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电影《让子弹飞》中的“黄四郎”并非只是鹅城特产）

大革命失败后，作为国共重整基层最重要口号的“打倒土豪劣绅”，因为国共分家，在认识和执行层面上都出现了极大差异。

共产党人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始终坚持阶级斗争方向，扎根乡间，争取农民，创设革命根据地，开展以“打土豪、分田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

虽然蒋记国民政府也出台有所谓《惩治土豪劣绅条例》，江苏、江西等省政府和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这样机构，为与共产党争夺民心，缓解社会矛盾，都颁布有各种看起来好像更有针对性的《惩治土豪劣绅》的地方法规，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国民党已经逐渐从事实上放弃惩治土豪劣绅，土豪劣绅甚至重新登堂入室，成为国民党基层建设的依靠力量，被视为“乡贤”，纳入国民党的党政军官僚体系。

在传统上“皇权不下县”的县级政权，这种依靠性更加强烈，县长上任伊始，首先就要拎着点心匣子，来拜访当地的土豪劣绅，联络建立感情，请求得到支持，这是县长推行政令的必要前提。如其不然，轻则会被土豪劣绅谩骂，在施政时处处掣肘，重则人家甚至会打上堂来，把县长骑在身下，连续扇几个耳光，再踹上几脚，请老爷“清醒”一下。

即便如此，还是轻的，更要命的是操控舆论，运动上级机关，给不清醒者批发“红帽子”，不死也得滚蛋。

即便是真正的“忠贞同志”，双手沾满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鲜血的反共老手，只要你不懂规矩，要坏土豪劣绅的统治秩序，就要你修理你。

土豪劣绅控制基层的现象，在河南最为典型。即便是解放之初，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参加1950年4月的河南省人民代表会议时，仍然直言不讳地评论老家河南的实际情况：

“在新解放区里，人民虽已取得了上层的政权，但是乡村下层的政权，还是在土豪劣绅手里。我这次开会，在会议中，听到各方面关于乡村间恶霸统制的报告，才知道常坐在‘象牙之塔’里面的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对于旧社会的黑暗一方面，实在是太无知了。以前我看《施公案》、《彭公案》等小说，其中所说的那些恶霸，能私设刑堂，随便打人杀人，霸占田产，抢夺妇女，一方面结交官府，一方面拉拢土匪。我以为这不过是小说中的故事，未必真有。现在才知道真有那一类的事，而且还很多。在河南有许多县，有些恶霸，各霸一方，在他的势力范围内，他就是皇帝，而且比皇帝还不讲理，因为他不用什么假面具。他可以随便杀人，而且一杀就是全家，因为要‘斩草除根’。这些恶霸，不仅是封建地主，而且几乎等于封建领主。” 

为什么国民党对土豪劣绅如此放纵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这些土豪劣绅手里有枪有人有粮有财，基层政权实际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国民党要想跟共产党争夺农民和农民，掌控基层的控制权，既然不能依靠农民，那就只能依靠土豪劣绅，同时由于阶级属性，这些土豪劣绅都是极端仇恨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农会组织的不可调和者，谁敢分我田地，我就要谁性命，所以国民党必然要与土豪劣绅亲密结合，一起来对抗共产党——这个共同的敌人。

同时，由于基层政权的控制权让渡给了土豪劣绅，国家赋税的征收必然要依靠这些土豪劣绅来征收，也只要这些人能满足国家汲取乡村资源的需求，对于其自身行为的不端，国民党作为“国家”往往只能采取睁一眼闭一眼，默认甚至纵容的态度。在此情形下，土豪劣绅乐意担任并不显眼的职位，并依托此职位在乡村社会横征暴敛，满足一己私欲，大大增加了农民负担。豪绅先捐，百姓后捐，事成之后，豪绅的钱如数奉还，百姓的钱三七分成，你懂的，土豪劣绅作为“国家”的包税人，蜕变为“赢利性经纪”，最终造成了国家政权的“内卷化”，乡村社会也日益贫穷凋敝。国民党的“国家”并不在乎这些，他们在乎的只有传统“税赋”和各种想方设法的苛捐杂税能够正常征收，壮丁是否按数量抓出来，至于如何分肥，农民是否怨声载道，无关宏旨。

