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8年初，侵华日军从津浦铁路两端同时发起攻击，计划在徐州汇合，然后西向进攻河南郑州，再沿着平汉铁路（北平-武汉）南下进攻武汉。在此之前的1937年的几个月里，国民政府的中央军无论在华北还是江苏南部的战场上，尽管对日军进行了积极抵抗，坚守时间却非常有限。这也使得日军更加骄狂自大，这就是为什么1938年1-5月，中国军队能够围绕徐州坚守，还取得了台儿庄保卫战的胜利。到了5月，中国军队陆续撤出已陷入日军主力南北夹击的徐州。日军开始朝着郑州进发，6月开封沦陷。 国民政府中央军的将领开始提议破坏黄河大堤来阻挡日军。此举的目的在于，一来切断已经落入日军控制的陇海铁路的开封以东路线，延缓日军的进逼；二来让新落入日军占领的豫东北、豫东地区变成汪洋大海，这对于机械化程度更高的日军的影响更大，为国民政府中央军队撤退创造时间；三来，为当时停留在武汉的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创造时间。这项提议很快获得了国民政府战时最高领导人的同意，其手下也并无一人提出异议。在执行中，为防泄密，只有很少的民众接到了转移通知。国民政府中央军在郑州以北的花园口凿堤，待日军进逼时，黄河决口，洪水顺着一马平川的豫东平原向东南方向涌去。花园口决堤的做法，确实在当时延缓了日军进攻，为一部分国民政府中央军的撤离创造了时间，巩固了郑州防务。日军部分先锋部队在陷入洪水包围而与主力分割后，也被中国军队消灭。但上述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日军调整了进军方向，改为沿着长江，由陆军和海军配合，水陆两路向长江中游地区进发。1938年10月，武汉陷落。花园口决堤以及因此造成的黄河改道，造成豫东平原大片地区被淹，洪流分散成各条支流注入淮河，也淹没了淮河东西两侧的土地。黄泛区至此形成，造成大量的耕地被淤泥淹没，村庄也被摧毁。洪水直接造成河南一省32.5万人丧生。而因为躲避洪水以及耕地、住所被摧毁而选择逃难的河南、安徽、江苏人口，就有400万人。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一直拒绝为花园口决堤以及后续的黄河改道造成的灾难承担任何责任，而是指控日军所为。抗战结束后，真相浮出水面，国民政府转换了解释说法，认为人民遭受的洪水灾难也属于中国人民为抗日救国所做出的牺牲。美国历史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穆盛博所著的《洪水与饥荒：1938至1950年河南黄泛区的战争与生态》 一书指出，1938年的黄河溃堤、改道带来的一连串影响中，有许多是当时的人们始料未及的。比如，在河南省，国民政府中央军与部分日军对峙，前者继续采用水利工程，让黄河河水和堤防成为一种兼具防御和进攻功能的工具，而日军以及其扶持的地方伪政权也在修建堤坝，来防御前者故意放任的河水攻击。这种情况下，战时的河南省，百姓就被大量、反复抽调修建堤坝等水利设施，这极大的占用了本已被严重削弱的河南农村劳动力。国民政府中央军与日军，及其扶持的地方伪政权对峙，双方还征调壮丁从军。书中说，这进一步打乱了河南的农业生产。黄泛带来的农业生产效率大幅下降、兴建水利和征调壮丁减少了农业生产人口、灾民逃难减少了农村人口，这些因素叠加起来，造成农业歉收，为之后的大饥荒埋下了伏笔。又如，正如《洪水与饥荒：1938至1950年河南黄泛区的战争与生态》书中所谈到的那样，大量河南灾民逃入陕西，当地政府为稳妥安置，减缓本地居民与灾民之间的矛盾，就动员灾民垦荒，这在客观上造成陕西各地的林地被改造成农田，生态系统的复杂性被破坏，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遭到破坏。多年后，陕西相关地方的生态还要遭受一轮类似的垦殖破坏，这都加剧了陕西当地的生态脆弱状态。《洪水与饥荒：1938至1950年河南黄泛区的战争与生态》书中书写了河南灾民逃难中的种种无奈的谋生策略，只能够用惨不忍睹来形容。1942-1943年，河南出现严重饥荒，最终造成当时3000万人口中的150-200万人死亡，200-300万居民逃离家园。黄河改道、军事对峙以及水利设施修建抽调了大量农业人口，这些都造成农业生产效能下降，在这种情况下，1942年河南省的降水量相比以往大幅减少，使得当年的小麦、谷子、玉米都歉收。这期间还发生了蝗灾，更是让当地受灾状况雪上加霜。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这是在中日双方重兵在河南对峙的情况下发生的饥荒，中国国民政府中央军在饥荒的中前期仍然大幅度向河南农民征调了大量的粮食。