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的华东师大校门）

学校复课后不久，外语系那个极左派组织《万山红遍》的头头陈剑平曾经带了一队人，去到当年林彪老婆在江苏太仓洪泾蹲点树立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标兵单位”，搞“教育革命”。期间青年女教师金亚男，因请假到上海作孕期检查后未能按规定时间及时返回，受到陈剑平主持的“批斗”。陈口头上批她“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因为她比较注重衣装打扮。实际上金对于大是大非有自己的看法，只是不轻易表露而已。陈在心底里始终没有忘记，金曾经说过“受迫害的群众要造反，受排挤的干部要掌权”，无意中为路瘦竹他们提供了纲领性口号。他因此始终怀恨在心，但这次批判她时并没有提及，因为他不想“抬举”她。金亚男终因忍受不了此屈辱而服农药自杀，体内小生命同时夭折。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人命案司空见惯，像路瘦竹这样的打抱不平者都已经被打下去，自然再也没有人去追究。

1969年10月18日 ，因中苏关系紧张，林彪发布“第一号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离开北京到外地，很多机构也以“斗批改”、办“五七”干校和试验农场等名义，分散到农村及有关“战备疏散点”。接着，师大外语系全体师生去上海郊区马陆公社。

次年年初传达上面《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全系布置“一打三反”，“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以“清除隐患”；系里再一次动员师生“狠批《战险峰》极‘左’思潮”，公开号召“揪出《战险峰》反革命集团坏头头路瘦竹”。接着对路和钱瑾嬅第二次进行隔离审查，同时对其他《战险峰》成员或同情者办“学习班”，逼迫他们揭发《战险峰》“内幕”，并“交代自己的问题”，与他们“划清界线”。

事实上，自黄山返校后路瘦竹确实对学校、上海文革形势很不满，常与那位文革初期受围攻的党员教师朱宜生私下议论、质疑张春桥等人在上海的所作所为。

据后来批“四人帮”时有关人员揭发，当时根据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徐景贤的指示：“对炮打张春桥的人必须搞出他们攻击毛主席的三反言论来，不搞出这样的三反言论，他们将来是要翻案的。”虽然路瘦竹他们并没有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只是私下有所议论，但为了把他们彻底打垮，四人帮的追随者们拼命挖掘所谓“恶毒攻击”的“三反言论”、“防扩散材料”（指所谓攻击毛等上层领导的言论）。

于是，路等私下议论“有些人明明处处违背毛主席的指示，但‘万岁’的口号喊得特别响，这是为了向人表白他是‘最最革命’的”；“每次大会都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写在会标上，但实际上是否真的‘高举’了还是个问题”；“我们敬仰毛主席，是因为他的思想符合人民的利益，并不是对他的个人崇拜”；还有他们私下对于“形式主义”崇拜仪式、以及对江青与毛泽东等人的关系并无恶意的议论，这些都被拿来作为“恶毒攻击”的“防扩散材料”，虚虚实实地用来吓唬群众，以彻底孤立路瘦竹他们，然后将他们整死。

在隔离审查中，他们不能随便走动、互相接触，时时有人监视，整整半年不得休假回家。到了夏天钱瑾嬅仍穿着冬衣、晚上睡觉没有帐子、席子，乡下蚊虫多，他们不管。后来有同事看不过去，才报告系领导后代购了蚊帐。

这一次他们完全被作为阶级敌人对待，被勒令交代“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言论、有行动的反革命阴谋活动”。训话者包括工宣队长兼系革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前总支副书记、运动初期资反路线主要执行者、当时已结合进系革会和党核心小组的黄梅霞；还有极左分子、两条人命的直接责任者陈剑平等。

在这次对路、钱他们的整肃中，除了对他们的“问题”直接提上“反革命”之纲以外，最有戏剧性的是关于“三件密信”的事。原来在下乡来以前，钱瑾嬅与其他很多青年教师一起参加市里布置和组织的清理档案工作，平时住在复旦集体宿舍，而路瘦竹没有参加清档，仍单独住在师大教师宿舍，因此有时他们两人有书信来往。所以对他们审查一开始，就要他们交出所谓“三件密信”，企图从中找出攻击“三红”的重磅证据。

那晚，黄梅霞一提到“密信”，钱瑾嬅就到厕所将身边的信件塞到穿在身上的棉裤裆里。果然一出厕所黄就要搜身，但是搜到近私密处，黄毕竟不敢摸下去。钱也不敢大意，就利用睡在叠叠床上铺的有利条件，将信件取出，塞进茅草屋顶，不露任何痕迹。第二天恰逢雨天，她就趁着出工下田的机会，在脚上的橡胶套鞋里灌上水，再将信件浸泡在脚底下的水里。待时间久了以后，信纸已经腐烂，她又将鞋中纸浆倒入水沟，一下子就被流水冲走了。

还有一点让路、钱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在他们低着头站在一个班一个班的学生面前轮流接受批判时，他们常常听到说他们是“鱼恋鱼，虾恋虾，乌龟爱王八”。后来结案后，他们私下议论说，虽然是骂人的话，侮辱人，但寓意倒没有什么错：这不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另一种说法吗？

