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社论，号召在夺权中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其中包括革命干部（还有解放军宣传队，后来换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在大联合问题上，外语系学生同属一派，没有明显的反对派。但教师造反派虽然组织上联合为“教工造反队”，以曾是“火把”召集人的章少云为队长，但在如何看待66年8月4日大批教师被游街的斗牛鬼高潮和后来被路瘦竹解放这个问题上，两派对立依然严峻。路瘦竹他们将游斗教师称为“八四事件”，而陈派将此事件称作“八四革命高潮”。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检验着党政干部对两条路线斗争的态度。 

   因此，革命“三结合”究竟结合谁，是赞同陈剑平的极左立场，还是支持路瘦竹的做法。学生红卫兵骨干大多支持陈。待到4月下旬《人民日报》社论号召着重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的时候，双方的解读完全相反：陈派认为路派打击革命小将和革命干部（因为绝大多数红卫兵和干部支持他），保护一小撮牛鬼蛇神，而路派认为打击大批教师是极左，保护的是走资派。 

   那天，路瘦竹的支持者在系乒乓室举行了一场半公开的内部讨论会，议论围绕着“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问题的系内形势和应对之策。第一个发言的是杨颂英，她开门见山地说： 

“我觉得这条打多保少路线不是从文革开始的，它是十七年来在对待群众问题上的极左路线的继续，最典型的是57年的那场反右斗争。那时，不是毛主席要引蛇出洞，而是下面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抓住上面有一两个右派，故意将右派存在的规模夸大十倍百倍，借以将整风的目标从黄、金那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野心家身上转移开，反而打击大批反对这些大小官僚的群众，保护他们自己一小撮……”杨还没有说完，坐在她边上的钱瑾嬅已经感到眼前忽然洞开，似乎看到了一片新的旷野，可以大大探索一番，于是立即插了一句“说得好”。刚好杨已经说完，钱第一次参加路瘦竹他们的活动，也没有更多话要说，于是路瘦竹接着不紧不慢地说道： 

“好极了！过去十七年，经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绝大多数群众，包括知识分子，都拥护社会主义，哪来那么多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即使是知识分子集中的高校，主要矛盾也不是拥护还是反对社会主义，而是世界观可能跟不上社会主义的现实，因而需要改造思想，但毛主席说了，世界观的改造不可以用斗争的办法，而是要用说理的办法。不能让人民自己斗争自己。难道只有知识分子需要改造世界观，工农兵、干部就不需要改造世界观？他们改造世界观也用斗争的办法？那不是把国家搞乱了？所以文化大革命将主要的矛头指向走资派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他们手中有权，不把他们斗下台，国家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的直接危险。对于他们，也要尽量用说理的办法。但是只要他们权力在手，他们不会让你说理，而是要整你，整到你不敢发表反对意见。所以首先必须把他们整下台，然后通过大批判、大辩论跟他们说理。所以只要有走资派在，就必然有形左实右，打击一大片。现在的形左实右就是以前形左实右的继续。所以我同意杨颂英刚才的观点，大家还可以讨论。”路瘦竹说完，大家静默了一会儿。看到钱瑾嬅似乎跃跃欲试又犹豫不决，路就鼓励她，问她是不是有话要说。于是钱瑾嬅点点头，接着发言，语调平和： 

“对！所以我们搞文革就是要把矛头指向干部，指向当权派，不可以指向群众！”这时路瘦竹把目光从钱瑾嬅那里移开，瞥了一下地上，两眉间隐约的皱纹现了一下，又扫视了一下所有在场的人，看到偶尔在场的女俄语教师金亚男轻轻地摇着头、好像有话要说，就问她： 

“金亚男，你想说点什么吗？请说。”金亚男人如其名，脾气倔强，又很直爽，像个男孩子。其实平时她并不是一个活跃分子，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比较注意自己衣着打扮、对公共事务不太关注的富家小姐。她参加这样的活动似属偶然。想不到路遥注意到了她，她也就不得不回应： 

“我觉得刚才钱瑾嬅这样说不符合上面的精神。根据我的理解，上面认为，干部和群众中都有好人和坏人。而坏人的错或罪要分清两种不同的性质，一种是有意识地为了维护个人利益而做了错事坏事，一种是不自觉的看不清是非而做错事，甚至犯罪。不论是不是干部，有错都要批评，有罪都要惩罚。但干部因为有支配群众的权力，做对做错影响大局，所以这次文革重点是整走资派。走资派当然首先是干部，但干部不都是走资派，也有干部是受走资派排挤、迫害的，而且走资派的主要克星、对立面也是存在于干部中。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支持受迫害的群众起来造反，还要让受排挤的干部站起来掌权。” 

想不到金亚男的这一席话后来在对立派口中成了路瘦竹他们的“纲领”而受到批判。其实，只要不把是否“走资”这个关键故意隐去，这个纲领不但不是极左，而是击中了黄、金、陈他们形左实右的要害。 

