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宋代新儒学是“明体达用之学”，由范仲淹、胡瑗开其端。而二程、朱熹等承其续。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突出了理学家对“义利之辨”的重视，但这并非朱子的完整教育思想。朱子晚年所作《学校贡举私议》，除重视“德行”科外又分设“诸经、子、史、时务” 等科，并批评了当时科举取士的种种弊端，这是其教育思想的完整表达。元代以后的科举制，可以说正是朱子所批评的对象。而在中国近代的学制改革中，胡瑗的教学之法和朱子的《学校贡举私议》曾起了促进的作用。

一

宋代新儒学，开创于范仲淹及其门下“贤士”胡瑗、孙复、石介等。它在本质上是一种“ 明体达用之学”，如钱穆先生所说：此学术“正宋儒所以自立其学，以异于进士场屋之声律，与夫山林释老之独善其身而已者也”，“ 盖自唐以来之所谓学者，非进士场屋之业，则释、道山林之趣，至是而始有意于为生民建政教之大本，而先树其体于我躬，必学术明而后人才出，题意深长，非偶然也”。

关于宋代理学（即“ 濓洛关闽”之学）与此前之“宋儒”的关系 ，钱穆亦曾指出：“ 理学兴起以前，已先有一大批宋儒，此一大批宋儒，早可称为是新儒。”“而北宋之理学家，则尤当目为新儒中之新儒。”而北宋之理学家，则尤当目为新儒中之新儒。”此“ 新儒中之新儒”，既然在“ 新儒中”，则其继承了宋初新儒的“ 明体达用之学”，而其所以比宋初新孺之“新”更“ 新”，则是因其建构了一套以“ 理、气、心性”为主要范畴的更严密的思想体系，而且其更重视“ 心性”修养故其常被称为“ 心性之学”。但宋儒的“ 心性之学”绝不是如“ 山林释老之独善其身”，而是如程颐所说“ 道必充于己，而后施以及人”，即仍是要“ 明体达用”。此亦如余英时先生所说：“ 宋代儒学的整体动向是秩序重建……道学虽然以‘内圣 ’显其特色 ，但‘内圣 ’的终极目的不是人人都成圣成贤而仍然是合理的人间秩序的重建。”此“ 人间秩序的重建”也就是要将所学“ 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 ，归于皇极者 ，其用也”。

宋儒的“ 明体达用之学”，开创于范仲淹，其大致规模如范仲淹所主张：“ 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使天下贤俊翕然修经济之业，以教化为心，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胡瑗是范仲淹门下的“ 贤士”他贯彻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在“始于苏、湖， 终于太学” 的教育实践中以“ 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据其高弟刘彝所说：

其教人之法 ，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 ，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 … 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

其首重“经义”就是范仲淹所说的“先之以六经”，其“明体”就是范仲淹所说的“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以教化为心，趋圣人之门”；其学“文”不仅是读经书而已，也包括 “ 史传子集”，即范仲淹所说的“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等等；其“达用”要能“ 润泽斯民”，就必须有分科教学的“治事”斋，“ 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学习民政、军事、农田水利、天文历算等方面的知识，此即范仲淹所说的“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修经济之业……成王佐之器”。在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时期，宋仁宗诏下湖州取胡瑗的教学之法为“太学法”，胡瑗亦在庆历新政之后执掌太学，成就一代教育之盛事。

朱熹所作《伊川先生年谱》云：

皇祐二年（程颐），年十八上书阙下，劝仁宗以王道为心，生灵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对，面陈所学。不报，闲游太学，时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导 ,尝以《 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得先生所试，大惊即延见，处以学职。

