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中学历史课本中的内容，长期以来，被视为常识。

近日，历史学者辛德勇表示：此说不确，教材须改正。引起网友关注。其实，学界就此话题已讨论40年以上，主流观点是：

其一，古代文献中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仅有一处称“独尊儒术”，是南宋学者排佛（前句为“下陋释老”）时提出的。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是1916年，易白沙在《孔子平议》中才提到（此前梁启超有类似提法），竟被写入课本，成了“定论”。

其二，古籍中有“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等记载，但易白沙等按自己的意思概括，然后贴上标签。

其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误读，是受日本学者误导。

其四，现行历史课本与最新研究成果相差较大。

历史多元而丰富，近代学者在“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时代压力下，研究常简单化，误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归纳为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形成“儒家专制--学术衰败--无法发展近代科技--国家落后”的逻辑链，似乎推翻儒家，就能彻底摆脱困境。

这种缺乏证据意识的演绎逻辑，难免出错，而把错误当成常识，就应纠正。

汉代“百家”不是战国“百家”

汉武帝从没推行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倒是曾明确提出“悉延百端之学”。

东汉班固在《汉书》中称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并引董仲舒《天人三策》，中有“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有学者认为《天人三策》是班固伪作。

西汉末年，王莽造符谶以示天命，而公羊学认同“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故儒生多附。东汉初，汉章帝于建初四年（79年）在白虎观开经学大会，重点讨论移孝作忠，用吏的“私忠”置换儒家的独立人格，后写成《白虎通义》，作者即班固。《天人三策》只在《汉书》转载，未见其他传承，思想又与《白虎通义》近似。

就算董仲舒、班固所言属实，也与后人理解有别。

首先，“百家”非战国“百家争鸣”的“百家”。秦统一天下后，提出：“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汉代时，“百家”指黄老之学、申韩之术。

其次，“罢黜”指从官学中剔除，不反对在社会上流传。汉代从没搞过“焚书坑儒”，相反，还特别重视收集图书。司马相如病重时，汉武帝叮嘱：“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只是司马相如写完即送人，以致“家无书”。

其三，“表彰六经”不是“独尊儒术”。早在董仲舒之前，汉廷已设五经博士（《乐经》已失传），即“六艺之科，孔子之术”，“孔子之术”不是儒家，而是西周王官之学，“六艺”是本原，儒术是流末。“表彰六经”与儒学无直接关系。

用“儒术”是为纠偏

黄老之术的困境在于：政府退出后，社会易呈两极分化。

汉武帝时，国家休养生息70年，据学者陈英计算，当时最低级的吏年收入103.88万钱，自耕农仅2万钱，佃农仅1.83万钱，致“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贫者食糟糠”“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随着地方豪民成势，离心倾向增加，汉景帝时出现了“七王之乱”。

要改变这一局面，需用儒术，可窦太后笃信黄老。儒生辕固生曾讽刺老子的书是“家人言”，窦太后大怒，将他扔进猪圈，让他和野猪搏斗。

窦太后出生于赵地，自古民风朴野，男多英雄，女多美人，所谓“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跕躧（踮着脚尖走，近似今之芭蕾舞），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故窦太后性格强势。

刚登基时，汉武帝事无巨细，都要先向窦太后请示，等她裁决。

汉武帝耍小聪明，任命窦太后的侄子窦婴为宰相，窦婴“好儒术”，与田蚡、赵绾、王臧等结成小集团，推行新政。窦太后很快发现了其中奥秘。建元二年（前139年），窦太后已近七旬，双目失明，在她的反击下，窦婴、田蚡被罢免，赵绾、王臧下狱自杀，新政失败。

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病逝，武帝当月便以“丧事不办”为名，罢免了窦太后的私党——丞相许昌、御史大夫庄青翟，田蚡再度任相，立刻“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董仲舒就是趁此机会被提拔的。

儒家对汉武帝评价不高

易白沙在《孔子平议》中写道：“汉武当国，扩充高祖之用心，改良始皇之法术。欲蔽塞天下之聪明才志，不如专崇一说，以灭他说。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

这是将梁启超《论中国思想变迁之大势》的观点加以概括，认为汉武帝推崇儒家，是用思想专制来辅助政治专制。此说得胡适激赞，后被写入中学课本。

问题是，如果汉武帝是缔造儒家思想专制的推手，历代儒家为何对他评价却不高？

张荫麟先生曾说：“他（指汉武帝）所最得力的人物，不是矩范一代的真儒董仲舒；而是‘以峻文决理贵’、‘以鹰隼击杀显’的酷吏义纵、王温舒之徒，是商人出身的搜刮能手桑弘羊、孔仅等。在庙谟国计的大节上，他受儒家的影响甚小。”