这时候，来到乒乓室旁听的人越来越多。路瘦竹他们的支持者和同情者本来就很多，占外语系所有教职员工的至少三分之二，所以大多数人都只能站着，否则根本挤不下。只有原先的十几个人坐着。这时，有人插嘴说： 

“我看，上面的精神不见得是像金亚男说的。到最后挨整的说不定还是一开始被整的那些人，再加上为他们说话的人，只是时候未到。” 

接着有人要他大声说，然后别的人替他大声重复了一遍。这时杨颂英站起来，将座位让给身后一位老年教师，略胖的腰肢微微地扭动了一下，回应说： 

“我们要根据中央文件‘十六条’说话，不能瞎说。我认为，这里边有两个概念最重要，一个是‘走资’，一个是‘当权’。走资不仅涉及干部，也涉及群众，涉及每一个人。你的言行是有利于社会主义还是有利于资本主义？每个人都存在这个问题。如果是有利于资本主义，那就是犯错甚至犯罪。不过假如当权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那么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就会给犯错者进行说理的批评教育，或者对犯罪者或严重对抗批评者先惩罚再教育。但如果当权的也走资，那么问题就严重得多，就会在全局上助长资本主义歪风到处泛滥，直接威胁国家命运。这就涉及第二个概念‘当权’，明确既走资又当权的才是斗争的重点，必须先要把他们斗下台，才有条件跟他们说理。如果不这样做，当走资的当权派在上层占了上风，就来不及了，再搞文革也斗不过他们了。现在有毛主席在，就还有希望。” 

杨刚说完，一阵掌声从会场中央向全乒乓室扩散开来。不过有两三个旁听的学生干部没有拍手，而是脸色难看地离开了。其中一个是名叫周剑平的、英语专业二年级的红卫兵头头，就是他曾经用厕所里的脏纸篓打过原系主任路嘉欣，硬将纸篓扣在路的头上。接着，路瘦竹问大家： 

“那么，我们系里的资反路线究竟表现在哪里？究竟应该以哪一件或哪几件事、以一个干部对哪些事的认识来衡量他是不是坚持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了？”接着是一片沉默，没有人发声。看来会是开不下去了，而且已经快到午饭时间，于是路只得宣布请大家继续思考，暂时休会。 

待大家散去，只留下路、杨、钱和还有六、七个他们的铁杆支持者以后，杨又轻微地扭了一下腰，几乎无人能察觉，她非常激动地说道： 

“昨天是我们这里八四事件一周年，市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也是八月四日！我们前些天说起的上柴“联司”和全市规模的“支联站”被砸了，据说武斗场面惊心动魄。”（“上柴”是指“上海柴油机厂”，“联司”指造反派“联合司令部”。） 

“有没有死人？”钱问道。 

“不知道。据说王洪文的工总司出动了十万大军砸“联司”，打得非常惨烈。两方面什么‘武器’都用上了，弹弓、铁矛，砖块，水龙，硫酸……还拍了电影……据说毛正好在上海，还看了电影……”说完后她对着较远处的钱眨了眨眼。 

“那说明他老人家支持喽？”不知谁插了一句。 

“据说毛和张都没有表态，不表示支持或反对，听凭王洪文行事。有人分析，这既是王洪文一贯拉一派打一派的表现，但已经尾大不掉，谁都拿他没有办法，又与最近武汉‘百万雄师’陈再道事件暴露的军队问题有关。军队支左往往是拉一派打一派，而且拉的是极左保皇派而打的是反极左的真正造反派。上柴的军宣队偏面支持‘联司’的对立面‘东方红’，宣布后者是左派，没有端平一碗水。‘联司’当然不服气……” 

“那中央不能制止军队的错误吗？”钱瑾嬅插嘴问道。 

“军队不能乱啊！”路瘦竹平静地说道，“也许王、关、戚的下台和公开批判‘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转折点。这对我们的行动有着直接的警示意义。”他一边说，一边皱了皱眉。 

“说的是啊，”钱又附和着说道，同时向路瘦竹那边瞥了一眼，注意到了他的皱眉。 

“是啊，地方和军队都一样。”路说。 

（据后来1977年5月17日学校传达市级干部揭批四人帮大会上，公安局揭发张春桥说过“用拳头是觉悟高的表现”。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严佑民揭发：四人帮鼓吹“打人有理，打人有用，打人有功”。） 

    “江青最近还说了可以文攻武卫，所以工总司踏平联司也就变成正当的了。”杨颂英又补充说。钱瑾嬅提出疑问：

“不知道江是否代表毛主席。” 

“江是中央文革头头，中央文革是毛指定的，至少是同意的。这么重要的政策难道不经过毛主席同意会公开提出吗？关键是谁进攻？谁自卫？”路瘦竹这样说，没有人表示异议。接着杨又说了一些关于毛前后几任夫人的小道传闻，大家都很感兴趣，嘁嘁喳喳地议论了一番，但谁都没有对毛或江不敬的意思。 

（选自美籍学者陆寿筠先生的自传体纪实小说《我的路》，该书对于理解起伏跌宕的中国近代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陆先生代表作《道法社会主义：二十一世纪人类意识形态革命》，购买可加微信zhai2005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