此中“皇祐二年”（公元 1000年）当是嘉祐二年（公元 1057年）之误。此时程颐二十五岁 ，“上书阙下”，即写了《上仁宗皇帝书》，其中有云：“臣所学者，天下大中之道也。… …道必充于己而后施以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于用也。”此中“大中之道” 即采胡瑗的“皇极”之说 ，所谓“ 归于皇极”就是归于“大中之道”。胡瑗对“皇极”的解释就是：“皇，大;极 ，中也。言圣人之治天下，建立万事，当用大中之道。”程颐所作《颜子所好何学论》有云：“是故觉者约其情始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则不知制之，纵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这也符合胡瑗对“性情”的理解：“盖性者天生之质，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无不备具，故禀之为正性。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之来，皆由物诱于外则情见于内，故流之为邪情。唯圣人则能使万物得其利而不失其正者，是能性其情，不使外物迁之也。”程颐在此文中又说：“凡学之道，正其心 ，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这是宋儒由“明体达用之学”向更重视“内圣”的“心性之学”发展的一个标志。胡瑗对此文极为欣赏，对程颐“知契独深”，也正说明这符合宋代新儒学发展的大趋势。

对“内圣”的重视，并不意味着理学家忽视了“外王”，他们对“明体达用之学”仍是给予肯定的。如程颢在《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劄子》中主张“讲明正学”，“其道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以经义、性行、材能三物宾兴其士于太学”，“既一以道德仁义教养之，又专以行实材学升进”。这里的“一”和“专”就已包含了“明体达用”的意思。二程亦曾称赞：“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斋，学者有欲明治道者，讲之于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数之类。尝言刘彝善治水利，后累为政，皆兴水利有功。”在熙宁二年（公元 1069 年），程颢亦曾与刘彝等八人一同“行诸路察农田、水利、赋役”。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同历史上的许多大儒一样 ，他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 ，也是伟大的教育家。关于朱子的教育思想 ，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他所作《白鹿洞书院揭示》（以下简称《揭示》），其首列“五教之目”，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本于《尚书·舜典》的舜使契作司徒“ 敬敷五教”，亦孟子所说“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亦符合孟子所说三代学校“皆所以明人伦也”。在“五教之目”后，《揭示》 又有“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等等。显然，《揭示》突显了儒家重视人伦道德即程颢所谓“ 一以道德仁义教养之”的特点，其把“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作为“处事之要”，又突显了理学家对“义利之辨”的重视，它所针对的是场屋之学“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钩声名、取利禄而已”。在《揭示》中没有把“ 治事”“达用” 的教学内容列在内，这不能不令人遗憾，朱子的教育思想亦因此常被后人（包括笔者）所误解。然而实际上，《揭示》并没有完整地表达朱子 的教育思想。据《宋史 ·道学传三》，《揭示》作于朱子知南康军的淳熙五年（公元 1178年），而17年之后，即庆元元年（公元 1195年）朱子又作有《学校贡举私议》，此文长达五千多字 ，比较完整地表达了朱子的教育思想，写此文时朱子曾任焕章阁待制、经筵侍讲，只任职 46日就被宋宁宗解职，写此文之后不久就发生“庆元党禁”，朱子被诬为“ 伪学之魁”，庆元六年朱子病逝。《学校贡举私议》实为朱子教育思想的晚年定论。

二

朱子《学校贡举私议》（以下简称《私议》）与《白鹿洞书院揭示》所不同者，是其以“德行道艺”为教学之目，而不仅是教以五伦。其云：

古者学校选举之法，始于乡党而达于国都，教之以德行道艺，而兴其贤者能者。… … 若夫三代之教，艺为最下，然皆犹有实用而不可阙。其为法制之密，又足以为治心养气之助，而进于道德之归。此古之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风俗，济世务而兴太平也。

在这里，虽然“道德”为首要和终归，“艺为最下”，但其“犹有实用而不可阙”，成人材不仅是“厚风俗”，而且要“济世务”，如此才能“兴太平”。此中所表达的思想即是“明体达用之学”。

《私议》所针对的是当时科举教育的弊端：

既不本于德行之实，而所谓艺者又皆无用之空言。至于甚弊，则其所谓空言者又皆怪妄无稽，而适足以败坏学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风俗日薄。… … 而议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 ，反以程试文字之不工为患，而唱为混补之说，以益其弊。