宋代司马光也指出：“孝武（指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问题关键，在于近代学者急于找“解药”，贸然移植西方史学的判断标准，将历史解释简单理解为挖“专制的根”。可古代西方政教一体，信仰、教育、文化与政治的结合度高，古代中国则迥异。许地山先生曾说：在基层社会，道教影响远比儒家大。

汉代确属专制，儒家发展到后期，存在保守、封闭、颟顸等问题，但说汉代儒家便形成思想专制，且和君主制密切配合，于史无据。

窦太后是黄老的忠粉

汉武帝“罢黜百家”，并不是想控制思想，而是为了政治斗争。

武帝刚上位时，受祖母窦太后压制。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以致“（汉景）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窦太后本名窦猗房，赵国清河观津（今属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平民，父母早逝，弟弟窦少君四五岁被卖，倒手十余家。窦猗房以“家人子”（从平民选拔入宫的宫女）身份入宫，专门伺候吕后，得到吕后信任，成了“出宫人”。

所谓“出宫人”，是吕后为掌控刘氏家族，“出宫人以赐诸王，各五人”，实则暗中监视。窦猗房想离家近，便对负责分配的宦官说：“一定要把我分到赵国。”宦官答应了，可转头却忘掉，窦猗房被分给代王。出宫前，窦猗房大哭，不肯走，众人强制，才不得不去了代地（治所在今河北省蔚县附近）。

代王刘恒是刘邦与薄姬的儿子，薄姬本嫁给魏王豹，魏王豹被韩信打败后，薄姬进入刘邦后宫，长期遭轻视，故能被吕后所容。为免吕后猜疑，刘恒不得不专宠窦猗房，二人有了两男一女。没想到，刘恒后成汉文帝，而他与王后此前生的四个儿子都得病死了，窦猗房的儿子成了汉景帝，遂母以子贵。

在漫长的上位之路中，窦太后学会了隐忍、示弱，而她命中两位贵人--吕后、汉文帝，皆崇黄老。儿子登基后，窦太后以黄老之术辅佐，成绩惊人，遂成黄老之术的坚定信徒。

汉武帝没重用董仲舒

董仲舒虽上位，却未得重用。

《史记》中有《董仲舒传》，文字极简，可见司马迁不看重董仲舒。在《史记》中，董仲舒的最高职位是“江都国相”，即给江都易王（汉景帝之子）刘非当丞相，刘非是汉武帝的异母兄，年长12岁，《汉书》说他“好气力，治宫馆，招四方豪杰，骄奢甚”。汉代常将储备干部下放到诸侯国，既起到监督作用，又锻炼工作能力。董仲舒是儒生，可柔化刘非之勇。

董仲舒回中枢后，很快被废为中大夫，后因妄言灾异，差点被处死，后任胶西王相，董仲舒“恐久获罪”，称病辞职了。

《汉书》对董仲舒的评价较高：“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意思是汉武帝的制度多从董出，但多属官办教育制度，“抑黜百家”只是课程安排。

董仲舒名为儒家，实为“知术能法之士”，他对孟子的“性善论”持否定态度，许多观点更接近韩非子。

汉武帝用人不拘一格，班固曾说：“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仅三人是儒生，且公孙弘本是老吏。

误说源头来自何处？

学者丁四新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辨与汉代儒家学术思想专制说驳论》中指出，相关说法始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批儒批孔，以远藤隆吉和久保天随为代表。而远藤和久保的观点直接影响了清末中国的启蒙思想家（转引自学者刘桂生的研究）。

在《孔子平议》中，易白沙写道：“孔子但重做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这么写还有一个原因，当时袁世凯正准备复辟。易白沙有一个更著名的口号，即“砸烂孔家店”。

对于梁启超、易白沙、胡适的观点，学者柳诒徵曾批评说：“梁胡二氏，学术不同，要皆一反对儒家之见。以为汉崇儒术，即不容他家置喙。”“武帝以后，学者犹兼治诸子之学，使武帝时禁人攻习异端，则向、歆父子，何必校定诸书乎？”

柳诒徵指出误说的源头：“以诸子学之失传，归罪于董仲舒请汉武帝罢黜百家，其说盖倡于日本人（日本人久保天随等著《东洋历史》多言之），梁氏撰《新民丛报》时，拾其说而张大之。”可惜当时不自贬、不骂人、不“诬古”，便无人关注。

现代科学发展的关键在科学家职业化，而一个职业产生，受市场、资本、产业构成等制约。明清海外贸易发达，却被套牢在低端生产层面，无法从劳动力密集型生产转化为资本密集型，自然也就很难出现职业科学家。就算砸烂“孔家店”，也突破不了这个困境。

读史使人明智，前提是读正确的史。有错应该改正，目前说不清正误，不妨多介绍几种观点，兼听则明。（责任编辑：沈沣）

（作者，蔡辉；文章来源：《北京晚报》2021-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