所以，土豪劣绅在国民党的支持下，公然控制乡村社会，就构成了民国时期乡村基层政权的基本特征。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土豪劣绅”，土豪劣绅有没有认定标准呢？

毛泽东在1927年2月写给中共中央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非常明确地写道：

“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

如果您还觉得不够具体，同时期日本学者田中忠夫还援引了1927年3月2日，由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的董必武制定实施的《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国共分家后，这一条例仍被国民党认可并稍加修订），详细罗列了符合“土豪劣绅”标准，请注意这已经是作为共产党反对面的国民党认定的标准（1927年8月，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190次议决公布《惩治土豪劣绅条例》）：

“1、武断乡曲欺压平民致伤害者：（甲）致死或笃疾者，（乙）致废疾者，（丙）致轻微伤害者；

2、欺人之孤弱以强暴胁迫行为而成婚姻者；

3、因资产关系而剥夺人身体自由者；

4、重利盘剥者；

5、包庇私设烟赌者；

6、挑拨民刑诉讼从中包揽欺作取财者；

7、胁迫官吏为一定或不为一定之处分者；

8、逞强纠众妨害地方公益或建设事业者；

9、伪造物证指使流氓图害善良者；

10、恃强怙势勒买勒卖动产或不动产者；

11、盘踞公共机关侵蚀公款或借名义敛财肥己者。”

我们的问题继续深入，即便不按照共产党，而按照国民党“土豪劣绅”的认定标准，基层治理层面上的土豪劣绅是种什么存在状况呢？

换言之，国民党的基层治理，依靠的“乡贤”是些什么人呢？

这里举一个著名的“唐僧”玄奘法师老家河南偃师缑山（今缑氏镇，隋洛州缑氏县），也是道教七十二福地之一，周灵王太子晋（王子晋）升仙处，曲牌“鹊桥仙”的发生地，国民党、日伪缑山乡乡长刘厚甫作为“土豪劣绅”的例子，作为蒋记民国基层劣化的最具剖面性质的例子。

刘厚甫是偃师府店（今洛阳市偃师区府店镇）人，地主出身，读过私塾，上过县里的高等小学，先后担任过缑山区公所书记，北洋“镇嵩军”、国民党十一路军和十五军的书记官，本村保长、区联保主任等职。

1944年5月，豫中会战之后，国民党军全线溃败，偃师沦陷于日寇手中，刘厚甫向日伪县长和赵卿举荐表弟、大地主汉奸王善堂担任日伪缑山乡乡长，亲家大地主汉奸武宝石任府店维持会长，他则坐镇幕后，担任乡公所乡长，俨然以“太上皇”自居，征粮派款，欺压百姓，无恶不作。

1944年10月，我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皮定均、徐子荣支队）第一次解放偃师，刘厚甫畏罪潜逃。此后，抗战胜利，皮定均率领豫西一分区武装撤离豫西根据地，到豫南桐柏山地区和新四军五师会师担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旅长。八路军一走，刘厚甫就马上返回，对我抗日军民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

1945年9月11日，刘厚甫带着“还乡团”，回来重新就任国民党的缑山区区长后，召集从国民党到日伪，如今重新回归国民党的一票“老伙计”，缑山副乡长马季和、乡队副杜跃甫、王老八和滑城河（古滑国所在地，弦高犒师的滑国，今洛阳市偃师区府店镇滑城河村）乡长陈子英，庙前（今庙前村）乡长王春水，密谋计议，集中几个乡公所的反动地主武装，分头到各村搜捕我地方基层干部和南下部队军属，先后抓捕我屯寨（今屯寨村）农会主席赵厚，庙前农会主席郭石钻，滑城河农会主席李彦龙，府店武卫会主任马德喜，关押在缑山乡公所私设的监狱内，五花大绑拉在梁上、树上，各种酷刑如吊雁飞、双飞燕、老虎凳、锨烙、棍打，向鼻孔灌辣子水，打得昏死过去，又用冷水喷活，让这些翻身农民骨干承认自己是所谓“共产党的坐地探子"，与老爷们为难实属“丧尽天良”。但这些农会骨干，坚贞不屈，痛骂不止，坚不吐口，就是认定了共产党好，国民党坏，刘厚甫们就继续轮班毒打。

