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夏天，路瘦竹、钱瑾嬅与其他几位青年教师，随一个班20名学生，组成一个小分队，由女英语教师、教工团支部书记左某带队，路瘦竹以“犯错误头头”之身也作为小分队领导成员之一，赴皖南黄山脚下山区农村，进行“开门办学”探索，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没有上过一次英语课。 在那里，路、钱和一个学生每天在同一个农民家用餐。两人每天又在同一块梯田里劳动，以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天天厮磨在一起。因此，他们终于有机会互相交流一下各自以前的身世。如果不是如此空前绝后的政治风云将他们卷进了同一个漩涡，他们迴然不同的出身背景所由导出的人生轨迹本来是不可能相交的，因此是很少机会能走得如此相近的。 通过时断时续的交谈，钱瑾嬅对于路瘦竹苦难的童年和独特的求学经历终于有所了解，那是她比较优越的家庭环境不可能让她想象得到的。这也让她对于她所看到的路瘦竹的言行举止的方方面面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在路瘦竹方面，他只是从小说和电影中读到或看到过、但从未亲眼看到过或从过来人那儿听到过富人家的生活景象，因此从钱瑾嬅口中听到的、她家族内的种种情事，对他来说还是相当新鲜的。 钱瑾嬅的祖上是从安徽贩卖布匹来到上海，生意做大后在上海落脚，娶妻生子，代代相传，到她父亲这一代已经是第五代了。 解放以前，传统的家族宗法关系还相当盛行。不但在乡下如此，即使在大城市，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族，往往是一个家族聚居一处，四代同堂，长辈长子长兄当家。 钱瑾嬅的父亲钱德昌在他们这个大家族内就是长房长子。在一家洋行做完学徒以后，他自己开了一家上海最早的茶行和茶厂，向西洋出口中国绿茶，从英国进口红茶。到解放的时候已有相当规模。解放前夕，同族内其它几个大户都将他们的企业和家庭全部撤到香港，但钱德昌的父母弟妹都留下了。 钱德昌不但做生意在行，而且待人接物既有原则，又有办法。作为大家族的长子长兄，他的弟妹和所有晚辈都在他的照护之下。从父母之赡养送终到下一代之成家立业，他无所不管。而且由于他办事公道不偏私，又很能干，所以在族内很有威望。 钱德昌的父亲，也就是钱瑾嬅的祖父，年轻时也是经商办厂的，积聚了相当的资财。但后半生染上了鸦片烟瘾，从此退隐家中，而把家产全部交给了长子钱德昌管理，包括他们父子两人合资购置的两栋楼房，分别位于静安区和黄浦区。她祖父母都早已在上一世纪四十年代先后过世。 钱瑾嬅还着重描述了她的一个姑妈，也就是钱德昌的妹子钱霄瑚。这位姑妈身材高大，不算俊秀苗条，但长得端庄而优雅，整天挂着一张讨人喜欢的笑脸。因此，她受着父母也就是钱瑾嬅的祖父母特殊的宠爱，与其夫婿杜游鹇及子女住在其父兄的屋子里，吃在父母的饭锅里，日常生活有父母雇佣的人侍候。因此夫妇二人不用为自己的衣食住行付出心思和劳作，实际上依附着这个大家族享受着不劳而获的舒适生活。但他们却不顾亲情、不近人情地时时摆出与其长兄钱德昌这个“剥削阶级”小家庭划清界线的姿态。当前面说过的钱瑾嬅父母被附近中学的流氓学生赶出静安区住房、不得不来到黄浦区的这幢楼房时，钱霄瑚所住的二楼大套间虽有多余空间但不愿接纳，而将其兄嫂拒之门外。 