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十年中，左翼在美国政治版图中重新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里所说的“左翼”，指的是比主流民主党建制派带有更强烈的进步主义色彩、明确提出阶级正义诉求、某种程度上对资本主义持有系统性批判态度的政治力量。一般认为，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爆发标志着左翼政治重新开始在美国社会中确立存在感。而自称“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2016年民主党总统初选中异军突起，进一步扩大了左翼政治的影响力与基本盘。虽然 “桑德斯是否是真社会主义者”这一问题在美国内外的左翼社群中都引发了不少争议，但桑德斯的的确确在当代美国主流政治光谱之外打开了更具进步主义色彩的政策空间，刷新了许多美国青年人对“社会主义”这一名词的认知，并激发这些人去探索、拥抱一种比桑德斯本人更为激进的政治议程。这一趋势的直接反映，就是2016年后美国各左翼团体的成员人数都出现暴涨——例如，在2016年11月至2017年2月这短短几个月时间内，“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简称DSA）组织的成员人数就增加了一万人之多[1]。2018年，DSA成员奥卡西奥-科泰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塔勒布（Rashida Tlaib）在美国众议院中期选举中的获胜为左翼政治力量吸引了更多关注。之后的两年中，数十位DSA成员或其他自称“社会主义者”的人士积极参与到全国、州级、市级议会议员和其他公职的竞选中并获胜。与此同时，截止到2020年底DSA的成员人数已突破九万人。关于这一轮美国左翼的复苏，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观察和讨论。本文试图聚焦于其中一个十分重要、但在中文世界尚未引起充分关注的问题：当今的美国左翼如何尝试重建自身与劳工运动之间的联结。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美国左翼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非常深刻的悖论：一方面，大多数美国左翼人士或多或少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认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对左翼政治议程的核心重要性；但另一方面，美国的左翼政治力量依然明显脱节于劳工运动。这一脱节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大量的美国左翼人士来自于一般意义上的“精英”背景（尤其是在教育维度上）——笔者一位活跃在DSA东湾区分部的朋友曾经戏称，该分部几乎完全是由“毕业之后肯定找不到工作的研究生和博士生”组成的。但脱节背后更根本的原因是历史性的：美国左翼与劳工运动从八十年前就开始分道扬镳。试图弥合这一历史性的脱节，无疑是非常艰巨的工作。本文首先介绍美国左翼与劳工运动脱节的历史背景，然后以内华达州餐饮工人工会为例，简述这一脱节的当代表现、及其给美国左翼政治活动造成的障碍。然后，本文将以较大篇幅讨论当代美国左翼试图回归劳工运动的几个重要尝试方向，并对这些尝试的前景做出简单展望。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左翼在劳工运动中曾经拥有非常深厚的影响力。在1886年芝加哥的五一大罢工（该罢工最终引发了著名的干草市场事件）中，无政府主义活动分子就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和领导作用。在二十世纪初美国劳工运动中扮演了至关重要角色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简称IWW），也和当时的美国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 of the USA）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当时的美国左翼与劳工运动已经交融到无法区分开来的程度。大萧条时期之后的1934年是美国劳工运动史上的关键年份。在一年时间里，托雷多的汽车工人、明尼阿波利斯的运输工人、西海岸的码头工人相继发起了大规模、高烈度的罢工行动，震撼了美国社会，也标志着美国劳工运动进入最为辉煌的阶段。而这三场罢工，都是由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政党领导的。