所谓“程试文字”即后来八股文的起源，而“混补之说”即主张增加贡举的名额。朱子认为，追求程试文字之工和滥增贡举名额，只会使“游其间者校计得失于旦暮锱铢之间” 而益增其弊。朱子的主张是：

必欲乘时改制，以渐复先王之旧，而善今日之俗，则必如明道先生熙宁之议，然后可以大正其本，而尽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则莫若且均诸州之解额，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罢去词赋而分诸经、子、史、时务之年，以齐其业。… … 学校则遴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专教导，以来实学之士。裁减解额、舍选谬滥之恩，以塞利诱之涂。

所谓“ 明道先生熙宁之议”就是前引程颢在熙宁初年所上《 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劄子》。朱子的《私议》就是本于程颢的“熙宁之议”而阐发其所“未备”，而其实更多地继承了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解额”即通过解试（乡试）而参加省试（会试）的名额。“舍选”即自王安石“ 熙宁变法”以来的三舍（上舍、内舍、外舍）选察。朱子主张“ 均诸州之解额”，并且裁减参加省试和舍选的名额 ，意在使士人安心于学，不被读书做官所利诱。关于学校所设科目，朱子主张首设“德行”科，罢去“词赋”科，又另设“诸经、子、史、时务”等科。将“德行”科与“诸经”科分开，这是《私议》发前人所未发。而分设“子、史、时务”等科，则继承了范仲淹和胡瑗的教育思想。

朱子论证首设“德行”科的必要：

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于人大矣… …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乐以教胄子，皆此意也。

以“德行”科为首，朱子当借鉴了孔子所设四科”中首为“德行”。真能致力于“德行”者“，“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因此，孔子所设“四科”中的政事”亦应以“德行”为基础。而“德行”与四科中的“言语”和“文学”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朱子主张罢去“词赋”科，亦将“德行”科与“诸经”科分开（孔子说“文学：子游、子夏”，后世之传诸经者实为子游、子夏之徒而颜渊为“德行”第一，他并不是专以治经书为业）。朱子说舜命司徒“以敷五教”即是以“德行”为先，可见《白鹿洞书院揭示》中的“五教之目”亦是以“德行”为先，而并非完整地表达了朱子的教育思想。

朱子论证分设“诸经、子、史、时务”等科的必要：

古者大学之教，以格物致知为先。……盖天下之事，皆学者所当知。而其理之载于经者则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况今《乐》经亡，而《礼》经缺，二戴之《记》已非正经，而又废其一焉。盖经之所以为教者已不能备，而治之者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所易，仅窥其一而不及其余，则于天下之事宜有不能尽通其理者矣。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 能无所短，其长者固不可以不学，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于诸史，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时务之大者， 如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谋刑法之属，亦皆当世所须而不可阙 ，皆不可以不之习也。

 观此可知朱子是主张分科教学的，这与他对《大学》之“格物致知” 的解释相联系。朱子否认了“通一经则能通群经”，亦否认了只读经书就能通天下之理。因此，诸子、诸史和时务是不可不学的。“ 时务之大者如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谋刑法”等等，都是“当世所须而不可阙，”亦不可不学。此“时务”科大致相当于胡瑗的“治事”斋。

朱子认识到，天下之理不可能通过读书而“尽通”，故主张把所当读之书“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通其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这样 ，在“ 诸经、子、史、时务” 诸科中还要再分科，并分年考试。“故今欲以《 易》、《书》、《诗》为一科 … …《周礼》、《仪礼》及二戴之《 礼》 为一科… …《春秋》及三传为一科 … …诸经皆兼《大学》、《论语》、《 中庸》、《孟子》。”同此，诸子分为四科；诸史则“《左传》、《国语》、《史记》、两《汉》为一科，《三国》、《晋书》、《南北史》为一科，新旧《唐书》、《五代史》为一科，《通鉴》 为一科”，时务则“律历地理为一科，通礼新仪为一科，兵法、刑统、敕令为一科 ，《通典》 为一科”。这相当于在“诸经、子、史、时务”四个“系”中又分成三或四个“专业”。入学者虽然只是学这些“专业”中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但天下之士合起来就“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而皆可为当世之用矣”。朱子所主张的分科教学，略同于胡瑗的“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而又有所发展。

