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高级外交官舍甫琴科，1978年在联合国副秘书长任内，突然宣布叛逃到美国定居。这在当时一下子成了各大国际媒体的头条新闻。人们对他叛逃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女人、酗酒、金钱等等。6年以后，舍甫琴科出版了一本回忆录《与莫斯科决裂》，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不愿继续做一个伪君子。
确实，单从功利的角度来看，是很难给舍甫琴科的“决裂”行动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的。作为苏联“高干系统”的一员，他享有在美国根本不可能享有的广泛的特权：高薪金、高级公寓、莫斯科郊外最好地区的别墅、政府提供的由专门司机驾驶的轿车、火车上的专座和卧室、机场的贵宾待遇、外人不得进入的游览场所和医院、专供他们子女上学的学校以及供应减价出售、数量充足的消费品和食品的商店，等等。
舍氏描述说，苏联的高干阶层“比历史上存在过的所有贵族都更像贵族。当我成为这个阶层的一部分之后，对给予我的奢侈品和特殊优惠感到又惊又喜。” 这个阶层“居住在远离平民百姓的世外桃源之中，和大多数群众之间，在心理上有一座高如中国万里长城的屏障把他们隔开，几乎成了国中之国”，当时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女儿伊米莉亚有一次对他说：“我的父亲住在天上，二十五年来，他从来没有到莫斯科街上去过。他看到的只是车窗外的景色。”还有一点也是很引人注意的：舍氏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时，刚刚43岁，是葛罗米柯的红人，非常有希望在任期结束后出任外交部副部长。
既然生活优裕，前程远大，有什么必要玩这种“危险的俄罗斯轮盘赌”呢？舍氏写到，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正是他的晋级以及随之而来的特权在驱使他变节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1970年，他在刚满40岁时，被葛罗米柯任命为自己的私人政治顾问，开始介入苏联最高层的政治生活，“看到了苏联领导人的真面目，而不是他们希望别人看到的形象”。他惊讶的发现，“苏联领导人并不相信他们向苏联人民灌输的意识形态，也无意把社会主义的价值和原则落到实处，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特权”；“勃列日涅夫和他的一些同僚虽然深知意识形态的重要，但他们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却只了解一些皮毛”。他得出结论说，“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处于一种濒临死亡的状态，不过在克里姆林宫涂成金色的陈旧而寂静的走廊里隐藏着一座博物馆——一座思想的博物馆，肉眼可以看得见，但却像琥珀所包裹着的一只苍蝇一样，已成为化石。”
但苏联的特权阶层正是“一些靠保存这种化石而飞黄腾达的人”，因此，虽然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却还要强迫别人相信。舍氏这样描述这个阶层：“它想把某些东西攫取到手，但却企图把自己描述成正在向这些东西进行斗争；它批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自己却一心一意地追求这种生活方式；它谴责消费主义是庸俗思想的反映，是西方影响毒害的结果，但享有特权者对西方的消费品和物质享受却视为珍宝。”
舍氏认为，这种言行分裂状况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为了保住地位和特权，“我假装信仰我所不信仰的东西，假装把党和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我不但在公开场合，在党的会议上和会见朋友时，笑容可掬，扮演着伪君子的角色，甚至对家里人和我自己也是如此。”“这种生活过了多年之后，我便开始在镜子里看到了杜里安·格雷（英国作家王尔德的长篇小说《杜里安·格雷的画像》的主人公，他因为长期撒谎、作恶多端，其画像变得满脸皱纹，狰狞可怕）的真正的画像。”
舍甫琴科在书中写道：“在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已丧失信念的情况下，却还要每时、每事、每地弄虚作假——这不是人人都能忍受的。被迫这样做就犹如强迫一个虔诚的教徒去和一群咄咄逼人的无神论者居住在一起，这些人不但强迫他摈弃上帝，而且还逼他一口一句脏话辱骂上帝和圣经。”他的同事中有的因酗酒丧命，有的发疯，更多的日益变的麻木和玩世不恭，甚至习惯了这种两面派的生活，而他自己在经过了长时间痛苦的犹豫后决定：与莫斯科决裂！
舍氏在写作这本书时，戈尔巴乔夫还没有担任苏共总书记，但地位已经很显赫。他认为，戈氏所以能够青云直上，在很大程度上纯粹是得益于一个偶然因素：1978年以前，戈氏担任高加索斯塔夫罗波尔州党委第一书记，那里有遐迩闻名的矿泉，是疗养胜地。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苏联领导人定期去那里疗养。“戈尔巴乔夫作为当地的第一书记，有机会和他们多次见面，并且能像俄国人说的那样——卖弄自己。” 舍氏认为，这种选拔干部的方式，也是特权阶层维护自身利益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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