此楼也是由其长兄钱德昌与其父合资购置、并由这位长兄管理的。在二楼和底楼之间的楼梯边有一个“亭子间”，当时被附近学校的“红卫兵”贴了封条，但事后无人过问。于是钱德昌的一个当中学教师的侄子冒着风险撕了封条，让两个老人住了进去。但他们没有厨房，只能在楼底通向楼外的过道上用煤球炉做饭，在旁边的浴室内放一个小方桌用餐（这种老式楼房在当时是没有厕所的，都用木马桶）。 而且钱瑾嬅说她姑妈及其小女儿杜佩娥对待她们口中的‘下人’非常苛刻地虐待，用餐时她们总是故意将红烧肉之类的荤菜吃光，除了一两片菜叶和汤水，从不留一丁点儿给佣人，结果最受老祖父溺爱的杜佩娥虽然在同辈中年龄最小却最早离世，死于一种难以启齿告人的恶病。钱瑾嬅说这是上天对于贪婪的报应。对于这样的苛待佣人，钱瑾嬅的父母非常反感，他们私底下称钱霄瑚为“笑面虎”。 母女俩苛待下人一事多次受到大女儿杜佩璋的批评，她们还为此争吵过。此事后来尤其让钱霄瑚的一个孙女长大懂事后感到纠结。此孙女的父母在北京生下她以后不久就把她送到上海祖父母杜游鹇、钱霄瑚家，住了五、六年才回北京。因此这个大故事的主人公路瘦竹，也就是她的表姨夫，曾经几乎天天看到她胖嘟嘟的脸袋。数十年后，当她在路的回忆录中读到这母女俩虐待佣人一事时，还为其祖母和小姨辩解说她们对佣人是很宽厚的。为此，她还特地多方了解，结果证明虐待确有其事，让她大失所望，因为祖母的形象在她的记忆中曾经是多么慈祥可亲。在路这方面，他完全理解侄女对于老人的感情，而且钱瑾嬅的这位姑母也确有她的优点，最突出的是她家所有人的内衣便服都是她在缝纫机上踩出来的。因此，他将那个让其孙女感到难堪的啃老、辱下情节从回忆录中删去了。可是不久这位侄女单方面断绝了与路瘦竹、钱瑾嬅的联系，不再回应他们的任何信息，让他们感到非常遗憾和内疚。也许这位侄女是为了忠于史实、也为了不让路瘦竹为难，宁愿撇下一己的私人感情、以便放手让他直言吧？ 回到钱瑾嬅与路瘦竹的交流，钱说到她自己小时候犯错以及她母亲如何教育她的故事。当时她四岁，在族内一个长辈家里玩的时候，在一个抽斗内发现了一大堆红红绿绿的玩具“珠宝”。她见了喜爱万分，就将珠宝全部取出，放在自己的裙兜里，偷偷拿回家来。后来她母亲发现了，就要她立即放回去。从此以后，她母亲就常常对她提及此事，批评她不该拿别人家的东西，直到她十四岁。那天她被说得满脸通红，感到无地自容，就求母亲不要再说了，并保证不会再拿人家的东西。从此她母亲再也不提此事。 钱瑾嬅接受了这个教训，在此后的人生中恪守为人准则，取得了父母的信任，日后并忍辱负重，担当起小家和家族事务的管理重任。而钱瑾嬅唯一的哥哥由于被重男轻女的传统习惯所溺爱，反而懦弱无能，结婚后被贪婪刁毒、心理阴暗的妻子臧萌花所挟持，在家庭事务中没有一点实际发言权，只是充当这个刁女恶妇的门面，时时处处欺压两个老人和钱瑾嬅，在数十年后反而丧失了父母的信任。 钱瑾嬅说她每次为母亲代购物品后，总是将零钱归还，而她哥哥代母亲购物后，从不归还零钱。当她母亲数次在她面前数落儿子的这一毛病时，钱在心中对母亲产生了疑问：“那么你为什么不当场教育儿子、索回零钱呢？”但是她从没将疑问说出口。 路瘦竹听到这里，感到对她们母女两人都不可理解。但仔细一琢磨，就想到这或许反映了她们从旧社会感染得来的男尊女卑习惯势力吧：男丁是未来的一家之长，女辈们多少有点退避三舍，生怕有所冒犯。不过在路家和乡下农村的一般家庭里很少看到这种习惯势力的表现。钱的一席话也让路感到增加了见识。 在黄山脚下的日子里，虽然由于他们是犯了错误来接受教育改造的，所以除了聊聊家常之外，很少能在众目睽睽之下交谈别的什么，但连续的近距离相处却增添了令他们心心相惜的环境条件，给彼此受了惊吓的孤独心灵以莫大的慰藉。 