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帝国留下了壮丽浮华的历史篇章，而帝国的通用语拉丁语则取代了希伯来和希腊语汇，演变为欧洲各国的语言，传承至今。但是，蒙古人也曾有自己的帝国，汉族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阿拉伯人以及印度人也都有过自己的帝国。他们的文明曾屹立于世间，宏伟而姿态各异，他们的语言也同样是丰富多彩、前无古人的创造。可我们为什么始终如此固执，直到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都不愿接纳亚洲文明的核心术语呢？

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权力与支配地位，亦即谁控制了语言，谁就掌控了所有的知识。过去一千多年来，这条“法则”一直在为欧洲的扩张推波助澜；但到了21世纪，用欧洲语言中的近似词汇翻译亚洲独创的社会文化概念是否还合乎伦理、科学，乃至法律？举例而言，为什么可口可乐、谷歌这样的美国品牌能比印度和中国三千年来所有的智慧结晶享有更强大的法律保护？

保护词汇的方式之一是限制翻译：伊斯兰教的阿亚图拉和伊玛目不是“philosopher”（哲学家），基督教的哲学家不是“Buddha”（佛）或“bodhisattva”（菩萨），而佛既不是儒家的“圣人”，也不是印度的“rishi”（仙人）。西方文明的概念往往不适合非西方创造的事物：考虑到当前民众的教化水平和社会多样性、文化多元主义研究的进步，似乎并没有必要将佛教的“和尚”、犹太教的“拉比”、伊斯兰教的“乌里玛”、中国的“君子”全部称为“priest”（祭司、牧师），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原本的名称，但前提是我们愿意去找。

儒家传统中的“圣人”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圣人”是东亚最重要的核心概念，论其作用，也许西方只有哲学家能与之相当；但毫无疑问，“圣人”并不是“philosopher”，也不是“saint”（《圣经》中的圣徒）、“prophet”（《圣经》中的先知）、“sage”（西方民间传说中的贤者）或“appointee”（基督教路德宗的“被选派者”）， “圣人”就是“shengren”。

不幸的是，儒家的整套传统，包括教导人们如何成为“君子”（在英国被含糊地翻译为“Chinese gentleman”，即“中国绅士”）的《大学》，已经由于欧洲的翻译和重新诠释而变得十分模糊。

几乎没有任何中华文明词汇能够逃过欧洲帝国主义时代的翻译大劫。尽管英语已经吸收了一些亚洲舶来词，但与亚洲世界还未被吸收的词汇相比，英语中的舶来词依旧异常稀少，而来自中国词汇的数量更是不值一提。

本世纪的前十年，有数千个汉语词汇丰富了英语的表达，这些词主要有互联网巨头微博（Weibo）和百度（Baidu）等各类企业的名称，或是普洱茶（pu-erh tea）、茅台酒（moutai/maotai liquor）等品牌名称。现在，像中国“大妈”（“Chinese Dama”）这样的流行词汇也在被西方接受。相关的例子不胜枚举。

将中华文明的原型、范畴和分类介绍给全世界的时机已经到来，这是个空前绝后的大好机会。

在我看来，中国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思想家的主要任务是，每当具有误导性的英语翻译出现时，他们应当选择正确的汉语名称和词汇。这是因为，就像现实生活中一样，如果我们不慎把原本好端端的名字、想法或发明拱手送给一群陌生人，他们有可能转眼就会给它换上新的名称，从而自动获得德语中所谓的“Deutungshoheit”（语言定义权），也就是思想定义的“主权”。

文化研究领域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世界历史，或者说有关世界历史的文字依然都由西方掌控；不过，如果亚洲真心希望摆脱欧洲词汇对亚洲思想和创造力的控制，有一种保证奏效的方法，那就是：复兴亚洲文明的词汇，推广重要的核心概念。

（作者是德国文化评论家、亚洲专家和中西事务政治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