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等级秩序和等级制度的存在与发展是人类有国家以来的一种客观必然现象，是随着分工与合作、竞争与博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演进关系而发展演进的。

社会等级关系格局是一国在一定的社会历史传统下，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与社会安排不断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社会秩序，它构成一国财局与政局的制度前提与背景。

社会并不仅仅是功能上相互依赖的制度安排，而且是各社会经济阶层中不平等分配财富和权力的等级。

等级是指根据一定标准而确定的差别、等次。在政治上，等级是指按社会政治地位的高低划分并被法律确认的不同社会集团，因而形成一种政局。比如我国古代的爵位制（公、侯、伯、子、男）、礼制（一、三、五、七、九的等级规制安排）和“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妇为夫纲），现代政府、政党等组织内部的科层制（总理、部长、司局长、处长、科长等），就是一种典型的等级政治秩序建构。

制度是控制、组合与变迁社会资源的契约，是体制内人们行为的规范。人类每建立一种制度, 就是确立一种标准，一种秩序。制度本质上内含了资源配置的结果，因而成为财局与政局形成的关键性机制。

社会等级制度就是按照等级来控制、组合与变迁社会资源的契约。社会等级制度在组织和协调人类活动、配置资源、控制冲突、分配负担和利益、信息传播等起着重要的制度作用。等级的功能至少包括：协调、预期、选择三大功能。

法国思想家皮埃尔·勒鲁（1838）认为，社会等级原来指某种关押和分离的作法；在东方，等级阶层的本义实质上就是划分；人类社会存在着三种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即家庭等级制度、国家等级制度和所有制等级制度。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和学术史上，一些学者认为等级制度及其形成的等级社会是人类演化的结果，是保持繁荣和秩序的关键。

在我国，法家的管子就提出“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法有五务，权有三度。……所谓八经者何？曰：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故上下无义则乱，贵贱无分则争，长幼无等则背，贫富无度则失”（《管子·五辅》）。儒家的孔子、孟子及其后来的学者就认为，社会等级制度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他们强调尊尊卑卑，三纲五常，认为礼崩乐坏会导致社会秩序混乱，人类之间相互残害，甚至连禽兽也不如。

荀子会通儒法，提出“以等级名分确立统治秩序”，并从人的欲望、社会秩序与资源稀缺的匹配关系来论证。在“王制”中他论证说：“名分等级拉平了就不能有所统属，势位权力相同了就难以统一，大家平等了就无法役使。自从有了天地就有了上和下的差别，贤明的君主一登上王位，治理国家就有了一定的等级制度。同样高贵的两个人不能互相侍奉，同样两个卑贱的两个人不能互相役使，这是必然的现象。人们的权势地位相等，爱好与厌恶也必相同，而财物不能满足需要，就肯定会发生争夺；相争一定会引起混乱，社会混乱就会导致国家危机。古代圣明君王痛恨这种混乱，所以制定了礼义来加以区分，使人们有贫穷与富裕、高贵与卑贱的差别，使自己能够凭借这些差别来全面统治他们，这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原则。《尚书》上说：‘要做到整齐划一，关键在于不整齐划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又说：“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 在“礼论”中，荀子在逻辑上对等级与政治经济秩序的起源又做了进一步的论证。荀子认为礼义统治秩序起源于人们的欲望导致的争乱。他说: “人生来就有欲望，有欲望而得不到，就不可能不去寻求；寻求而没有限度和界限，就不能不争夺；争夺就会产生混乱，混乱则导致无法收拾的局面。过去的圣王憎恨这种混乱的局面，所以制定礼义以区分等级界限，以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需求，让人们的欲望一定不会因为物质的不足而得不到满足，物质也一定不会因为欲望的无穷而耗尽，欲望与物质相互制约而长久地保持协调，这就是礼的源起。”  因此“不同级别的人着装各有规格，住房各有标准，侍从各有定数，丧葬祭祀用的器具各有等级。” 同时，荀子强调按照礼义标准，等级之间应该具有流动性。“即使是帝王公侯士大夫的子孙，如果不合乎礼义，就把他们归入平民。即使是平民的子孙，如果积累了文化知识，端正了行为，能合乎礼义，就把他们归入卿相士大夫。”

在欧洲，1789年法国国民大会上，贵族特权和等级制的捍卫者组成的右派声称，一个好社会必需具有等级制的社会关系。没有充分的等级关系，社会就不能激励公民们向上奋斗，就会流于沉闷平庸，并使社会陷入经济停滞，缺乏生气、黯然无光。右派还认为，等级制是组织复杂社会过程，保持繁荣和秩序的关键。正如军队需要依靠等级制的指挥系统进行战争一样，公司、学校和家庭等组织也需要有等级制的结构才能实现其目标。与此相反，要求更大平等和个人自由的左派断言，当个人处于合作的、相互尊重的关系之中，人类就会繁荣昌盛，而只有消除过大的地位、权力和财富差距，才能产生这种关系。按照左派的观点，在一个存在巨大不平等的社会，不仅被剥夺者的发展受到抑制，拥有特权者的动机也会弱化并缺乏社会责任感。人的发展受到抑制以及内在的不满和尖锐的阶级冲突共同作用，最终降低经济效率。

