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的华东师大校门） 同时，在学校一级，结合原副校长王亚璞组成新的校革会的呼声很高，开始时还得到军宣队的首肯，这大概与王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参加革命以来长时期的军旅生涯，建国后又从事宣传、文化、教育等多领域的领导工作，因此具有相当的资历和经验有关。但是一些表现极左的原保守势力抓住他的一个“历史问题”不放，那就是因为他关于1958年全民炼钢说了一句“豆腐渣钢”而在下一年的“反右倾”运动中受到过批判和处分。当时支持王亚璞的一些学生组成了一个“审王兵团”，还有来自各系的教师组成了与红卫兵相对应的“赤卫军”支持“审王兵团”，外语系“战险峰”的一些骨干分子也参加了。路瘦竹还见过王亚璞本人。王跟路一样瘦长，不过不戴眼镜，气质自然不同。王是身经百炼的老干部，面对着如此尖锐严峻的局面，他的神定气闲给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路感到这是学都学不到的。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王亚璞最终没有被结合。“审王兵团”成员还进了“审王学习班”遭到整肃。那是1967年的11月，学校开始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实际是运动初期整肃大批教师和异己干部的继续。在校一级，支持王亚璞及“审王兵团”的全校性教师造反派组织“赤卫军”被砸，“赤卫军”袖章被强行收缴。在外语系，党总支宣布审查“战险峰”的骨干成员杨颂英。她年龄稍长，被说成有历史问题，但最后不了了之，并未查出任何问题。显然这是对“战险峰”的当头棒喝，是迫害“战险峰”的前兆。从此以后，路瘦竹他们再也不敢接近有历史问题嫌疑的杨颂英。1968年1月15日，张春桥来校视察。2月份系红卫兵就砸了“关心”组，重新对其成员逐一审问、逼供，要他们交代是如何策划向革命小将反攻倒算的。一些学生甚至用棍子打人，被打的有“关心”组的头头，也有一般组员，有男的，也有女的，还扒下长裤只留内裤打屁股的。个别党员教师不但不阻止，而且也参与动手打人。按张的说法，打人是阶级觉悟高的表现。一个月后，全系师生批判“‘战险峰’反动思潮”。为此，系革会开了一次扩大会议，除了革委会成员以外，还让教师和学生党团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和各年级的红卫兵头头列席会议，但没有让路瘦竹出席，虽然他是常委。系革会主任、学生红卫兵头头纪兴华主持会议，他首先带领大家朗读毛语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清理阶级队伍必须扫清思想障碍，击退一小撮阶级敌人借批判资反路线之名进行翻案的逆流，必须批判我们队伍内部有利于阶级敌人翻案的极左思潮。为此，必须发动全系师生来揭发这种形左实右思潮在我们系里的源头和散布者，揭发和批判相关的人和事，目的是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挽救犯了错误的同志。像路瘦竹同志，还有“战险峰”的其他一些骨干分子，虽然他们是老造反，但他们犯了阻碍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错误，要通过批判反动思潮帮助他们认识错误，挽救他们。今天我们开这个扩大会，就是为了请大家来集思广议，看看怎么样将痛击反动思潮的这一仗打好。下面请大家发言。”“首先要揪出投机造反分子路瘦竹，他是阶级敌人翻案逆流的大黑伞”，英语专业二年级红卫兵头头周剑平第一个抢着说。他较矮个子，偏瘦，尖额尖下巴。他就是扒下女教师外裤、用小块木板打她臀部的那个流氓学生。他立即遭到俄语专业四年级红卫兵头头的驳斥：“不能这样说。路老师是全校最早的教师造反派，他批判走资派打击一大片的资反路线，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最坚决。即使在区分资反路线受害者和阶级敌人的问题上可能，我是说可能，不太精准，那也只是工作中的失误，很容易纠正。如果有真正的阶级敌人闹翻案，那也只是闹翻案者的罪孽，而不是路老师的责任。把矛头指向斗争走资派有功的老造反，那才是翻案逆流！”这时，在场的几个学生大声争吵了起来，有的赞同周剑平，有的同意那个俄四学生，前者占多数。教师干部都不出声，只有个别的在私下轻声嘀咕。