝管上帝，恺撤管恺撤，虽不否认统一，但比较重视对立。

作为强调“天人合一”与“和谐”的中国文化，其思维方法趋于寻求对立面的统一，长于综合而短于分析。“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三个基本命题。与中国传统哲学不同，欧洲哲学较多强调对立面的冲突与斗争。通常把“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物质与精神、社会与自然、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等，对立起来。因而在艺术审美中多以悲剧见长，它把统一的世界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物质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在统一的世界图景中，西方人注意发现内在的差别和对立，并对物质和精神两个领域分别作深入的探讨，充分展现世界的多层次性和矛盾性。这种“一切之两分”的分离式的认识方法，我们称之为“具体”或“机械”的世界观或思维方法。

西方哲学是寻求世界的对立的重大课题“非此即彼”的推理判断成了西方哲学家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由此引发的“线性思维”和“线性推理”的观念。探寻世界的统一性，是中国哲学的本色，“亦此亦彼”就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维习惯。

五．传统思维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不同民族的文化造就不同民族的思维方法，而思维方法不同对文化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如此所述。文化的含义包括一定时期社会的物质层面的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

由于中国和西方的思维方法不同，所以科学技术也具有不同的面貌和风格，比如医学，中医理论根据阴阳五行说，把人体看作一个有机整体，对病症进行“辩证施治”。中医的脏腑理论，主要是功能整体，并非解剖不意义上的器官实体，尽管它与器官实体又有联系。它重视的是功能之间的联系，不是某些器官的实体状况。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中医理论与西医根据人体九大系统的生理结构来解释病理现象大相径庭。从观念看，中医学反映的是有机的思维观念，西医学反映的是机械的思维。建筑是人化自然的产物，是所谓“凝固的音乐”，不同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在建筑上打下了自己的印记。中西古代建筑具有典型的民族特色和风格。秦始皇的骊山陵墓，复压三百里的阿房宫，唐都城长安，明清故宫，达运河等是和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的中央专制政体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建筑就是大一统封建集权的意识观念的缩影[2]。

思维方法是民族精神的核心问题，它对民族的心理和性格具有深刻和长久的影响。如在自由观上，西方人多侧重于向外探求，以发展世界、改造世界为获得自由的途径；中国人则向内探求，把追求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协调和谐，个人身心和整个环境相适应，看作是进入自由境界的条件。儒家的“中庸”之道是很典型的，“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人必非之”。庄子得出的人生智慧归结为两条：其一是“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二是“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也就是要善于“钻空子”。庄子指出善名与刑罚都有害于生，所以做好事不要落下善名，做事也不要触犯刑罚，把握好分寸，“缘督以为经”，循着“名”与“刑”之间的空子走，以之为正道，必然游刃有余，左右逢源。在人际关系方面，中国人性格主要表现为内向、含蓄、稳健、习惯于忍让、合作，“和为贵”“和气生财”。中国近代史上一系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除了中国落后这个因素外，民族心理特性也有一定的关联（清朝当政者）；西方人性格张扬、直率、好斗，独立性强、崇高竞争。在文学作品中，西方多以悲剧为结束，中国则倾向“大团圆”。

经济因素无疑对国家政治制度趣根本性的决定作用。但国家政治制度是直接由人确立起来的。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对社会政治制度产生直接的影响。西方哲学有重视矛盾对立的特点，所以古希腊开始，就培植了民主的传统；中国古代哲学注重矛盾统一的特点，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大一统”的思想，这就成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主张人性本善的中国人，绵延几千年的封建皇权为自己造出了一个非常缺乏人道、非常不善的官场化社会；而主张人性本恶的西方人，近500年来竟首先创造出了一个科学、民主、自由，相对而言更富裕、更尊重人道的社会”（黎鸣语）

社会发展到今天，对中国传统思维要有科学对待态度，中国传统思维方法不是一堆垃圾，也不全是宝贝，它取得的巨大成就应给予充分肯定，并加以完善和发扬，而对它存在的不足要有足的自觉的认识，采取“扬弃”的态度。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面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我们的确很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思维习惯和思维方法，研究和学习科学思维方法，倡导良好的思维品质，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否具有创新意识是决定一个民族能否在日趋激烈竞争立于不败之地的决定性因素。

[1] 《现代汉语词典》 1203页

[2] 张华荣主编，《科学思维方法论基础》，海风出版社，2001年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6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1—24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5] 《白话·四书》中的《论语》篇，岳麓出版社，1989年

[6] 汪建，《试析中国古代思维方法》，《哲学研究》，1987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