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即是通过考试来选拔录用行政官员，是古代中国奉行的一种制度。中国是科举制的唯一发源地。据史料记载，在中世纪以前，西方所有国家，包括古埃及和古罗马，都没有实行考试制度。在欧洲，“考试”一词要到1612年方首次出现。直到1702年，剑桥三一学院使用试卷考核学生，方开拓了西方考试的先河。而在中国，公元前1115年就有通过考试选拔行政官员的记载了。

    随着历史的发展，东西方交往越来越密切。一批批的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与宗教的同时，也以各种不同语言向欧洲报告古老辽阔的中华帝国的历史和现状，其中当然也包括盛行上千年的科举制度。西方有关中国科举制的最早记载见于葡萄牙人克鲁兹的著述，题为《来自中国行省的报告》，于１５７０年以意大利文出版。此后，越来越多的描述和介绍中国科举制的文章和专著问世。主要有：西班牙贡萨莱斯的《幅员辽阔的伟大王国的历史和现状》，葡萄牙人塞缪尔·珀切斯的《哈克柳伊蒂尤斯遗著》，尼克拉·特里戈尔根的《中国之行》，葡萄牙人曾德昭用意大利文写的《显赫的君主国——中国通史》，英人约翰·尼尤霍夫的《出使鞑靼与中国》，安文思的《中国新史》，迪·阿尔德的《中国概况》，斯当东父子的《英使谒见乾隆记实》、《中国杂评》，以及马礼逊编撰的《汉英辞典》，郭施拉的《中国史略》，麦都思的《中国：现状与前景》，密迪乐的《杂录》、《中国人及其叛乱》，比奥的《论中国教育》，施惠廉的《最古老与最年轻的帝国——中国和美国》等。这些著作从各方面详尽地描述、介绍和赞扬科举考试的规章、科目和内容，如何中举，如何授予学位和封官授爵，以及科举制度对中国政权的影响。许多人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善于利用考试的国家。”美国人麦克多瑙说：“在中国，王位以下的一切政府职位全都向每一位臣民开放……官吏由竞争性考试选拔，其迁谪视忠诚与否而定。”英国人郭施拉在其著作《开放的中国》一书中说：“这一伟大帝国的各项设施中，没有一项能象开科举、从最有才华的青年中选拔政府官员那样，给予其创立者这么大的荣耀……在中国，学而优则仕，人人机会均等…… 这一原则出类拔萃，完全值得其它国家采纳”。

    这些由传教士、旅行者、外交官、商人写成的反映中国科举制度的文章著述，对欧洲知识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些杰出的思想家如伏尔泰、狄德罗、卢梭、魁奈、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威廉·坦普尔、艾迪生．戈德史密斯、爱默生等都曾热情洋溢地评价中国的科举制度。伏尔泰极为赏识“通过层层严格考试的人才能进入……衙门任职”的中国行政机构，认为“人们全然不可能设想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魁奈称道中国科举制堪为教育制度典范，他“对这一制度崇拜得五体投地，并希望在欧洲推行类似的制度”。牛津大学教授纽曼断言，中国科举制是迄今为止存在于东方的无与伦比的优秀制度。西方思想家认为，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之所以能长治久安，实行提拔德才兼备者的科举制度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他们高度赞扬、极力推崇和鼓吹中国的科举制，企图将其引进西方，改革西方的教育和行政制度。曾侨居中国的英国人罗伯特·英格尔斯预言道：“中国人首创的这一原则…… 或许将来某一天，完全象火药和印刷术一样，在国家制度，甚至是欧洲的国家制度中，引起另一次伟大的变革。”

     有识之士对中国科举制的推荐，在西方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要求向中国学习，实行公开竞争，通过考试择优录用文职官员的呼声越来越高，终于形成一股浪潮，彻底冲涤改革了西方各国授官赐爵时任人唯亲、滥用职权的现状。１７９１年，法国于第一次大革命期间开始实行官方文职考试。１８００年，德国也实行文官考试制度。１８３８年，英国伦敦议会确认，中国的科举制是“值得仿效的”。１８７０年，英国枢密院规定，凡进入行政机构工作者都必须经过竞争性考试。１８８３年，美国国会通过行政改革议案，实行文官考试制度。尔后，西方各国都步法、德、英、美等国后尘，以中国科举制为蓝本，建立起适合本国国情的通过考试选拔公职官员的制度，并将其运用于其在东方的殖民地，从而使这源于中华的古老文明普及到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