这时，那个一贯自命为“革命青年教师代表”的厉自强，像程咬金一般从人群中杀将出来，强力地扭动着他那更加单薄的腰板（幸好没有扭断）、挥动着越加清瘦的右臂，还是那样声嘶力竭地狂吼起来：“揪出投机造反分子路瘦竹! 揪出投机造反分子路瘦竹! 揪出投机造反分子路瘦竹!”连吼三声。但见无人响应，他只得心有不甘地闭下嘴来。倒是陈剑平给了他面子、为他接腔，不过只是稍带激动地、带着口吃、轻微地挥着左手开腔了：“路瘦竹同--同志是我们的老-战友，看着他一步步上那些老家伙的当，我们心里一直很-很-很-着急。但是他听不进不同意见，看不清形-形--势，一意孤行。看来不严肃阻止他在错误的路上越-滑越远，就挽救不了他。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我觉得很-痛心。”接着，时某慢条斯理地、表情自然地继续道：“批判极左思潮是张春桥同志來校视察时的指示，而且指明是革命造反派内部的思潮，不是指那些老家伙。至于路瘦竹同志，我们不是要故意打击他。他贫农家庭出身，我们要掌握政策，不能搞无情打击。对‘战险峰’的成员，我们要区别对待。请大家继续发言，说说我们应采取哪些具体措施。”经过七嘴八舌的讨论，最后以系革会的名义决定：路瘦竹“靠边”（暂停系革会职务）接受审查，写书面交代、揭发同伙，然后在全系师生大会上作检讨，接受批判；但不隔离，行动自由。杨颂英、钱瑾嬅也接受审查，要她们交代、揭发，而且被隔离，住进学生宿舍，接受学生监管，并在班级里接受批判、“帮助”。要他们检查、并受批判的内容有：私下议论、同情炮打张春桥；打击革命干部（如时某）、为走资派（路嘉欣、顾亚贞）翻案，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关心”组成员）翻案、是“牛鬼蛇神大黑伞”；反对“三红”（诬蔑新成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继续推行资反路线，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私下议论说“早请示、晚汇报”等是“形式主义”、反对伟大领袖）；反对解放军（不同意军训团成员说：“那些解放前过来的人，给他们戴戴高帽子、游游街，有什么大不了事？”）；借口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攻击革命小将；为反动组织“联司”鸣冤叫屈。这些天，与路瘦竹在集体宿舍合住一间房的原“火把”成员成士龙为瘦竹捏着一把汗，紧张得口中不停地自言自语，嘟囔着“怎么办？”“怎么办？”不知道情况的人准以为他是个精神病患者。最后路瘦竹被撤销系革会“常委”职务，保留为“委员”。其他骨干认错挨批后解除隔离。在对“战险峰”和“关心”组成员、以及那位“自己解放自己”的梁某反攻倒算过程中，审查者不择手段地再次抛档案、“揭老底”。有的受审查者被隔离、抄家、挨打、冻结银行存款、罚站在毛主席像前低头认罪（个别头发稀疏、常戴帽子者还被强行脱掉帽子、侮辱其人格尊严）等等。梁某的妻子（也是外语系俄语教师）受连累也被隔离在学生宿舍，因忍受不了屈辱而跳楼自杀。还有另一位受迫害老年教师在家自缢。同时，整个夏天，校园内常看到、听到各系被整“反动学生”跳楼自杀的消息。那年5月25日，原党委书记兼校长常希萍从学校数学馆三楼阶梯教室窗户坠落下来，被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医院抢救的全部记录显示，他中间苏醒过几次，并一再申明“我不是自杀”。人们一般都认为此事有蹊跷，为他抱不平，因为常希萍一贯生活朴素，为人亲和，平易近人，没有架子。担任师大党委书记期间，无论教师学生，都亲切地称呼他“常校长”。他重视学校卫生工作，全校定期大扫除，他总是亲力亲为，带头拔草清理校园。他的缺点是组织观念超过路线观念，盲目跟从上级，但没有迹象表明他卷入任何拉帮结派、山头权斗。也就是说，虽然他可能犯过错误，但应该没有私敌。无论是上层或是下属，都不会恨他到要置于死地的地步。所以，他的坠楼始终是个谜。（选自美籍学者陆寿筠先生的自传体纪实小说《我的路》，该书对于理解起伏跌宕的中国近代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陆先生代表作《道法社会主义：二十一世纪人类意识形态革命》，购买可加微信zhai2005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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