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恩荣撰文指出，有愈来愈多的专家学者质疑中国外资和外贸的效率及品质，并担心中国过度依赖外资，出现本土工业沦为外资附庸的“拉丁美洲化现象”。

今年三月“两会”期间，中国人大代表刘庆峰曾指出，中国生产全球百分之七十的DVD光碟机，每台出口售价三十二美元，交给外国人专利费十八美元，成本十三美元，只能赚取一美元的利润。一台售价七十九美元的MP3，国外要拿走四十五美元专利费，制造成本要三十二点五美元，中国企业获得的纯利只有一点五美元。

宋恩荣指出，过去南韩及日本都能凭藉国内市场，透过购买外国专利发展出自己的技术及品牌，中国目前汽车市场的规模远超当年的南韩及日本，理应有能力发展自己的品牌及技术，可是外资产品已占中国汽车市场百分之九十以上，本地品牌的生存空间迅速下降。

宋恩荣研究中国劳动密集的加工出口，结果可谓触目惊心。这些加工出口如成衣、纺织、玩具、运动鞋等并不包含高科技。当年香港和台湾的中小企业都能生产和出口这些产品，并不需要依赖外资。80年代中期，外资企业占香港出口只有百分之十六，占台湾出口只有百分之十八。

反观中国大陆，外资企业占中国出口的金额由1985年的百分之一，急升至2004年的百分之五十七。

他指出，中国所以高度依赖外资，并非是“国际资本剥削”的结果，而是因为中国优待外资，却限制及歧视本地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南韩同样面对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却能够发展出自己的技术和品牌。中国副科技部长尚勇曾慨叹，南韩科技起步比中国晚十年，而如今韩国却遥遥领先。甚至连印度，在本土科技和品牌的成就，亦已超越中国。

宋恩荣认为，中国的科技“大国梦”所以“陷落在世界工厂的泥沼中”，其实与中国计划体制有莫大关系。中国计划体制以“成功指标”奖励地方官员引进外资及外国技术，结果是鼓励重量不重质的短期行为。地方官员只要达到指标，外资年年增长，几年便飞黄腾达，哪里会搞风险高及回本期长的科技创新。

中国地方政府一窝蜂地吸引外资，许多外资可享受“超国民待遇”，甚至免费大幅批土地给外商。在人烟稠密的珠江三角和长江三角，土地的社会成本十分高昂，免费批地给外商这种赤裸裸的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是计划体制的结果。

他并指出，因为中国计划体制的束缚，中国科技自主创新的道路，将会十分曲折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