随着1935年产业工会联合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简称美国产联、CIO）的成立，美国的煤炭、钢铁、汽车等关键产业部门进入一段工人激烈抗争时期，爆发了罢工、组建工会的浪潮。在那段时期，美国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the USA）及其他左翼组织的许多成员都是美国产联的基层工作者，为推动工人阶级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随着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正式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左翼与劳工运动之间的裂痕开始显现。这其中的关键事件，是美国共产党在苏联所制定的“统一战线”方针指导下，表示坚定支持罗斯福民主党政府的参战计划，并赞同政府提出的“不罢工承诺”——即在战争期间，工会不仅不得发起罢工，还要对自主发起罢工的基层工人实施镇压。“不罢工承诺”虽然获得了美国共产党和包括美国产联在内的各大工会领导层的一致支持，但却招致了许多基层工人的反感和抵触。许多在车间厂矿中从事基层工人组织工作的美国共产党党员，选择违抗美共领导层的指示，支持工人在战争期间发起罢工行动。这些挑战了“不罢工承诺”的基层左翼工人工作者被政府、美共和工会协同镇压，许多人不得不告别了工人运动事业。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从事工人组织工作的左翼活动者在基层工会中大量流失；而在此前的工人运动高潮阶段，恰恰是这些基层工作者具体地维系着左翼与工运之间的有机联系。当工人运动失去了这些基层工作者，其与左翼之间的断裂便也开始出现了[2]。而在二战结束后，麦卡锡主义的盛行使得各大工会开始更加彻底地清洗共产党员等左翼人士。随着美国迎来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期，美国工会的工作重心也逐渐从动员、组织工人发起抗争行动转向与政府和资方之间的游说与谈判活动，工会系统逐渐官僚化（1955年美国劳联与美国产联的合并，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官僚化趋势的成熟）。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美国劳工运动不仅与左翼政治力量彻底分道扬镳，甚至还积极充当了反共先锋的角色。到了1960年代，在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催化下诞生的美国新左翼曾经发起过回归劳工运动的短暂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汽车行业的基层黑人左翼工人自下而上发起、建立的“革命黑人工人联盟”（League of Revolutionary Black Workers）。然而，这些尝试遭到了来自大型工会和新左翼组织的双重夹击。一方面，大型工会的领导层对来自基层激进工人的组织尝试十分警惕，阻碍其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学生争取民主社会”（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简称SDS）等1960年代最重要的美国新左翼组织并未将“重建与劳工运动之间的联结”作为核心政治议程，没有对试图投身于工人组织工作的新左翼活动者提供系统的支持。SDS自身也在1969年解体，标志着新左翼运动走上衰落之路[3]。1970年代，仍有一些受到毛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影响的美国年轻人、大学生走上工人组织工作的道路。他们大多进入工厂、自己成为工人、试图在工作场所中将工友们组织起来（在中文语境下常将这一实践称为“融工”）。但随着美国传统制造业部门很快迎来“去工业化”浪潮，再加上从事这类“融工”工作的左翼活动者人数过少，难以形成有效的组织、支持与策略协调，以及这些年轻左翼活动者与上一辈曾经从事过工人组织工作的美共老党员之间缺乏联系、无法参考和借鉴后者的组织经验，这些努力大多数都以不了了之告终。1970年代“融工”尝试所留下的最宝贵遗产，可能是由一些曾有融工经验的新左翼活动者于1979年创办的劳工交流平台“劳工笔记”（Labor Notes）。“劳工笔记”自身并不是一个工会，而是致力于为全美各地的劳工工作者之间搭建交流信息和经验的桥梁、报道各地的工人运动新动向、总结和传承工人组织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劳工笔记”的工作对1980年代以后处于风雨飘摇状态的美国劳工运动提供了有益的支持，但毕竟独木难支，不足以在组织层面和制度层面重建美国左翼与劳工运动之间的有机联系。当代美国工会如何阻碍左翼政治活动：以内华达州餐饮工会为例上文已经提到，随着美国主流工会在二战后逐渐官僚化，其与左翼政治力量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明显。