关于“诸经”科朱子又强调：

其治经必专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于人之一心，然圣贤之言则有渊奥尔雅而不可以臆断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见 闻所能及也。故治经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说而推之，借曰未必尽是，亦当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后可以反求诸心而正其缪。

朱子认为，汉儒治经“专门名家，各守师说，而不敢轻有变焉者”，是其长处。而其弊病则是 “ 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他批评：“ 近年以来习俗苟偷，学无宗主，治经者不复读其经之本文，与夫先儒之传注，但取近时科举中选之文，讽诵摹仿，择取经中可为题目之句，以意扭揑，妄作主张明知不是经意，但取便于行文，不暇恤也。盖诸经皆然，而《春秋》为尤甚"如此则“名为治经而实为经学之贼,号为作文而实为文字之妖”。对此加以纠正,就要“ 讨论诸经之说,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为主”。这些注疏包括：

如《易》则兼取胡瑗、石介、欧阳修、王安石、邵雍、程颐、张载、吕大临、杨时；《 书》则兼取刘敞、王安石、苏轼、程 颐、杨时、晁说之、叶梦得、吴棫、 薛季宣、 吕祖谦；《诗》则兼取欧阳修、苏轼、程颐、张载、王安石、吕大临、杨时、吕祖谦；《 周礼》则刘敞、王安石、杨时；《 仪礼》则刘敞；二戴《 礼记》则刘敞、程 颐、张载、 吕大临；《 春秋》则啖助、赵匡、陆淳、孙明复、刘敞、程颐、胡安国；《大学》《论语》《 中庸》《孟子》则又皆有《集解》等书,而苏轼、王雱、吴棫、胡寅 等说亦可采。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注疏不仅包括了理学家之外的经学著作,甚至也包括了与理学家有“党争”关系的如王安石、王雱和苏轼等人的经学著作这充分显示了朱子之治经既主张“ 必专家法”，又主张参酌众说而兼容并包。这与后来的科举考试“非程朱学,不试于有司”、“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是大相径庭的。

朱子又批评：“今日治经者既无家法,其穿凿之弊已不可胜言矣。而主司命题又多为新奇,以求出于举子之所不意,于所当断而反连之,于所当连而反断之,大抵务欲无理可解,无说可通，以观其仓卒之间趋附离合之巧。… … 主司既以此倡之，举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讲习专务裁剪经文，巧为饾饤，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为经学贼中之贼，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于家法之不立而已也。”这种批评似是出于明、清学者对当时科举考试和举子应试的批评。元代以后的科举之弊，朱子在元代以前实已批评之。

朱子又批评：“今日经学之难，不在于治经而难于作义。大抵不问题之小大长短，而必欲分为两段，仍作两句对偶，破题又须借用他语，以暗贴题中之字，必极于工巧而后已。其后多者三二千言，别无他意，不过止是反复敷衍破题两句之说而已。如此不唯不成经学，亦复不成文字，而使学者卒岁穷年，枉费日力，以从事于其间，甚可惜也。”朱子主张 ，科举试文应 “但令直论圣贤本意，与其施用之实，不必如今日经义分段、破题、对偶、敷衍之体。…… 至于旧例经义禁引史传，乃王氏（安石）末流之弊，而论子、史者不复订以经指，又俗学卑近之失，皆当有以正之，使治经术者通古今，议论者识原本，则庶乎其学之至矣”。元代以后的以八股文取士，所作之文乃“代圣贤立言”，禁引子、史，而论子、史者亦不可参 引经义，这些弊病滥觞于熙宁“新政”以后，而朱子对这些弊病的批评已发之于元代以前。无怪乎清代的经学家陆陇其说：“《 学校贡举私议》一篇真足为今世之药石。”

