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哈佛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以下是他2023年8月7日一场讲演的文字稿，由李佳先生整理；从中我们看到：西方诸多学者也在反思自己的文明体系、学术体系。中国持续数千年的、以道德为基础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却被学界划为禁区。他们骗人的理由是：从电灯到电脑，几乎所有先进物质文化都是西方的，所以我们必须全面学习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左派的学西方左派，右派的学西方右派。这些人忘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人文基础大体来自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西方农业文明（如萨克斯教授所总结的）。“以西释中”实际是以西方农业文明指导中国的工业时代的现代化，何其愚昧!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的价值观发生了怎样的转变？这是一个非常有趣、非常重要，某种程度上也非常奇怪的故事。这很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听到的佛教和儒教的价值观，很明显地在基督教的思想里得到一些共鸣，特别是在耶稣福音里，还包括古希腊思想史里。这是因为，你看看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你会发现实际上，东西方之间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关联，但是西方哲学或者西方思想，拐了一个奇怪的弯。所以很重要地，我们需要弄懂西方价值观自公元1500年到今天所发生的变化。因为那个时候的确发生了西方哲学路径的改变，而这个分叉，我觉得在很多方面，相当有害。我们简明扼要地来看看。亚里士多德、佛陀和孔子，他们的学说在深处可以被归纳为我们叫“美德伦理”的范畴。美德伦理理念可以被归纳为：人类有做善事的潜质，但不是不可避免地会去做善事，所以美德需要被培育，这样才能将一个人最好的方面呈现出来。这是亚里士多德、佛陀和孔子教诲有交集的地方。在佛教，有八正道，也即：正见、正业、正语、正命等理念，是培养人的潜在美德的方法。亚里士多德相当清晰地说：“幸福依赖于美德，但美德一定要通过培养才能显现，美德不能理所当然、自然而然地产生。”在古希腊思想里，主要的美德是实践智慧，也就是面对诱惑能够选择正确的事情，能够节制，也就是适可而止。这也是这些哲学思想共同推崇的美德。勇敢，是保卫善的能力；公正，是正确分配权利义务给每个人的能力。所以，这些成为西方思想史上最根本的美德。但是，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核心，是美德是人类的潜质，不是非发生不可的，因为我们都被我们的身体诱惑所禁锢，被我们的动物本能所禁锢。这个跟东方思想不同，但是殊途同归。亚里士多德说，一个人必须发展养成美德的习惯。事实上，美德或伦理这个词，来自于古希腊“习惯”这个词，也就是反复练习，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通过做利他的事情，成为一个利他的人。亚里士多德相信，师徒相传、教育、做事、生活经历，对于培养美德都非常重要。所以，在这里，东西方美德传统在一个非常深的层次上，有了共同的基础。在基督教的思想体系内，特别是福音书里记载的耶稣的教诲，并没有相同的基础。基督教的思想，不全是关于美德伦理，但它当然会提倡美德，特别是耶稣的黄金原则，也是孔子的黄金原则。尽管耶稣讲黄金原则进行了正面的陈述：“对他人做你想让他人对你做的事情”和“爱你的邻居就像爱你自己”，这些教诲，让早期的基督教成为当时的伟大的机构，其主教和修道院专注于对不幸的穷人的关怀，这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在基督教的地方，国王专心做他们的事情，主教则向穷人提供关怀，国王和主教之间有责任的分工。让我们跳到1000年之后，在公元1500年左右，哲学被深刻地改变了。亚里士多德教导，政治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学问，亚里士多德《政治》一书，是第一本关于政治学的书，这本书跟他的伦理学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是上下两册。因为对亚里士多德来讲，伦理和政治是一回事。在14世纪（应该是16世纪，1532年——整理者注），马基雅维利写了一本非常不同的政治学的书《君主论》，这是他为王子写的一本手册，关于如何保持权力。这样，西方的政治学开始成为维持、管理权力的科学，而不是创造善的科学。在其后的一个世纪，托马斯·霍布斯写了《利维坦》，这是对于西方文化史有最重要影响的文字。这本著作是在1640年完成的，正当西方科学处于雏形阶段，霍布斯想从科学理论的角度阐述人类的存在，但他把人类想象成了相互碰撞的单个原子，因为对于霍布斯来讲，培养美德不再是人类社会根本，而是，每个个体的本质都是难填的欲壑。