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战国时代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军事家。卫国人（今河南安阳内黄县），卫国国君庶出公子，姓公孙，故又称卫鞅，公孙鞅。因河西之战立功，秦孝公封其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之为商鞅。 通过开天辟地的变法，商鞅使秦国从一个西垂弱国，发展成东方六国不敢小觑的新兴强国。政治上，商鞅变法改革了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详尽的法律；经济上商鞅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军事上商鞅作为统帅率领秦军收复了河西。公元前338年，秦孝公逝世，秦惠文王继位，同年，公子虔诬其谋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被处死后车裂于咸阳。关于商鞅，许多人认为其刻薄寡恩、严酷无情，把秦末及后世广为流传的秦朝“暴政”之源归咎于他。以至于对商君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商君学派的经典——《商君书》的解读，也带着先入为主的偏见眼光。自汉至清朝末年，以道家、法家为政治经济学基础，中华道/法原文明逐渐隐没，取而代之的是高度儒化的中华文化。除了儒家经典外，诸子百家几乎无人研读，讲解治国大道的黄、老、管、商等道家、法家著作几尽失传……。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国家的生死存亡危机，许多仁人志士上下求索，或主张洋务运动，或主张维新变法，或主张君主立宪，或主张民主共和……，却少有人相信中国自己的经世济民经验。因为少有人了解商鞅那个时代，少有人知道被千年诋毁的往圣绝学《商君书》！由于中华文化的基础——道家、法家政治经济学的失传，造成中国本土学术的迷失。近一百多年来，在受到西学东进的巨大冲击下，中国人逐渐接受了被“奴隶制”、被“封建制”、被“专制”、被“劣根”，接受了中国“有哲理——无哲学；有测量——无几何学；有名家——无逻辑学；有技术——无物理学；有星象观测——无天文学；有炼丹术——无化学”等诸多奇谈怪论，文化自虐，恶劣影响至于今日。许多人没有看到，西方人在文艺复兴以来，瓜分世界的几百年中，从中国，这个所谓无哲学，无几何学，无逻辑学，无物理学，无天文学，无化学的东方国家学了多少东西？近几年来，网络上出现了大量质疑所谓的西方文艺复兴、科技爆发的视频，不少视频的内容有理有据，让人耳目一新，甚至恍然大悟，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华文明并非如西化公知所说的那么不堪。一个先进于西方近两千年，落后了一百多年的伟大国度，就突然间什么都没有了，一无是处了吗？这显然有失理性。近代之中国积贫积弱，我们的确应反省自己。新文化运动推动中国向前发展，这是必然的，但是它也有矫枉过正的一面，以至于 20世纪初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连语言文字都是落后的，发出要废除汉字的呼声。21世纪，大量的古代文献、法令条文、百家经典被发掘整理出来，这对梳理中华原文明的脉络，总结先秦百家思想的根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使得知识、信息共享变得异常简单和方便，这就为21世纪中国本土学术的成长与复兴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商君之世，是一个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的大争之世。是一个创新者存，保守者亡的多事之秋。是一个英雄辈出，思想爆炸的动荡年代。也是一个天下为公，布衣驰骛的时代。商君，正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伟大政治家。即使受到千年的污蔑、诽谤和诅咒，伟大的生命终究伟大，没有人能忘记他，更没有人能忽略他。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秦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更没必要照抄他们的制度、模式，但那个轰轰烈烈的时代有许许多多东西值得我们虚心学习。今天，我们应秉着上述态度重读《商君书》。本书主要参考了语言学家蒋礼鸿（1916~1995年）先生的《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1986年4月第1版）、古文字学家高享先生（190~1986年）的《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第1版）、以及石磊、董昕的《商君书译注》（2003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等注本。我们在文字上尽量做到综合各家意见，义理上讲求内证，以《商君书》解《商君书》，同时结合出土的《秦律》、《汉律》《帛书老子》等资料对《商君书》进行更深入、全面的解释。《商君书》蕴含着治国理政、经世济民的大道，是一门真学、圣学、绝学。当今之世，乃全球化新战国时代，由于中华文化是以创造为动力，以和谐共生为哲学基础的发展模式。与西方的以掠夺为动力，以从林法则为哲学基础的发展模式，有着根本性的差异，故而存在着巨大矛盾。我们在此大争之世，更应该好好学学战国时代的先贤经典，为我往圣继千古绝学，为我民族开万世太平。欢迎读者与笔者一道，跨越两千年的时空，回顾历史，问道商君。(华军，中国文化研究者，著有《老子的法治思想:帛书<老子>里的文明真相》，中国财富出版社2012年出版；本文是其关于《商君书》新著的序言部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