朱子又肯定吕希哲之言曰：“ 仁宗之时太学之法宽简，国子先生必求天下贤士真可为人师者，就其中又择其尤贤者，如胡翼之（胡瑗）之徒，使专教导规矩之事。故当是时天下之士 不远万里来就师之，其游太学者端为道艺，称弟子者中心说而诚服之。”朱子批评：“熙宁以来，此法浸坏。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祗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 朱子主张：“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择士之有道德可为人师者，以为学官而久其任，使之讲明道义，以教训其学者，而又痛减解额之滥以还诸州，罢去舍选谬滥之法 …… 则太学之教不为虚设，而彼怀利干进之流自无所为而至矣。”这是主张从熙宁以后的太学“ 为声利之场”回复到庆历、嘉佑时期的“明体达用之学”。

朱子又批评当时的科举取士：“名为贤良方正，而其实但得记诵文词之士，其所投进词业亦皆无用之空言，而程试论策则又仅同覆射儿戏，初无益于治道，但为仕宦之捷径而已。词科则又习于谄谀夸大之词，而竞于骈俪刻雕之巧，尤非所以为教。至于武举则其弊又不异于 儒学之陋也。”欲改革这些弊病  ，“ 则制科当诏举者不取其记诵文词，而取其行义器识。罢去词业六论，而直使待对于廷，访以时务之要，而不穷以隐僻难知之事。词科则当稍更其文字之体，使以深厚简严为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敷陈法度为工。武举则亦使学官放（仿）经义论策之制，参酌定议，颁下《武经总要》等书，而更加讨论，补其遗逸，使之诵习而立其科焉。则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为俗学之所病矣。夫如是，是以教明于上，俗美于下，先王之道得以复明于世，而其遗风余韵又将有以及于方来”。

关于“ 武举” ，范仲淹在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就曾提出：“先命大臣密举忠义有谋之人，授以方略，委之边任；次命武臣密举壮勇出群之士，试以武事，迁其等差……列于边塞，足备非常。”在天圣五年他又提出：“今可于忠孝之门，搜智勇之器，堪将材者，密授兵略，历试边任，使其识山川之向背，历星霜之艰难……至于四海九州，必有壮士，宜设武举，以收其遗… … 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识，可赐孙、吴之书，使知文武之方，异日安边，多可指任此，皆育将才之道也。”胡瑗亦曾撰成《武学规矩》一书，庆历年间上书请兴武学，在其“治事”斋中亦有“讲武以御其寇” 的科目。朱子关于“武举”的主张，即是上承范、胡。可以设想如果胡瑗的“治事”斋得以延续 ，或朱子的《私议》，得以实施那么太学和州郡县之学中不仅有德行科、诸经科、诸子科、诸史科，而且有军事、刑法、农田水利、天文地理等专科，如此则宋代以后的中国历史必是另一番景象。遗憾的是，朱子在经筵只46日，写完《私议》 后“会去国不及上”，随后就被诬为“ 伪学之魁”，他所希望的“教明于上，俗美于下，先王之道得以复明于世，而其遗风余韵又将有以及于方来”，也就被淹没在“庆元党禁” 和南宋灭亡以后的科举考试中。

三

宋理宗即位后为理学恢复名誉，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下诏：“ 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朕励志讲学，缅怀典刑，可特赠熹太师，追封信国公。”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又下诏：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从祀孔庙，“以副朕崇奖儒先之意”。此后程朱理学成为官学的正统，朱子的《 四书集注》 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科书，但此后的科举考试实也正是朱子《私议》所批评的对象。