所以，霍布斯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就是简单的无所约束的欲望。人类不能通过教诲使其收敛欲望，人类不能通过培养使其具备美德，个体主义是人的本质，且欲壑难填。所以，霍布斯说，除非有一个强势的权威，人类就会有相互杀戮，所以我们需要“利维坦”来阻止人类本性发动的不可停止的暴力行为。这是对于人类本质非常悲观的理解。但请注意，政治学关注的焦点已经不是培养美德，美德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取而代之的是，我们需要国家机器来抵御糟糕的人性现实。这是哲学的颠倒，哲学不再是培养美德，而是如何控制人性的恶。有趣和重要的是，这个学说在18世纪早期被放大了。首先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伯纳德·曼德维尔在伦敦写了一篇短文，叫《蜜蜂的寓言》。在《蜜蜂的寓言》一文中，最好斗的蜜蜂胜出，但是，好斗的蜜蜂也使得蜂巢变得更强大和伟大。如果你要控制蜜蜂的贪婪、邪恶和好斗性，蜂巢也会随之消亡。这样，一个关于帝国的哲学诞生了：追逐权利是好的，因为它能够让社会更强大和富裕，能够使追逐权利者主宰其他蜜蜂。《蜜蜂的寓言》在霍布斯理论上，加了一个要素——蜂巢，来解释如何主导其他人。很明显，这个学说对于大英帝国的崛起很有吸引力。60年后的1776年，亚当·斯密登场了，他同意霍布斯和曼德维尔的观点，认为人的本质，是个性至上的，口味是无边的，欲望是人行为的巨大驱动力，但是市场力量会将所有这些都驯服。因为市场力量能够强迫参与者进行某种竞争，而竞争会引导社会达到一种慈悲的结果。这一刻，盎格鲁-撒克逊哲学挣脱了之前1800年的西方传统。从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以降，西方传统是关于共同善、美德和照顾不幸之人的传统。随着大英帝国的崛起，哲学成为“权利好处论”的理论，最后发展成亚当·斯密的：追逐权利仍然能引领我们走向共同的善。但是，还有非常重要的两个里程碑。一个是，不幸的穷人成为了社会的敌人，因为他们被视作社会的负担，所以，约翰·洛克（1632-1703），我们最尊敬的哲学家之一，主张非常严酷地对待社会底层，这样，这个阶层才能不成为社会的负担。然后，在亚当·斯密之后一代人左右，1798年，马尔萨斯登场了，他提出了更加阴暗的理论，他说那些蜂巢，那些不同的人类社会，实际上是在进行彼此之间的生存竞争，因为人口的增加大于大自然可以支持的量，所以人生是一场关于生存的战争。帮助不幸的穷人会不可避免地失败，因为不幸的穷人会越来越多。这就是他的人口铁律。这个就导致了下一步，达尔文将马尔萨斯的理论很聪明地运用到科学上，来理解自然选择。但是，19世纪后叶的哲学家们，发展了马尔萨斯的理论，认为国家之间也在进行适者生存的斗争。这样一来，国家、人群或人种之间，就永远处于你死我活的适者生存的斗争状态。这种理论，被世人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如果你帮助同种同族的不幸穷人，你会让你的社会变得比其他社会更弱，而实际上，你是在为了生存而斗争。这种理论，为历史上最罪恶的犯罪提供了依据，因为纳粹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哲学理论，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的伪科学。在这种理论下，问题变为：德国人还是斯拉夫人最终会活下来？所以，战争甚至达到了以消灭其他族裔为目的的程度。这样的理论制造了最坏的残酷行为，但是在当今的西方世界，我们的脑子里仍然以竞争、斗争为社会的绝对底蕴。我学习经济学的时候，教的是完美竞争，从来没人教完美合作，一分钟都没有，完美合作在经济学里根本就不存在。我甚至想不出任何关于完美合作的一篇论文。因为常态的合作，这样的想法根本不存在。这种让贪婪来驱动人的行为的理念，可能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创新精神，但是，对于贪婪的崇尚和灌输，理所当然地导致了人类社会最坏的极端。这种观念下，世界是富有了，但那些富人，变得没有仁慈和怜悯。一个非常糟糕的美国网红作家，Ayn Rand，在年轻人和很多政治人物中，有点像偶像哲学家，写了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关于自私的美德。自私成了美德，这就是这篇文章的标题，这个让人无法相信，但是她被很多人推崇。这些小说读起来让人无法承受，但它们成为我们的哲学思想的一部分。总结一下，我相信我们现在偏离了西方文明的正确道路。西方文化有根，我们需要真正使用这些根，从而找到一条路，让我们重回有伦理的美德和政治。但是，盎格鲁-撒克逊（大英帝国）版本的西方文明，从根本上失去了这个传统的根。为什么会这样，这里有很多引人入胜的解释，但是大体上这与大英帝国的崛起有关，而这个帝国在很多方面是极端肮脏的。美国从大英帝国那里，学到了所有能够学到的东西，因为美国的目标，就是在二战后成为大英帝国的接班人。这些是需要被了结的。在新的世界里，我们可以回到东西文化认同的以美德为核心的伦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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