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起，战败撤退到我国台湾岛的国民党军将校，惊愕的发现，他们多了一批日本教官。他们对这些教官并不陌生，因为后者均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的各级将校。国民党军将校对此感到十分不满，侵华日军犯下的罪行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算，本应成为国民党军的阶下囚的人不但没有受到惩罚，还能摇身一变，堂而皇之的当起了教官，包括陈诚和孙立人等国民党军高层都很有意见。

非但如此，这种安排也等于挑战了雅尔塔-波茨坦协定的关键约束条款（禁止日本战犯、前军人担任任何公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49年初，一直到次年朝鲜战争爆发的一年多时间里，美国杜鲁门政府基本上放弃了拯救蒋介石政权的所有努力，这恰好给了蒋介石运作战败日军军官到中国台湾充任教职的机会。美国顾问团1951年重返台湾，发现了蒋介石运作的这项猫腻，经反复打压（包括通过驻日美军清查来台原日军军官的家庭社会背景等），使得蒋介石的日本军官顾问团的规模被大幅裁减。

长期以来，我国台湾地区对于1949年后的20多年时间里，蒋介石政权坚持雇佣原侵华日军军官充任顾问和训练讲师的做法，讳莫如深。相应的，日本方面即便在中断与中国台湾外交关系，建立与新中国的外交关系后，也同样很少提及这段秘史。美国的知情者显然也不会提及这段历史，毕竟，二战的反法西斯战胜国居然需要依赖法西斯战败国的军人帮助训练军队，再高明的编剧，大概也不会编造出美军聘请纳粹分子做顾问的荒诞情节。蒋介石政权抵台后，聘任原侵华日军军官的秘史，是怎么曝光于天下的呢？这还得“感谢”陈水扁。陈水扁2000年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战中击败国民党候选人，掀起了“去蒋介石”政治运动，陆续撤去、销毁设在台湾各处的蒋介石铜像。保管蒋介石日记的孙媳蒋方智怡担心日记落入民进党之手，就将之转交给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蒋介石日记在修复后，微胶卷经少部分涂黑处理后，陆续公开（当然这也引起了蒋方智怡之外的蒋家其他子孙成员的不满）。

日本历史作家、资深媒体人野岛刚专门赴美，留意到1949-1950年的蒋介石日记，几乎不间断的提到了“白团”（即抵台充任顾问和教官的日军原军官的组织）。在经过大量的求证走访后，野岛刚所掌握的“白团”在台活动情况逐渐丰富，许多原先分散的线索也串联了起来。侵华日军军官为何愿意到中国台湾，去帮衬国民党军？野岛刚经过寻访，在其所著的《最后的大队：蒋介石与日本军人》一书中给出了这样几个解释：首先，在抗战胜利时，蒋介石就公开宣布将不报复日本平民，也不报复侵华日军军人，这在日本民间及军队中赢得了好感。蒋介石因此被很多日本人认为是以德报怨的当世伟人。其次，侵华日军中的参谋、作战将校尤其是那些青壮年将校，回到战后日本后陆续出现了难以融入社会的情况（包括不得从政、为军，朝鲜战争后这种情况有所缓解，一些原侵华日军军官加入了日本自卫队或以文官身份加入政府），这其中的一少部分热衷冒险的人不愿意让一身军事才华的自己找不到用武之地，到台湾整训才从中国大陆溃逃的国民党军，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还将解决这些原侵华日军军官的生计问题。在《最后的大队：蒋介石与日本军人》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始至终，蒋介石政府给予了这批来台的原日军军官非常优厚的待遇，远远高出同期国民党军将校能够获得的物质待遇。第三，出于意识形态考虑。抵台扮演顾问和教官的“白团”军官，憎恶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担心“赤魔”跨过大洋鲸吞日本，从这个角度出发，他们帮助国民党军完成重新武装，就等于增强了日本本土抵抗“赤魔”的力量。

那么，蒋介石在彻底葬送中国大陆的“基业”后，在台湾这座孤岛上，为何会想到聘请原侵华日军军官来当自己和国民党军的老师呢？书中披露，“白团”军官抵台考察国民党军时，看到的所谓国军精锐，其实连基本训练水平和作战意识都不具备，而不在少数的国民党军将校，别说不懂中国古代的兵法谋略、练兵方法，就连基本的战争常识都非常欠缺。国民党军的素质之差，超出原日军军官们的想象，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长期无法抵御日军攻势，每每艰难对战必定付出惨痛伤亡的原因所在。加之逃台初期，蒋介石政权与美国的关系滑落至低谷，转向日本而不是美国代为训练整编国民党军，也就很容易解释了。

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蒋介石对于日本文化、日本军事的执念式迷恋。日本不仅曾是蒋介石接受军官训练的国家，而且蒋宋婚姻也是在日本促成的，在这里，他得以结识孙文和陈其美等伯乐。《最后的大队：蒋介石与日本军人》书中考证指出，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期间应该没有学到太多东西，连日语也不是很精通，但日式教育、日式生活方式、日式军事训练和政治组织模式，都深刻的影响了他。这些在日后蒋介石主政期间的国民政府都出现了形态上非常接近的复制品。

《最后的大队：蒋介石与日本军人》书中还揭露解释了抗战期间，侵华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战后被南京政府宣判无罪的秘闻。冈村宁次在日本天皇下诏投降后，响应蒋介石的命令，向国民党军而不是八路军投降，赢得了后者的好感。在听闻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演说后，冈村宁次决心配合扶助蒋介石赢得内战胜利，作为回报。正是在蒋介石的直接压力下，素以严厉审判闻名的上海战犯法庭审判长石美瑜判决冈村宁次无罪。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被蒋介石委任为战后日本战犯事务处理专员的曹士澄（还出任过驻日使馆官员），成为蒋介石与冈村宁次密切联系的中间人，最终通过冈村宁次联系到一批军事素养较高的原侵华日军军官，组建了“白团”。

“白团”抵台后，直接采用原侵华日军的动员体系和训练方式，将逃台后士气低落和作战水平低下的国民党军，改编为了一支形态上接近于原侵华日军的军队。“白团”军官更作为直接的军事顾问，帮助国共内战中屡战屡败的常败将军汤恩伯指挥击退了进攻金门的人民解放军。1958年，“白团”军官经过分析判断，指出中国大陆在当时无意大规模进攻台湾地区，炮轰金门是为了避免而不是促成国家分裂。

《最后的大队：蒋介石与日本军人》一书总结指出，原侵华日军军官组成的“白团”帮助蒋介石掌控下的国民党军，从逃台时的散兵变成了后来的正规化军队，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军事防御能力；1950-1970年国民党军体系中成长起来的将校，也多拥有“白团”培训的经历；借助“白团”引进的日本经验，国民党统治台湾的几十年，总体上相对稳定，没有再现过去的派系林立和内乱纷争。在这个意义上，“白团”似乎要比蒋介石过去任校长的黄埔军校更为成功。尽管如此，“白团”的存在，也使得国民党在台湾地区更加不受欢迎，因为被引进的日式动员制度，使得台湾社会的一切资源被用于臆想中的“反攻大陆”，造成了相当的负担。“白团”历史的曝光，更使得蒋介石政权的反人民性、反正义性暴露无遗。