9月15日深夜两点，刘厚甫指派杜跃甫、王老八、齐田、曹戊己、刘荣争等人，将我们的四位农会骨干同志，拉到府店召堤寺的干河内掘坑活埋。

9月20日，被害人亲友得知消息秘密到干河沟下，寻找亲人被害踪迹，被乡公所人员发现。刘厚甫为了掩盖杀人罪责，当夜又派上述八名匪徒，将我四位同志的尸体扒出移尸灭迹，拖到府店东沟石桥上，投入枯井内，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1945年9月26日，刘厚甫得知我登封县少林区副区长和彦隐蔽在参驾店（今属偃师区府店镇）其亲友王栓柱家。和彦是当地著名的神枪手，在八路军中曾屡立战功，深得皮（定均）司令赏识，名声远播，刘厚甫生怕去捉拿时吃亏，就在乡公所挑选120多名土匪出身的乡丁，前往捉拿和彦。和彦不幸被捕后，国民党的缑山区政府把人打得死去活来，最终将和彦枪杀于参驾店的河沟里。匪徒们豺狼成性，竟以杀人取乐，用四人掂着和彦烈士的尸体手脚，像荡秋千那样在沟边左右摆动，刘厚甫呼唤“一二三”，四人一齐松手，把和彦烈士的尸体扔入沟底，发出魔鬼般的大笑，扬长而去。 

9月27日，东薛村（今属偃师区府店镇）地主恶霸王合存，到山乡公所告密，说本村农会主席王凤逃回家里躲起来了，刘厚甫当即派自己的亲信带着十几个乡丁，到东薛村将王凤及其子王会抓捕。押送到岗坡岭准备杀害，王凤一路宣讲抗日无罪的道理，说得乡丁们纷纷落泪，仍被刘厚甫的亲信杜跃甫、王老八枪杀，父子一起遇难。家属收尸时，连哭都不敢哭一声，埋人时不请鼓手，不敢公开祭祀哭丧，不敢穿孝衣，悄悄地把人埋了。因为刘厚甫放话了，有冤你也得给我憋住，共产党带着穷棒子闹翻身，就是与我们为敌，既然与我们为敌，你就别想着有个好下场，敢哭敢闹，就弄死你全家，鸡犬不留！

9月29日，桑沟村（今桑家沟）保长王申向刘厚甫密报，本村农会主席王才玉在家隐蔽。刘厚甫就派人汇合桑沟村的土豪劣绅，将王才玉抓获，当夜用绳子勒死，拖到桑沟东沟水口处投入井内。

刘厚甫的堂弟刘虎臣（乡经济主任）、刘森兄弟，抗日民主政权时期，因交公粮和倒地与农会骨干、贫苦农民赵德尚曾发生过争吵，刘家兄弟怀恨在心，八路军走后，仗其堂兄刘厚甫权势，10月 24日，将赵德尚抓到乡公所，途中就将赵德尚一枪打死在府店北沟。

刘复生同志曾任我偃师县伊水乡乡长，八路军南下。刘厚甫大搞“株连"政策，于9月25日派乡丁到刘村（今属偃师区府店镇）抄家，将刘家财产全部抢光，又把其仅有的六间瓦房全部扒毁。同日又把已外出避难的府店村农会主席何龙潭家财产抢光，四间土坯房全部扒毁。两家家属无以为生，只好四处投亲靠友，隐姓埋名，不敢说是“八路家属”，过着提心吊胆，暗无天日的生活。

10月8日，刘厚甫派乡警卫主任张向荣带乡丁，把外逃避难，干过我地方干部的邢村（今属偃师区缑氏镇）邢木生家的两头骡子牵到乡公所变卖，得钱填入乡丁伙食费。

10月16日，刘厚甫派人在关庄村（今属偃师区佃庄镇）将当过民兵的裴书应抓获。裴家找刘厚甫亲友从中说情，送了厚礼，仍然罚裴书应卖地二亩，除给刘厚甫交一部分所谓保释金外，又给乡公所乡丁做了三十身灰色军装，才算了事。