那么在今天的政治环境下，这一隔阂如何阻碍了美国左翼推进自身的政治议程（例如“绿色新政”、全民医保等政策诉求）？对这一问题而言，2020年民主党总统初选期间围绕着内华达州餐饮工会（Nevada Culinary Workers Union）的一起争议尤其值得我们思考。这一争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内华达州餐饮工人工会一直被广泛认为是与保守的官僚化工会相对立的进步工会。这一工会是内华达州最大的工会，其会员主要是拉斯维加斯地区的赌场和酒店工人。内华达州的法律对工会非常不友好，州议会早在1951年就通过了著名的“搭便车”法案（right-to-work law），该法案鼓励工人退出工会、以搭便车的方式享受工会提供的福利。在这种严苛的法律环境下，内华达州餐饮工人工会坚持面向基层工人做日常、细致的组织工作，逐步扩大组织基础与会员人数。同时，该工会并不是把自己局限于和政府、资方之间的讨价还价活动，而是敢于利用自身的组织基础、动员工人直接发起和资方相对抗的行动，在斗争中维护和争取自身权益。因为组织和动员工作的出色，内华达州餐饮工人工会极少流失会员，并一直在扩大自身规模。随着“搭便车”法案开始波及越来越多的工人群体，这一重视日常组织工作、坚持抗争精神的工作思路受到美国各地工会的普遍关注和借鉴。与此同时，由于该工会的成员中有大量女性、少数族裔、移民工人，该工会重视与其他社会运动之间的联结，积极支持各项进步主义政策诉求。因此在各方的预期中，内华达州餐饮工会本应是左翼进步政治的有力支持者。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2020年2月，正当内华达州的民主党总统初选即将来临之际，内华达州餐饮工人工会的领导层向工会基层会员散发攻击候选人桑德斯的宣传材料，尤其是攻击其有关全民医保的政策主张，并动员工会会员在候选人见面会等场合表达类似意见。在面向工会会员的宣传口径中，工会将“全民医保”（single-payer healthcare）与“工会从雇主那里争取来的医保”（union healthcare）对立起来，警告工人们：如若前者成为现实，后者就将不复存在。内华达州餐饮工人工会领导层之所以反对全民医保，实则是基于工会作为一个组织自身的生存利益考量。在工会领导层看来，工会之所以能吸引工人参与和加入，就是因为工会有能力带领工人从雇主那里争取到条件较为优厚的医保等一系列权益和福利；如果全民医保出台，工会所能争取的医保权益就变得没有那么重要，工会对基层工人的吸引力便会下降，不利于工会“留住”工人。站在工会的角度看，这一逻辑有其合理之处；但问题在于，在全民医保这一问题上， 工会等于是完全将自身的生存利益凌驾于工人阶级的普遍利益之上。所幸的是，工会领导层的宣传并没起到明显的效果。与大多数州不同，内华达州的民主党总统初选采用的方式不是无记名投票（secret ballot），而是党团会议（caucus）。在党团会议现场，选民们可以公开劝说、争取其他选民支持自己心仪的候选人。因此，观察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什么样的选民在支持什么样的候选人、并且用什么样的理由和观点争取其他选民。在内华达州餐饮工人工会会员最为集中的七个党团会议点当中，桑德斯在五个会议点获胜。在党团会议现场，不少工人明确表示：工会所争取来的医保条件虽好，但自己仍然有许多家人朋友享受不到任何医保待遇，因此希望让所有人都有医保，即使自己享受的医保待遇有所下降也无妨。许多美国左翼人士在这一结果当中收获了信心：他们看到，当代美国工人的确能够在一些情况下超越个人狭窄的利益计算、拥抱更具普适性的阶级利益诉求，也能够在这一过程中将工会领导层抛在一边而发展出自身的政治主体性——这将为更大范围的工人阶级意识形成奠定基础。此外，在内华达州初选之前的一段时间，DSA等左翼组织发动一些成员前往拉斯维加斯，实地向工人选民讲解全民医保等政策诉求、为桑德斯拉票，也成功争取到一些原本不支持桑德斯、甚至根本没有打算参与民主党初选的选民。内华达州的民主党初选风波看似得到了一个让美国左翼感到乐观的结果，但也暴露出两个更深刻的结构性挑战。第一，如果连内华达州餐饮工会这样一直被认为是立场较为进步的工会，都能在全民医保的问题上倒戈反对左翼的政策议程，那么可想而知美国的建制化工会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会在各项左翼政治议题的推进上造成多么大的阻碍。第二，如果美国左翼一直将自身的关注点主要放在选举上、总是以选举为周期展开政治动员，那势必无法持久、牢固地壮大自身在劳工运动中的政治基础。桑德斯在2016与2020年两次竞选失败说明了这一点，科尔宾领导的英国工党在2019年大选中的惨败同样说明了这一点。许多美国左翼人士已经意识到，必须在选举动员之外，找到更具可持续性的方式重建左翼与劳工运动之间的联结。2016年以来，随着美国左翼的组织基础壮大、活动分子人数显著增加，终于有条件探索介入劳工运动的各种不同可能性，并有组织地将这些可能性付诸实践。