不仅如此，河南农民还需承担将国民政府从其他省份征调的军粮转运到军事前线的任务（因为淮海铁路、平汉铁路大段已被日军占领）。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中央军丝毫没有体恤河南农民，还额外索取猪、鸡和其他牲畜，肆意毁坏农民房屋以获得木材来作为燃料。国民政府中央军控制区域，在当时只能总体上与日军对峙，具体某个地方实际上无力防御日军的突击扫荡。所以，上述区域的粮食在当时还增加了日伪军这样一方的掠夺者。直到1942年秋天，国民政府中央才获悉河南饥荒的严重情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许多影视剧所反映的那样，国民政府战时最高领导人是通过美国媒体驻华记者的报道知道实情的。因此，河南的部分土地税和粮食征购被豁免，但河南农民之前的欠税仍需缴齐。《洪水与饥荒：1938至1950年河南黄泛区的战争与生态》书中指出，在国民政府中央作出减税和减少征粮的命令后，中央军当地驻军却加紧了粮食征调。“首先要满足军粮，然后再考虑民众的粮食供应。这是一个绝对不容改变的原则。”大饥荒以及国民政府的应对情况，直接导致了河南省的民众丧失对国民政府的所有信任。抗战接近后期，日军在河南发起战事时，民众已经拒绝为中央军提供支持。相比之下，当时驻守在河南省一小块地区的中共游击队，同样面临缺粮困境。《洪水与饥荒：1938至1950年河南黄泛区的战争与生态》书中指出，中共游击队为此给出的对策是，加强粮食生产，加强调购管理，帮助民众抵御日军和国民政府中央军下乡抢粮。“共产党正是在（和民众）抵御敌人抢粮活动中，建立了党和农民之间的长远关系，并最终为共产党在这一地区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抗战结束后，河南黄泛区的重建得到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大规模援助。1946-1947年，联总向中国派遣了2000名外国专家，调拨了价值1700万美元的物资。国民政府也建立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必须指出的是，这些专家之中有许多人曾经参与过美国罗斯福新政期间对密西西比河流域的环境整治、河流疏通、农业开发，经验丰富。他们当时也确实真心实意希望帮助中国河南省结束黄泛带来的生态灾难，重新恢复农业生产能力。从1946年5月到1947年3月，在联总、行总的监督下，数万名河南省民众奋力堵住了花园口的决口，让黄河河流在中原大地上肆虐了八年后，又回到了原先的河道。接下来，就是动员已经逃难至陕西等地的河南灾民返乡，以及帮助这些民众恢复生产生活。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完成的工作。因为经过长时间的洪水淹没、淤泥堆积，农业、农村景观已经被大幅改写。当时的调查统计是，“一个拥有20亩土地的农民需要花费100个工作日来清理杂草、准备耕种”。一些地方的泥沙堆积高达数米，过去的房屋基本上毫无用处，河南灾民刚刚适应了陕西开垦地的生活，返回时又不得不重新面临糟糕的生活状况。具体情况是，1946-1947年，河南不时盛行着疟疾、伤寒、霍乱。到了汛期，所有村庄都会搬到堤坝上。冬天，居民们没有足够的御寒衣物。联总、行总在当时部分的缓解了河南居民的食物短缺等状况。但也仅仅是缓解。《洪水与饥荒：1938至1950年河南黄泛区的战争与生态》书中指出，河南当地的居民整体都出现严重的营养不良。黄泛区难以种植优质作物，土壤中盐分过高，盐碱化与主要栽种作物都不适配。而种子储备也相当短缺。《洪水与饥荒：1938至1950年河南黄泛区的战争与生态》书中还指出，河南当地当时面临农具短缺、畜力短缺、燃料和木材短缺，尽管联总、行总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成效甚微。1947-1948年，人民解放军已经相当彻底的在中原地区击溃了国民政府中央军。中共在新解放区也开展了土地改革，军队作风严明，没有出现中央军那种长期强抢民粮、强拉壮丁的情况。两相对比，人民军队自然会赢得人民的拥戴。《洪水与饥荒：1938至1950年河南黄泛区的战争与生态》书中说，国民政府中央军在国统区内也是“军事寄生”的状态，“危害着宿主社会及其自身的权力基础”，并最终将人民推向了更能保护和保障人民的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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