10月20日，寨子村（今属偃师区府店镇）八路军退伍人员李应五，被逮捕扣押乡公所。李家变卖家产，给刘厚甫交了15万元的保释金，还给刘妻韦玉兰送去三个金戒指，才被放回。

同日，将韦窑（今属偃师区府店镇）随军南下八路军战士的韦学之父韦金皎抓往乡公所，逼其“赎罪”。韦家家穷，只好将自家唯一的一头大黄牛送给刘厚甫家。

10月中旬，又逼迫一家八路军家属给乡公所交款25万元，买中正式步枪三支。

这群魔鬼真是吸人血吸红了眼，只要找出一点理由，就大做文章，弄得抗日军人家属和革命群众家破人亡。群众中流传着一句谚语：

“家有几亩土，不敢见刘厚甫！”

不但作为国民党基层政权负责人合格，刘厚甫作为土豪劣绅，对其阶级利益更加负责。

我党我军来到豫西后，针对豫西人民苦于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水旱蝗汤”民不聊生的局面，采取“倒地”政策。

1942年，偃师遭受特大旱灾，赤地一片，颗粒未收，群众饥寒交迫，被迫卖儿卖女，出卖土地，逃荒要饭，而国民党政府仍然要粮派差，横征暴敛。地主恶霸乘机压低地价，兼并土地。群众为逃生，不得不忍痛把世代耕种的土地，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地主或富商，换回少量的粮食和衣物以维持生命。

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群众要求土地回家。为此，抗日民主政府决定开展“倒地”运动，帮助农民以当年卖出的原价赎回土地。

其实“倒地”原本是国民党的政策，我党能看到的问题，国民党内也不是没有有识之士，他们也看到了症结所在和日后可能出现的巨大问题。早在1944年春，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就颁布了《被灾时期地权转移处理办法》，规定自1942年6月至1943年8月底河南灾荒期间，农民以廉价出卖或典当之土地，由原业主原价回赎之。 

但问题是你别忘了国民党反动派代表的是什么阶级？ 

所以当道者多为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及其代理人，他们对自己吃亏的事自然不愿意去干。正所谓“只有背叛阶级的个人，没有背叛阶级的阶级”。

再加上日军发动“河南战役”，国民党的各级政权忙于跑路，于是省政府的《办法》仅限于一纸公告，由于地主阶级的拒不执行，国民党的倒地就成了纯粹纸面的政绩工程。

但是当我党我军来到豫西，共产党的嵩山区专员公署，却发现这是个好想法，国民党干不成，不等于共产党干不成，人民群众的疾苦，共产党不关心群众那还是共产党吗？

于是“倒地”运动，轰轰烈烈在豫西开展起来。

据史料记载，偃师灾民19万，外逃及死者不计其数。缑山区庙前村共有49户，279人，向陕西等地逃荒要饭的就有12户，34人，其中饿死3人，前两项分别占24％和16％。

土豪劣绅趁机从贫苦农民手中掠夺大量土地，前者秘密集会，共同约定“不到春末，麦梢黄时，都不准买地”，致使贫苦农民有地卖不出，地价便一跌再跌，不得不剜肉补疮，将土地以极其低价贱卖，等于白白地拱手送人。

仍以庙前村为例，贫苦农民共卖地48亩，其中郭来福一家四口，就卖了4亩半地，解放后郭来福同志提起此事仍心有余悸，说“如同挖心一样”。

1945年春，庙前村开始施行抗日民主政府的“倒地”政策：

“因灾荒穷人卖给富人的土地一律倒回，赎地仍按卖地时的原价不变；贫不倒富，即穷人买富人的土地不倒；买卖者双方贫富相当者协商解决。”

据不完全统计：缑山、景阳、浮山、德高等四个区共倒回土地11450多亩，5200户贫苦农民重新得到了自己曾经失去的土地。

并且麦苗随土地转移，当年即见收成。那些重新得到土地的贫苦农民，对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感恩不尽，并将感激之情化做革命行动，很快在各村形成了送子参军的热潮。