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那样，在左翼与劳工运动之间重建联结的努力，是无法通过左翼活动者以个人为单位投身劳工运动的方式完成的，而必须依托组织层面的策略考量、行动协调与网络搭建。在美国各个左翼组织中，DSA无疑在这一方向上走得最远。在过去几年里，DSA在各大主要城市的分部大多都已建立以劳工运动为主题的工作组（working group）或党团（caucus），并在全国层面展开有关劳工运动介入策略的讨论。在DSA及其他左翼政治组织正在尝试的介入策略中，有几种尤为值得注意。首先，左翼组织尝试作为基层工会的“伙伴”，从外部支持工会与工人的行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在一些基层工会发起罢工行动的时候，为这些工会组织筹款活动、募集物资、做好后勤保障。同时，左翼组织在为罢工的工人争取社区支持方面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对于那些在与公共利益联系紧密的部门——如教育行业、物流行业、公共交通行业等——工作的工人而言，能否争取到社区支持往往对罢工的成败至关重要（例如，当教师罢工时，能否争取到学生和学生家长的支持就是一个决定罢工成败的关键因素）。而左翼组织常会通过广泛张贴传单、组织社区会议、挨家挨户敲门与住户交流等各种方式扩大罢工的社区影响力、劝说公众支持工人的罢工行动。在2019年较有影响力的几场教师工会罢工——洛杉矶公立学校教师罢工、奥克兰公立学校教师罢工、芝加哥公立学校教师罢工——中，左翼组织积极发挥了这一方面的作用。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左翼组织中的活动者试图重新实践“融工”策略：自己进入特定的行业部门成为一名工人，在具体的工作场所组织工友和同事，推动工人抗争行动并传播左翼思想。与1970年代的“融工”青年多以制造业为落脚点不同，今天DSA内部的“融工”活动者锁定了教师和护士为关键的行业部门。在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之后，教师和护士的待遇水平和工作条件已经大幅恶化，客观来看这两个部门的从业者很难继续将自身视作“中产阶级”或“职业群体”，因此也相对容易建立工人阶级认同。同时，这两个行业部门的组织基础较好、工会覆盖率高、也一直保持着罢工和集体抗争的传统，也便于左翼活动者开展工作，推动阶级斗争水平进一步提高。更重要的是，这两个服务业部门与绝大多数人的社会生活联系紧密，关涉重大的公共利益。这意味着，这两个部门的抗争行动一方面非常容易吸引媒体报道和社会舆论关注，另一方面抗争行动中提出的诉求容易超越工人自身的具体物质利益、发挥捍卫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例如，教师和护士改善自身工作条件的诉求往往也意味着逼迫雇主投入更多资源去提升教育和医疗服务水平）。再加上，这两个行业的特点使得雇主很难通过裁员、搬迁、机器换人等方式压制抗争行动。这些有利条件，让许多左翼人士认为教师和护士将成为新时期美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前哨部队。另外，根据一种在部分美国左翼中流传甚广的说法，2018年震惊全美的西弗吉尼亚州教师罢工，其主要的几位组织者是在2016年的桑德斯竞选总统过程中培育出政治热情并相互建立联系的[4]。这也使得一些左翼活动者认为，教师部门为左翼与劳工运动的结合提供了切实、具体的可能性。目前，已有一些左翼活动者身体力行，成为教师或护士，实践“融工”策略。究竟有多少人最终会选择走上“融工”道路、这一策略最终会收获怎样的效果，则需要长期观察。 但也有一些左翼活动者认为，无须为了“左翼事业”刻意改变自身的职业选择、进入特定的“关键”行业，而是应该按照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这样能最大程度保证个人能在同一工作场所或同一行业部门长期扎根），并在工作中力所能及地面向身边的工友同事做一些组织工作。如果左翼组织能在其中有效地起到粘合剂的作用，那么这一策略无疑有助于左翼活动者建立跨工作场所、跨行业的劳工联系。不过这一策略面临的挑战也很艰巨：由于美国劳工运动多年以来的衰落，大多数左翼活动者面对的工作场所都是没有任何组织基础的，组织工作需要从零开始。但总体来看，这一策略的实践已经取得一些令人倍感振奋的成果，尤其是在科技行业的技术劳动者中。自2019年以来，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技术劳动者发起了一系列抗议示威活动，吸引了大量媒体和舆论关注；技术劳动者也开始有意识地尝试与科技公司的服务部门、后勤部门工人建立团结纽带。2021年初，谷歌公司员工成立工会的消息更是让人看到科技行业劳工组织的广阔前景。这一系列进展，都离不开在科技行业工作的左翼活动者四五年来持续不断的努力：将组织工作融入日常点滴当中，通过举办读书会等方式向工友、同事传播左翼理念，并依托技术工人联盟（Tech Workers Coalition）等组织建立跨公司、跨地区的技术工人联结。 