在娇小的钱瑾嬅眼里，路瘦竹身材高大，让人不敢仰视。他梳着与一般男人无异的偏分头，常穿一件绿色束腰扣袖春秋衫，显得年轻潇洒，很引人注意。但脚上总是穿着一双棕色塑料网眼凉鞋，在天气不冷的季节从不穿袜子，又让人感到他不善装束。他身体不很壮实，但总是神采奕奕。容貌虽不惊人，但还过得去。两颊虽瘦，但线条和顺。眼珠不够亮，但又高又寬的额头稍稍前突，泛出微光，让人感到那白皙的淡黄肤色后面深藏着源源不断的智慧。 而在路瘦竹看来，钱的娇小匀称的身材，加上其活泼的性格，却是其可爱之处。她面容谈不上娟秀，但脸上多变的表情，时时生动直露地刻画着她的喜怒哀乐，让人感到坦诚可信，易于接近。 几个月后，就是国庆节。全体人员放假，大家都纷纷或步行或搭车登上黄山之顶，沿着崎岖起伏的山路，领略着高山奇峰、怪石苍松的壮丽风光。 那天，路瘦竹与钱瑾嬅前后脚到达光明顶上，那是几个足球场那么大的一个平顶山峰。他们一前一后地走过这里，眼前从石缝中顶出一棵刚长成而稚嫩的、不大不小的树干，在急速回旋的气流中摇曳、但仍顽强地挺立着。忽然，一阵狂风过后，大雨倾盆而下，将两人从头到脚淋得像落汤鸡，他们不禁打了个寒颤。突然钱被石缝中的杂草绊了一下，几乎摔倒在滑溜溜的石板上。幸好路瘦竹在她背后看到，立即快步上前，一把将她扶住，一时还不敢放手。此时她却趁势转身将路死死抱住。路感觉到了一颗异性的心正不寻常地狂野地颤动着，令他好不尴尬。他只得假装以为是她胆小，于是一边伸出一只大大的手掌，一边说： “别怕，拉住我的手。” 钱瑾嬅巴不得这样，立刻将冰冷的小手塞进他温暖的大掌里，顿时感到血管和心灵的热流同时传遍全身，令她即刻沉醉于退而求其次的满足中。就这样他们走过光明顶，最终来到了北海宾馆，加入到正在烧木柴烤火的旅伴中。 第二天清晨，天还是黑的。大家互相吆喝着急急起床，穿上厚厚的衣装，赶到能最清楚地看到日出的云崖边，数十双眼睛一致投向东方。顷刻间，只见五彩落云海、八方流霞光。接着，当旭日渐渐露出额头、阳光铺展四射之际，突然爆出左某的喊声： “战友们！让我们高举红宝书、高唱《东方红》，东……”于是众人一边随着歌曲节拍挥动小红书、一边接着唱起来： “东方红，太阳升……”唱完后，左又大声说道： “今天我们‘早请示’我建议集体朗诵毛主席描写高山的三首十六字令。大家跟我念---”接着，她从口袋中拿出手电筒，照着语录本中夹着的纸片，开始读起来。众人就跟着她高声朗诵：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最后，左又带领众人高呼：“敬祝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说到左某，钱瑾嬅还有一段更加难忘的经历。那时候钱和左某，还有那个与钱和路一起在另一家农户就餐的女学生，她们三人住在同一个农家的楼上，日夜合用一个木制马桶，因为那里的农家都不用厕所。一般情况下，一天一夜下来马桶就满了。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时，钱瑾嬅主动把马桶从楼上拎到楼下，再到外面倒入粪坑，然后在湍急倾泻的山泉流水中冲洗干净。第二次马桶满了时，钱没有马上去倒，她要看看左某和那个学生会不会主动去倒。 对于左某，钱本来就非常熟悉。对于此类事左一贯见机行事。无论是文革以前还是文革以来，每当学校的“爱国卫生运动”，就是全校大扫除，凡是上面要来检查评比的，她就非常积极，不但自己动手，还总是五吆喝六地大声指挥，指手划脚，期盼着常校长会来到她带头清扫过的宿舍。