郭来福同志多少年后仍激动不已：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母亲看着那倒回的四亩半地，手摸着绿油油的麦苗，高兴地热泪盈眶，遂坚决地响应政府的号召，在全村带头送我参军。”

可是八路军一走，国民党就带着土豪劣绅，也就是刘厚甫之流回来，开始疯狂的反攻倒算和阶级报复。

庙前的农会主席郭石站，因为积极发动群众，带头同地主恶霸斗争，被地主恶霸恨之入骨，打得半死后活埋。

关庄农民裴书星，1942年低价卖给刘厚甫地九亩。“倒地”运动开始后，裴书星将九亩地从刘厚甫家倒回。刘厚甫任乡长后，就以裴书星干过八路为罪名，将裴书星抓到乡公所，除强讹法币15万元外，还将九亩地要为己有，连裴书星返还给刘厚甫家的地价也没退还一分。

1945年11月，缑山乡公所在各村讹诈小麦三万斤，存入刘厚甫家粮行内。后来刘厚甫到县让县长朱寿山开了一张假收条，这三万斤小麦就被刘厚甫据为己有。

为了在缑山坐稳江山，实现刘厚甫家族的万年统治，刘厚甫在国民党偃师县政府的支持下，1945年9至12月期间，在府北村修建乡公所围墙，四角筑炮楼四个，有射击孔32个，还私设监狱一所，有瓦房6间，脚镣、手铐30付，绳子一捆，每天带着自己的亲信，领着乡丁，到缑山乡公所所属的参驾店、薛村、韦窑、佛光等二十多个村庄，搜捕我抗日民主政府基层干部、南下军干家属及革命群众，受害者达200多人。除将韦天祝、陈子康、王度、李纪明等31人送县监狱关押外，其余近200人，命令建立五户联保制，一户有事，五家连坐，然后交出保金，取保释放。

仅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重建“秩序”的两个月，仅仅在刘厚甫统治的府店一个地区，反攻倒算事件就达250多起。

然而，刘厚甫的反动统治，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必然最终走向瓦解。

1948年4月6日，我军第三次（彻底）解放偃师，国民党偃师县政府土崩瓦解，末代县长兼登（封）密（县）偃（师）巩（县）四县保安团少将副司令席拂尘带领县政府党政军警二百多人，活埋了在押所有“犯人”后，上山打游击，成立所谓“偃师县驻巩（县，今巩义市）临时办事处”，组织“偃师国民纵队”。

刘厚甫则带领乡中队150多人，撤到偃（师）、巩（县）、登（封）三县结合部的唐窑、柏峪、佛光、寨子（今寨孜村）等地山区，从所谓“光明正大”的政府领导干部沦为天憎人怨的政治土匪。

席拂尘与刘厚甫部汇合，将偃师县大队五中队80人拨给刘厚甫指挥，俩人还在幻想“重见天日”的美梦，蒋“总统”和“美国盟邦”必然卷土重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日，就是“反共复国”之期。

可美梦并不长久，我豫西第四军分区部队，在九纵二十五旅旅长兼军分区司令员张显扬同志的带领下，于少林寺西南柏峪沟歼登封、偃师保安团残部一部，除毙伤外，俘偃师县长席拂尘少将，登封县中队长冀海常以下61人，缴轻机枪2挺，步枪65支，手枪4支，子弹4000发。

席拂尘等人的县长梦彻底破灭，被押解到偃师县人民政府，转黄河北太岳军区受训后，被遣返原籍。

即便到了如此光景，刘厚甫仍不忘其反动派的阶级属性，继续与人民为敌。

在偃（师）登（封）公路上，他们抓到一个禹县（今禹州市）过路客商沈大海，看到行囊里有的是现大洋，遂将其活埋。

又抓到两个洛阳逃出的国民党逃兵，也以“共产党探子”的罪名，没收枪械后，将二人活埋。

密县（今新密市）农民郑玉柱外出打零工，被怀疑为“共产党探子”，经其手下审问后向刘厚甫汇报，说此人不像个探子，刘厚甫却说：  “宁可错杀一百，不能放过一个。我们驻守这里，走漏风声要紧。不管是不是，干掉算了。"