凭借朱子的权威，《私议》在南宋以后也曾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其终未得到实施。元仁宗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理学家吴澄担任国子监司业，“用宋程颢学校奏疏、胡瑗六学教法、朱熹《 学校贡举私议》，约之为教法四条，一曰经学，二曰行实，三曰文艺 ，四曰治事，未及行”。此中的“行实”本于程颢的学校奏疏，而“治事”无疑源于胡瑗 的“ 治事”斋。因吴澄兼重“尊德性”与“道问学”，有议者“以澄为陆氏之学，非许（衡）氏尊信朱子本意”，吴澄乃“ 一夕谢去”。皇庆二年吴澄在《送虞叔当北上序》中亦有云：“贡举莫盛于宋，朱子虽少年登科而心实陋之，尝作《学校贡举私议》，直以举子所习之经、所业之文为经之贼、文之妖。”

当皇庆元年时，大儒邓文原也曾被召为国子监司业，“至官，首建白更学校之政，当路因循，重于改作，论不合，移病去。科举制行，（邓）文原校文江浙，虑士守旧习，大书朱熹《贡举私议》揭于门。

”所谓“科举制行”，即指元仁宗在皇庆二年“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 其明经即“《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此后，明、清两代都沿袭元朝的专以“德行明经科”取士，形成了“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的风气，而且考试专用八股文。如明代的科举，“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 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 主古注疏。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 ，《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止用陈澔《集说》”。而清代的科举 ，“一沿明制，二百余年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 比”，其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 《书》主蔡《传》，《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澔《 集说》。其后《春秋》不用胡《传》，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羊、谷梁”。

与朱子的《私议》相比，元、明、清的科举考试“专立德行明经科”，不同于《私议》的将“德行”科与“诸经”科分设，更不同于除“诸经”科外，《私议》另设有诸子、诸史、时务等专科。元代以后的科举考试专尊程朱理学，“非程朱学，不试于有司”，此亦不同于《 私议》既主张“必专家法”，又主张参酌众说而兼容并包。元代以后的科举考试虽尊程朱理学，但士人往往“功利驱之”，把程朱理学当作“ 侥幸一第”的敲门砖明、清学者对此批判颇多，而对科举“场屋之业”、“声利之场”的批评已先发之宋代的“ 明体达用之学”（包括朱子的《私议》）。元代以后的科举之弊，莫甚于以八股文取士，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曾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至近代，中国的学制改革最急迫的就是主张“废八股”，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不废帖括（八股），则学校虽立，亦徒有虚名而无实效也！”严复在《救亡决论》中说;中国之变法“莫亟于废八股”。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书《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内云：“臣窃惟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今学校未成，科举之法未能骤废，则莫先于废弃八股矣。”而对八股文的批判，实肇始于朱子的《私议》。

在中国近代的学制改革中，胡瑗教学之法、朱子的《私议》等曾起了促进的作用。如1896年《礼部议复整顿各省书院折》关于“定课程”有云：

宋胡瑗教授湖州，以经义、治事分为两斋，法最称善。宜仿其意分类为六：曰经学，经说、讲义、训诂附焉；曰史学，时务附焉；曰掌故之学，洋务、条约、税则附焉；曰舆地之学，测量、图绘附焉；曰算学，格致、制造 附焉；曰译学，各国语言文字附焉。士之肄业者，或专攻一艺，或兼习数艺，各从其便。

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所上《进呈学堂章程折》有云：

自司马光有分科取士之说，朱子《学校贡举私议》于诸经、子、史及时务皆分科限年，以齐其业；外国学堂有所谓分科、选科者视之最重，意亦正同。

由此可知中国近现代走向分科教学和研究，虽然主要受西方学制的影响，但亦符合中国文化发展的逻辑。在宋代学术文化中，能够体现这一发展方向的即是胡瑗的教学之法、司马光的“分科取士”之说和朱子的《学校贡举 私议》。朱子思想不惟在宋代以后占据了中国学术文化的主流，而且可促使人们反思其间的历史教训；他的《学校贡举私议》 在宋代以后终未得到施行，却促进了中国近现代的学制改革，这从一个方面透显出朱子思想的丰厚内涵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处理好通识性的道德（“德行”）教育与其他教育分科的关系，这仍是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

（李存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年3月第 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