19世纪初，许多自由主义者认为，个人追求自由产生于等级制之中，这种等级制对经济繁荣是至关重要的。自伯克以来，保守主义一直强调和谐的社会对塑造有道德的人的重要性，但他们同时认为，要让具有高超能力的人领导社会就必需有等级制。等级制的社会不仅能够建立激发公民们忠诚和爱国精神的权威和传统，而且能够使个人发现其生活意义和目的的社会环境。

19世纪的保守主义代表人物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年）认为，一个等级制的、权威主义的社会可以促进秩序、纪律、凝聚力和目的感。这种社会将成为大国，增进公民们物质和精神的享受。他担心，由于资本主义是以财富为基础的新等级制取代以美德和智慧为基础的传统等级制，因而会损害自由和秩序。传统的等级制是稳定性力量，因为每个阶级都承认各自的责任和角色，贵族明智地进行统治，其他人则平和地生活和劳动。而资本主义则会造成追求私利的个人之间的竞争，从而产生了一个以财富为基础的、没有任何社会责任感的统治集团。成功者不承担为社会利益行使权力的责任，失败者丝毫不尊重也不忠诚于社会及其领导者。

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在《心灵与社会》（1916年）中认为，任何社会都会自然地、不可避免被精英所控制。他甚至提出了一个被称作“帕累托定律”的数学公式，用以解释一个社会中自然存在的不平等程度。为论证等级制的必然性，帕累托提出，权力会交替地被两类不同性质的精英集团所掌握。他将狡猾、富有灵活性和冒险精神的精英称作“狐狸”。狐狸们多为具有创新精神的资本家，他们兴起于社会发展迅速的时期。与此相反，“狮子”则抵制变革，倾向于利用权力维持现状。狮子们多为贵族和从前发了财，现在靠财产收入生活的那部分资产阶级。根据帕累托的认识，等级制是能够遵循人们自然差别的惟一社会结构形式。

保守主义的基本理论认为，社会是以自然的等级秩序为基础的有机体。社会的质量是个人利益和行为的基本决定因素。好的社会维持着一个稳定的等级社会关系，使个人能够为自己找到一个特定的角色和身份。没有等级，所有的人都是同质的，就无以形成个人的个性。他们认为，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等级制的权威遍及所有组织，很少有需要政府去做的事。等级制的共同体本身便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传统，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治的。

法国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历史事实表明，等级制度普遍存在于按照所谓‘经济世界’的格局实行地区划分的经济之中。他认为早在史前时代的原始社会中，不平等就作为“社会兽性”的一个基本问题被提了出来。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人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集体的受害者；没有不平等，没有等级制，集体也就不可能存在。经济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必然结果。根据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见解，早在工业革命以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业已存在；而且今后还将存在，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始终是等级制的反映，而等级制又并不局限于经济方面。”

一些技术学者认为，等级制度是管理公司的有效手段，并且是解决市场失灵的必要手段。G.J.米勒在《管理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中分析了市场失灵的存在导致了等级科层作为解决办法的必要性。当代经济学上的等级理论是用于解释典型的公司组织形式，这种公司是按照从上到下的命令式的形式管理。比如塔洛克的《等级制度与经济组织》。

另一些学者认为，等级制度及其形成的社会是导致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进而形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这种等级结构把财产制表征为不同的社会属性，形成生产与收入分配关系的不同特征。现代分配制度是趋于根据权利而不是根据劳动者的实际能力。建立在平等关系基础上的交换最终导致了不平等，这是由于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等级权利与所有制权利的不同。因此，马克思提出要建立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斯·韦伯认为：“任何对机会、尤其是对统治（权力或获益）机会的固定的占有，都会倾向于导致等级的形成。而任何等级的形成，都倾向于导致对统治权力和获益机会的垄断性占有。” 法国经济学家西耶斯认为：“特权的危害极大，它犹如盗窃：‘让某一个人对属于大家的东西拥有独一无二的特权，这等于为了某一个人而损害大家。’特权排斥竞争。特权已经成为公共利益的真正敌人。” 英国经济学家穆勒及其追随者凯恩司（J.E.Caires）和马歇尔强调，阶级分层是阻挠流动性的根深蒂固的障碍，是贫困代代相传的根源。凡勃仑认为，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是由整个制度决定的。因此，社会等级关系格局制约着生产、收入与分配。社会等级制度必然产生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因此，这些学者主张削弱等级差距、限制垄断、建立累进税制加强收入分配调节，提高社会的流动性，保障社会的活力。

（林光彬，中央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节选自作者《财局与政局：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