当夜，将郑玉柱活埋。

刘厚甫带领的缑山乡中队发生补给困难时，干脆在偃师通往登封的所有路口抢劫过往商贩。行抢中，登封君召（今属君召乡）商贩王明治丢下财物，赶紧往山下跑，被一枪打倒，滚下山去。仅此这一天被劫的商贩就达34人，遭抢法币150万元，土布30多尺。 

在我军的不断追剿下，刘厚甫率乡中队，逃窜至偃师、登封结合部山区，被我剿匪部队打散，只身逃往郑州，以小商人身份潜藏民间。全国解放后，为防偃师人民的追索，又潜逃至陕、甘、青一带。1958年5月被我公安机关抓捕归案，9月23日在府店东薛村经公审后枪决。

不仅是一个刘厚甫，偃师解放后，我人民负责在“放手地有领导地大规模地充分发动群众，彻底反霸清匪”的方针指导下，迅速在全县范围内，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倒封建地主统治阶级，摧毁土豪劣绅的野蛮统治。县委派出工作组，深入各个村庄，发动群众，建立农会，进行反霸清匪斗争。提出“恶霸打不倒，翻身翻不好”的口号，号召人民有苦诉苦，有冤伸冤，有仇报仇。对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匪霸王万仓、孙老黑、胡文蔚、张松等人先后逮捕处决。

期间，在236个村庄，共斗争匪霸407人。一些有罪恶的人，迫于压力，不得不到人民政府登记自首，表示愿意弃恶从善。共登记795人，其中土匪29人，蒋伪人员407人，国民党员106人，会道门253人。共缴获长枪311支，短枪452支，子弹2018发，炮弹27枚，土枪347支，大刀2518把。

全县扣押各类罪犯100余人，处决13人，判刑26人。

没收土地4440亩，房屋28l间，牲口61头，农具725件，粮食10．5万公斤。按照“穷者多分，次穷少分”和“照顾佃户，防止偏差”的原则，分配了没收土豪劣绅的各种物资。

那个前面提到的汉奸、日伪偃师县长和赵卿，最后也难逃法网。

此人是偃师槐庙兴隆街人，出身富裕家庭，地主商人，曾担任国民党磁县（原属河南，今属河北）政府财税主任，偃师槐庙区联保主任兼本村保长，日伪偃师县维持会长、县长，人民群众对和恨之入骨，编了一首歌谣在全县流传：

“一只死老鼠呀坏了满锅菜，和赵卿害咱偃师人啊真正坏；乡公所出来抢东西呀不分好和赖，抢走我的妻子还有新铺盖；组织人民自卫队呀，红樱枪拿起来；他要是再来捣乱呀，砸烂他的狗脑袋！”

抗战胜利前夕，和赵卿感觉风头不对，遂辞去日伪县长，畏罪潜逃陕西，建国后在“镇反”中被缉拿归案，1951年3月14日被依法处决。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以刘厚甫为代表封建地主阶级，最终走向历史的审判台，永远被人民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当然，这些年，不断有封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妄图给他们的老祖宗翻案，试图为人民早已打倒在地的无数个“刘厚甫”们抹胭脂擦粉，重接塑造所谓的“乡贤”形象，来招魂还魂，歌功颂德，混淆视听。我甚至还因为批评这些人，被有关部门的某些领导电话里告诫我“小心点”，但我也想告诫这些人，引用毛泽东同志的两句话：

“翻案不得人心，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又：大家如果对这个民国基层小反动题材感兴趣，可以告诉我，因为我在我的同名微博写了大量这样的“土皇帝”，有机会我还会写其他地方，如河北、山东、安徽、广西、云南、陕西等省的民国“乡贤”。

曾几何时，这些大大小小的反动派都被翻案了，重新塑造出大好人形象，翻身农民反而成了没有“契约精神”的坏蛋，甚至郑州某著名大学的干部培训中心还跟反动恶霸地主的孝子贤孙联合搞文化复辟，美其名曰“家文化”。我在我的网上提出批评后，竟然还被某有司领导电话，要求我“小心点”……

问题是恶霸地主的家文化，就是穷苦佃户的破家文化，这有什么值得继承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