除此以外，也有一些左翼活动者选择进入工会成为专职的基层工会工作者。虽然总体而言，美国的主流工会带有明显的官僚机器性质，但那些扎根于具体工作场所的基层工会工作者依然有许多行动的可能性，其行动也能对工人的组织状况与抗争能力产生具体、可见的影响。尤其是，基层工会工作者有渠道接触到大量工人，也便于左翼活动者利用这些渠道开展工作。也有一些左翼活动者认为，左翼在基层工会工作中壮大力量，有助于削弱工会系统的官僚机器属性，让各大主流工会重新成为斗争性强的工人组织。传统的工会工作方法，要么不重视基层组织工作，要么沿用陈旧的组织工作模式，难以适应新的经济、政治变迁和美国中部、南部极其恶劣的反工会环境（例如近年来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在美国中部、南部包括福耀在内的多家汽车、汽配行业工厂组建工会的努力均告失败）。在这些左翼活动者看来，以组建工会为目标的工人斗争近年来数量逐渐增多、声势逐渐增大（例如2021年3月阿拉巴马州的亚马逊仓储工人组建工会的斗争就被认为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左翼活动者有责任推动工会系统自我革新，才能为这些斗争提供有效的支持和依托。 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对各行业、各工种的劳动者都造成巨大冲击。各种与疫情相关的工作权益诉求大量涌现，如希望雇主提供充足的防护装备、争取居家工作权、争取危险环境下工作补贴（hazard pay）、抵制疫情下的临时解雇等等。面对这种情形，DSA与美国电气、广播与机械工人联合会（United Electrical， Radio and Machine Workers of America， 简称UE）合作[5]，发起了一项左翼介入劳工运动的新尝试：DSA-UE工作场所紧急组织委员会（DSA-UE Emergency Workplace Organizing Committee）。这个委员会旨在为那些疫情之下希望通过集体行动来维护自身工作权益的工人们提供具体的支持和行动策略层面的指导建议。这一行动计划一方面通过社交媒体、邮件等方式联系上有集体行动需求的工人，另一方面募集拥有劳工组织工作经验的志愿者。委员会为工人匹配合适的志愿者，志愿者根据工人所在工作场所的具体情况，给出一系列建议，帮助工人思考如何一步步将身边的工友同事组织起来、如何发起合适的集体行动以迫使雇主回应工人的诉求。志愿者给出的行动建议往往十分具体，例如工人联名信应如何起草、在试图说服其他工人签署联名信时应先与什么样的工人交谈、如何当着所有工人的面向管理层提出诉求、如何一步步将集体行动升级并动员其他工人加入、如何联系地方媒体以扩大行动的影响力等等。这一行动计划的确帮助许多工人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下用最短的时间争取到工作权益保障。而更重要的是，它让许多从未有过任何组织工作与集体行动经验、从未加入过工会甚至从未听说过工会是什么的工人对“如何进行自我组织”产生了真切的直观感受，尤其是接触到了零售、餐饮等一贯被认为是难以开展工人组织工作的行业和部门的不少工人。同时，这一行动计划对参与其中的志愿者来说也是宝贵的锻炼。在后疫情时代，这一尝试能否通过某种方式延续下去、发展成为长期的组织与行动平台？这将是许多左翼活动者们下一步思考与努力的方向。 前景与展望 上文介绍的这几种行动策略，其目的均在于直接提升工人整体的组织水平、阶级意识与集体行动能力。当然，除这些策略外，美国左翼活动者也试图在代议民主制提供的主流政治参与渠道范围内加强与工会的合作，如推出工人背景的候选人参与竞选活动、推动有利于劳工利益的立法议程（例如，目前左翼团体与各大工会正协同发力，试图推动《劳工组织权保护法》（Protecting the Right to Organize Act）在国会通过）等等。这些基于主流政治参与形式的合作有其重要意义，但对于美国左翼政治力量未来的发展壮大而言，最基础、最关键的因素依然是工人自身的组织水平、阶级意识与集体行动能力能达到怎样的程度——或者借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讲，美国的劳资阶级斗争能达到怎样的烈度。这是因为，只有在通过集体行动推翻日常生产秩序的过程中，工人的力量才能获得最直接、猛烈的爆发，这种爆发出来的力量能深刻改变美国的政治版图、挑战资本与建制政治生态的统治地位，从而使得左翼政治议程有可能真正改变美国社会的走向。当然，在多样用工方式挑战人们对于“工作场所”和“工人阶级”的传统理解、生产与再生产的边界日益模糊的今天，阶级斗争的面貌将与过去不同。但无论如何，推动和帮助更多的工人组织起来、行动起来，无疑是美国左翼活动者在实践层面的首要任务。正如一位参与劳工运动已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美国左翼活动家所言，“我们要先创造出阶级斗争的汪洋大海，然后社会主义者才能在其中游泳”。 