但在平时，她从不拿一下扫帚，扫一下自己的房间。钱与她多年同室，平时都是钱和其他同室者打扫的。 钱瑾嬅从来不对人提起这些事，更不会说给男同事们听。这次与路常在一起，没有很多事情可交流，就耐不住对路说了，让路非常吃惊。钱还提起一件更加不可思议的“小事”： 有一年，那是在文革前，上海发大水，学校里的水漫过脚踝。到就餐的时候，钱瑾嬅常常主动淌着大水为同室者到食堂打饭，受益者包括左某。但整个洪水期间，当时身为党员和学生团支部书记（当时她们还都是学生）的左某却自始至终坐享其成，一次都没有淌水打过饭，甚至连一点表示都没有。事后有一次她不慎对人泄露心中的秘密说：“那样的大水中到处漂浮着肮脏的垃圾，是有毒的啊！”路不禁大声叹道：“这样的党员团支书真是闻所未闻，无话可说！” “那是文革前，我与她是‘平等’的。但现在不同了，我是有‘罪’之身，她的架子肯定更大了。”钱瑾嬅说。她的预见果然灵验，左和那个学生果然“我自巍然不动”，第二天还是钱瑾嬅把马桶倒了，而且以后就是她一个人做这件事，其他两人始终无动于衷，坐享其成。 一天，钱拎着马桶，一步步走下楼梯。一不小心她的一只脚滑了一下，将一马桶粪浆倒翻了。粪浆通过楼梯缝隙全泼洒在堆积于地面的南瓜上。还好，房主人唤来了他们家养的狗，那只狗稀里哗啦一下子就把南瓜堆上的粪便舔得一干二净。 半年后，路、钱、左等一行人从黄山脚下回到学校。那时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已经进驻，其头头成了各级革委会第一把手。学生已经复课，不过与文革前不同的是，学生不是经过考试选拔，而是由工农兵各单位推荐，经学校审查录取，称为工农兵大学生。路和钱没有资格走上课堂，倒是成了对学生进行路线教育的“反面教员”，他们的名字经常与所谓“极左思潮”连在一起被提起。他们两人私下里议论说“这是贼喊捉贼”。 当然他们也不会被闲着，路被分配参与编教材，在他参与编写的教材里有一句英文的中译文，其中有“一家工厂”这几个字，还受到了这些大学生的责问：“现在还有工厂是属于哪一‘家’的吗？”另外，他还主编了一本供非英语专业学生用的英语语法手册，给全校学生使用。但若干年后，竟然给系工会主席（领导眼中的红人）“稍加修改”作为其晋升教授的根据！ 至于钱瑾嬅，文革前她上课一向生动活泼，深受学生喜爱。她的班级经常是教学改革试点班，多次举行公开课供校内外英语教师观摩。但现在被赶出课堂，只能让她参加备课，撰写教案，给有资格上讲台的左某等“批判参考”，“公然公开窃取他人劳动成果！”钱曾经在路面前私下这样评论，“但如果我去上课，才不会死板地按教案讲课，而要看课上与学生互动的实际情况随机灵活运用，尤其因为这是必须让学生开口的实践课，不是理论课。” 这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的周年纪念日，路与钱两人登记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没有在学校设宴请客，没有很多人送礼道贺。只有原“战险峰”的核心铁杆战友们送了一对铁壳热水瓶，还买了一些糖果在同情者中间分发。时某等闻讯假惺惺地向路讨要喜糖，被路设法敷衍过去了。不过，他养父母在乡下按照习俗请全村乡邻们吃了喜酒，热闹了一天。他堂兄嫂路寿松、姚景芳以及福根父母等族内各家都送了礼钱。