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河清教授为翟玉忠先生《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一书作的序，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

有幸先睹玉忠先生的《中国拯救世界》书稿，不禁眼前一亮：中国尚有如此以经世济民的实用精神、探求中国文化瑰宝的学者，可谓国之幸矣！

玉忠先生首先提出一个人们熟知、却从来没有得到过细致研讨的问题：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够与自然相和谐、绵延五千年而不衰？玉忠先生从政治、经济、生活方式等多角度，将其归结于中华文化的精髓——内圣外王之道。这种内圣外王之道，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种制度，一种模式，其中蕴含着解决当代世界环境与和平问题的根本方法。

玉忠先生的大作，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中国人独特的政治制度、伟大的知识体系和理性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深刻反思中国知识界自绝于中国文化、屈膝跪拜西方文化的历史悲剧。百年来，中国文化人已习惯，一切皆“西是而中非”，“西长而中短”。文化自卑，病入膏肓。这是一种真正的“新蒙昧主义”，笼罩百年中国知识界。

 20多年前，中国知识界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三段式：近代中国尝试器物现代化失败了（洋务运动），制度现代化也失败了（戊戌变法），只有根本从“文化心理结构”上去实行“文化现代化”，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在当时中国文化人心目中，西方正代表了人类的“现代文化”，中国则还处于尚未启蒙的“前现代”。西方的今日，必然是中国的未来。因此，走向西方，就是走向未来、走向现代，此即所谓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自己深度蒙昧，还自命要给别人启蒙。荒谬可笑，不亦甚乎？

20多年已逝矣。尽管今日中国知识界相当一部分人依然没有走出这种“八十年代”思维模式，但已经有人数可观的中国知识界人士，开始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对当时这种走向西方的“西化热”进行反省。当初的中国人是多么浪漫，飘离自己脚下的大地，对蔚蓝色西方充满天真的梦想。这可以理解，因为当时人们都是从书本上去想象憧憬西方之今日——中国之未来。而如今，每年国人出国数以千万计，西方社会不再像当年那样神秘。尤其几乎被奉为“西方”化身的美国，日益露出其强横霸权的面目，时不时地给那些心醉神迷西方的热昏脑袋，泼去大盆大盆的冰水。

历史和现实迫使中国人更理性地看待西方，更理性地看待自己。

中国文化，本是一个早熟的文化。智慧，丰厚，中庸，圆融，灿烂，并历久不绝。中国的历史，大体上可以说是一部相当文明的历史，而文明严重断裂和版图长期分裂的欧洲，倒是一部真正意义上充满战争杀戮的历史。美国学者亨廷顿有言：整部欧洲历史“战争是常态，和平是非常态”。

事实是，西方自古罗马毁于蛮族入侵，之后长期处于真正的黑暗之中。文明断绝，暗无天日。古代典籍除了流落拜占庭帝国一部分，靠阿拉伯世界的大规模翻译才得以留存。后来的欧洲人主要是通过阿拉伯译本才了解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知识。就是说，西方“人本主义文明”，到阿拉伯文化那里拐了一个大弯才得以延续。这一点本是常识，只是今天西方主流学界羞于多提。

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所谓“中世纪”， 西方强盗横行，民不聊生，瘟疫蔓延。那一轮又一轮的十字军“东征”，可以说是打着宗教旗号、一次次西方的“倭寇”到东方来烧杀抢掠，到处屠城。当时，农民们只好依附有城堡保护的贵族领主当农奴。绝望之下，宗教兴盛。所以当时欧洲人到处都拼命垒石块，建造向上天飞升的哥特式教堂。当时的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远比西方更文明。

西方文明史，其实被中断了一千年！直到500多年前，也就是中国明朝中叶，西方人才从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那里，惊奇地了解到自己的“远祖”原来很“以人为本”。于是乎才发起一个“古代重生”（Renaissance），就是所谓的“文艺复兴”运动。实际上这是一场“复古”运动，或借“复古”来要求“以人为本”。正因为西方人长期受教权和君权的压迫，中世纪封建制下的农民是一种真正的农奴或奴隶制，被压太甚的西方人才奋起呼号要“人权”要“自由”。通常情况是，哪里呐喊呼求什么，正是那里太缺这东西。

可以说，西方开始“文明”的历史，不过500年。但总体而言，西方这500年历史，依然充满了残暴杀戮。当年鲁迅不知西方历史，不然，他看完这部西方历史后也会怒道：只读出“吃人”二字！西方国家向全世界扩张的殖民史，本是一部血腥掠夺史。西、葡、法、英殖民美洲大陆，屠杀了至少5000万印第安人！几乎把北美土著印第安人赶尽杀绝。西方殖民者从非洲贩卖黑奴，造成数以亿计的非洲黑人死亡，并大规模毁灭了非洲和美洲的土著文化。后来晚到的美国，也没干什么好事，驱杀印第安人，蚕食墨西哥，侵占菲律宾，今日又打伊拉克占阿富汗。无怪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乔姆斯基直称“美国以战争作外交政策”。乔姆斯基历数，从西历1846至2004年间160年，美国46次出兵干涉别国或直接交战，平均4年干一仗！可以说，西方历史是“武化”横行的历史，中国才是“文化”的历史。西方的历史和文化，远非如中国“知识分子”们想象的那样完美，那样“文明”。

事实上，人类各文化各有其特性，各有其利弊长短。一种完美的文化或历史是不存在的，过去不存在，将来恐怕也不会存在。中国的文化历史毫无疑问有很多问题，正如西方的文化历史也有很多弊端。但问题和弊端不能遮盖中西文化的智慧成就。正因为此，人类文化才显得丰富多样，缤纷多彩。所以，我最推崇的西方当代学者是倡扬“文化多样性”的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C.Levi-Strauss），和倡扬“文化个性”（culturalidentity）的美国学者亨廷顿。

五四以来，中国人自揭疮疤，自虐自贱，已经够了！中国文化人自绝于自己文化传统之惨烈，人类文化史上绝无仅有。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一个在文化上自侮的民族，是永远没有希望的，更遑论“复兴”？中国人再也不应该无知地轻贱自己文化，膜拜别人的文化。如果，当代国人还不能反思百年中国的文化自卑和文化自虐，反省百年中国在文化精神上丧魂落魄西向而跪的“新蒙昧主义”，那将是我们的失责和罪过。

今天，我们必须发起一场真正意义的新启蒙运动，清算中国知识界的“新蒙昧主义”，让国人看到中国文化的正面价值，研究中国文化的个性和特殊性，理性地揭示中西文化的差异性，比较其利弊，恢复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 

魂兮归来，重返中国。

在此意义上，玉忠先生本书的出版，正是吹响这场新启蒙运动的一声历史号角！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双聘教授   河 清

      庚寅孟春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