而左翼活动者在未来若干年内是否能切实提升工人整体的组织水平、阶级意识与集体行动能力，甚至推动工人抗争达到高潮，既取决于未来是否能出现大量的左翼活动者一同参与到这方面的工作中来并且紧密合作，也取决于一系列更加宏大的结构性因素——如产业转型、经济局势、国际地缘政治环境等等——是否能为工人抗争的爆发提供有利条件，这些结构性因素是不受左翼活动者控制的。因此，今天美国左翼活动者面向工人的组织工作，颇有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感觉：即使大量左翼活动者愿意投身相关工作并能够坚持下去，但在缺乏有利的结构性条件时，这些工作也很难收获非常显著的成效。但反过来说，即使有利于工人抗争的结构性条件出现了，在缺乏大量左翼活动者长期深耕组织工作的情况下，工人抗争也很难达到高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美国劳工运动的活力和烈度为什么在1929年大萧条之后突飞猛进，但却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没有明显起色。因此，美国左翼活动者只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拥抱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当然，2018年以来美国发生的罢工行动、尤其是规模在千人以上的大罢工行动显著增多，在许多人看来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预示着美国劳工运动复苏的可能。 如果美国工人的抗争水平真的达到一个高潮，那么美国政治将朝着何种方向发展？可以肯定的是，在工人抗争的巨大浪潮逼迫美国政治精英不得不做出回应的情况下，主流政党很可能推出一系列改良性政策——如全民医保、提高全国范围内的最低工资、设立全民基本收入、租金控制、加大公立教育投入、推出对少数族裔工人与女性工人的针对性保护政策等等——这些政策将切实改善一大部分美国工人的生活状况。但在具体的政策成果之外，我们很难预测工人抗争究竟会以怎样的具体方式长久改变美国政治版图。或许，美国激进左翼政治团体的力量将发展壮大，但依然无法在议会和选举政治层面获得民主党框架之外的独立活动空间，而是长期在民主党内扮演“激进反对派”的角色。或许，民主党建制派将会通过有限的左转，重新将工人群体吸纳为自身的基本盘——正如罗斯福领导的美国民主党在1930年代所做的那样。或许，一个独立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之外的第三党将会依托着工人阶级的支持冉冉升起，成为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又或许，工人抗争的不断升级，最终将创造出一种更加激进的、超出议会政治与选举政治范畴的全新可能性。历史的走向总是充满着各种不确定因素，我们无法预测今天的行动在未来将收获怎样的投影和回声。但在许多美国左翼活动者看来，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如果不去行动，就意味着眼看美国政治版图一步步滑向极右，那无异于是坐以待毙。
注释
[1]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archive/in-the-year-since-trumps-victory-democratic-socialists-of-america-has-become-a-budding-political-force/
[2]对这段历史更为详细的描述，可参见Barry Eidlin的Labor and the Class Idea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一书的第四章。
[3]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03/students-democratic-society-antiwar-vietnam-workers-unions-kim-moody/；https：//jacobinmag.com/2018/05/half-the-way-with-mao-zedong
[4]详见Eric Blanc的Red State Revolt：The Teachers’ Strike Wave and Working-Class Politics（Verso 2019）一书。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左翼人士并不认同这一说法。但这一说法的广为流传还是提振了许多左翼活动者的信心。
[5]在美国规模较大的工会中，UE是少有的不隶属于美国劳联-产联的独立工会。UE多年来一直以重视基层组织工作、坚持工会内部民主原则、斗争性强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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