他们所想不到的是，日后路、钱两人的生活道路表明，他们的结合是在当时那种非常政治气候下、冥冥之中一种神秘乖戾的力量撮合的结果，完完全全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命运的作弄。 在这之前，潘雯镜一次遇到路瘦竹时，曾经关心地询问了他的近况，还问道： “你现在跟钱瑾嬅在一起，是吗？” 她还告诉路，他们这一届就要毕业，全部上山下乡，她将去云南落户，恐怕再也见不到他了。于是他们师生二人互道珍重，潘还祝福路婚姻生活美满。从此握手一别，两人都难免有点依依不舍。谁会想到多少年后，老天居然又将他们纳入相交的轨道，演绎出一番又一番活剧来。 路、钱结婚以后，平时还是各住学校青年教师集体宿舍，周末住在钱的父母家，有时去乡下看望路的养父母。本来，钱结婚前就在父母所住的楼梯边“亭子间”内的地板上打地铺过夜，因此结婚后只得将楼内族人共用的楼底浴室当作新房，度过周末之夜。每次他们都要等得很晚，估计没有人再会下楼洗澡，才将浴缸板当作床板，边上再放两个长方木凳，两人才勉强躺下。白天在浴室外父母的煤球炉上做饭，也像父母一样在浴室内的小方桌上用餐。 那年年底，在路家宅院，福根遇到瘦竹，在恭喜他新婚的同时，还为他们没有一间新房打抱不平： “你父亲本是楼主人，女儿结婚竟然没有安睡之处，而顶楼上却住着政府房管所塞进来的租客，这太让人不可思议了。” “这栋楼现在是国家的了，原主人和所有族人住客都要交房租的呢！”瘦竹口气平静地解释说。“不知这是中央政策还是地方上的土政策。” “在这个对剥削阶级大冲击的当口，你居然愿意做他们的女婿，而且住到他们家，我真佩服你的勇气。” “像钱德昌这样的工商业者，经过了十多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规规矩矩地成为了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份子，还是剥削阶级吗？我不相信这样的政策能维持长久。倒是不少专门改造别人的当权者反而成了特权剥削分子，比传统剥削阶级还狠毒！如果这些新生的特权分子掌握了国家政权，那么这种善恶颠倒、无法无天也许会长久维持下去。” “你指的是政策还是政策的推行者？” “这两者分得开吗？”瘦竹微笑着问道。 路瘦竹没有向福根明说的是，问题还在于：他们是犯过错误、受过批判的，学校方面借口钱家有私房，因而不给他们与其他教师一样的待遇，拒绝分配给他们学校内部的教工住房。 自那以后，无论是学校假期还是过年，瘦竹再也看不到福根。先是杜佩璋说，他在外贸学院是老三届，毕业分配在东北一个农场劳动锻炼。过了一些时候，又说福根去了香港，这让瘦竹感到很惊奇，因为那时候边境控制是很严的。福根还建议佩璋也申请去香港探亲，因为钱家确有很多族亲在四十年代末将他们的纺织业连同家庭一起搬到了香港，后来成了香港纺织业的龙头。 一年以后，房管所租给路瘦竹、钱瑾嬅一间七个半平方的公房，离开钱父母住处两条弄堂，没有煮饭的地方，也没有卫生间。煮饭还是在钱父母住处的楼下过道上。不久大儿子出世后，他们不能再住学校集体宿舍，只能天天回到这个不到八平方的小家。就这样他们每天穿弄堂奔波过日子，一过就是近十年。 （选自美籍学者陆寿筠先生的自传体纪实小说《我的路》，该书对于理解起伏跌宕的中国近代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陆先生代表作《道法社会主义：二十一世纪人类意识形态革命》，购买可加微信zhai2005071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