路瘦竹想到，三年前他第一次受审查迫害的时候，成士龙曾为他担心到疯疯癫癫的地步，这一次不知他又会紧张得成什么样子了。

对路的迫害还连累到他的养父母。那天炎日逼人，养母黎锦云在自留地里干活，想到儿子正在学校被整受罪，忧心忡忡，忽然传来路瘦竹叫“妈”的喊声，但是她抬头一看，四下无人，原来是思子心切，产生了幻听。

过了一会儿，她停下手中的活歇口气的时候，却看到远远的三个陌生人影，从北边向着路家圩走来，他们是两女一男，城里人模样。她心里嘀咕着会不会与儿子有关，于是无心再在地里待下去，而且已经过了午饭时分，干脆收工回家看看。

等她抄近路从宅子后方到家的时候，果然看到这三人从前门进入她家庭院，原来是媳妇钱瑾嬅带着学校里一个同事和一个学生。那个男的教师首先开口，自我介绍名叫“皇甫绅”，说是奉领导之命前来索取路瘦竹留在家里的所有书写的东西。黎锦云看得出来，媳妇也是被看管着，那个女学生就是看管钱瑾嬅的。于是她就从老式大床的床脚抽斗中取出一个小笔记本和一小叠写着字的零星纸张，说“就是这些了，他没有别的东西了。”

皇甫绅接过这些材料，粗粗翻看了一下，问道“没有信件之类的东西吗？”黎锦云回答“他的东西都在这儿了，我不知道那些是什么。”皇甫装模作样地内外扫视了一番，就将材料放进自己的公事包，再也没有说什么。

黎锦云看到媳妇并不愁眉苦脸，两个来人都很和气，心里稍稍宽松了一些，就问他们吃了午饭没有，他们回答说在黃渡镇上吃过了。皇甫又问路瘦竹的父亲不在家吗？黎锦云说他受生产队派遣出差了。皇甫又说，领导上关照请他尽早去学校一次，劝劝路瘦竹尽快把问题说清楚，还说只要主动配合搞清问题就可以宽大处理。果然，只隔了一天，年已六旬的白发老人路惠农就匆匆来到学校对路瘦竹重复了一遍上面的劝降“政策”。这前后，路家圩和附近的村落都传开了“瘦竹要坐牢了”的可怕信息。

最后他们给路下的结论是：“属于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撤销系革会委员职务。钱瑾嬅属“人民内部矛盾”。那位不是《战险峰》成员的党员教师朱宜生因为曾与路接触频繁，也受牵连而被开除党籍。

以后系里每次对新生进行“路线教育”，都把他们作为“反面教员”提及。一些同事很久不敢跟他们打招呼，多说话，不敢串门。他们一不小心，就会遭到批判。路被调出外语系，转入从事中学教师进修培训的“中教组”。这以后多年，他常做噩梦，梦到遭受围攻、被迫与人“辩论”“抗争”。

对路、钱他们的斗批实际是作为文革运动“斗、批、改”阶段任务的一部分。这项任务还包括对文革初期被抛出批斗的大批中老年教师的重新审查（这正应了瘦竹本家路福根的预言），这花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内查外调，结果没有发现任何新的问题。至于路瘦竹不敢“解放”的那位对毛思想有所议论的英国文学教授，和那位“自己解放自己”的“苏修特务”嫌疑人梁某，对他们最终下了什么结论，谁都不得而知，似乎都不了了之。反正他们后来都重新恢复了教职。那位英国文学教授继续给青年教师授课进修英美文学。俄语教师梁某则曾经热衷于研究机器翻译，还曾数次登门拜访路瘦竹，希望得到他的合作，不过路对此提供不了任何帮助。

如果没有把四人帮拉下台，这些从解放前过来的旧知识分子，再加上像路、钱他们那样的一些新知识分子，将是下一轮知识分子整肃运动中的“老运动员”，可以再一次抛他们的档案，再一次将他们抛出批斗，再一次内查外调，再一次……永无止境。

从1967年底到1970年底，外语系清队、整党、一打三反案件统计（根据原总支负责人、后核心小组成员黄梅霞于1985年1月23日整党大会上供认）：教职工专案共41件，学生专案20；非正常死亡6名，其中学生3名，教师3名。

“十年来，全校因反对四人帮被审查的共达250多人。”（据后来1977年5月17日党委负责人传达市级干部揭批四人帮大会时所说。）其中有一位名王申酉，原华东师大物理系学生，因在日记中表达与毛泽东和四人帮不同的政见，在四人帮下台后仍于1977年4月27日被上海当局判处死刑，未经辩护，立即执行，时年三十一岁。直到1981年4月3日，上海市委才召开了为王申酉平反大会。人都没了，平反何用？！

（选自美籍学者陆寿筠先生的自传体纪实小说《我的路》，该书对于理解起伏跌宕的中国近代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陆先生代表作《道法社会主义：二十一世纪人类意识形态革命》，购买可加微信zhai2005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